异时空－中华帝国-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A ：C ：F ：G ＝54％：21。5％：24。5％：100％
至此，我们得出最后的数据：从粮食看，因灾造成的减少略大于决策错误的减少，两者之比约为5。4：4。6。这仍然无法说明“三
年经济困难时期”农村出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大量增加的原因，因为还没有考虑到两个重要的特殊情况：
一、高减产、高征购集中在1959…1960年，和大量进口返销粮食的1961年之间有一个时间差。1959年全国因灾减产数量高达378亿
公斤，占三年因灾减产总数的42。5％；而这一年浮夸风仍在盛行，8月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始“反右倾”、继续“大跃进”和追求高指标
，10月中央批准了农业部提出的1959年全国粮食产量争取达到6500亿公斤的报告，使得遭受灾害严重损失的1959年反倒成为建国以来
净征购率最高的一年，高达28％，比1957年多征购180亿公斤，占三年多征购量的44。7％。1960年，净征购率仍高达21。5％（《中国统计
年鉴（1983）》第393页）。这样，产量剧减，征购激增，竭泽而渔，仅滞后半年（征购年度为每年4月至次年4月），1959年底至
1960年底就爆发了农村缺粮危机的高峰。后果极为严重的河南信阳事件即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全国农村平均每人粮食消费量由1957年
的204。5公斤急剧下降到1960年的156公斤、1961年的153。5公斤（国家统计局编：《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人均
每天口粮不足一斤，重灾区只有几两，春荒时期甚至持续断粮。
农村的严重缺粮引起了中央的注意。1960年6月，毛泽东在上海会议的《十年总结》讲话中承认自己犯了追求高指标的错误。11
月3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节约劳动力加
强农业第一线。12月，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关于粮食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提纲》指出了粮食多征购的问题，但其估计仍偏低，认为
“1958、1959两年大约多征购贸易粮200亿斤左右。”（《当代中国的粮食工作》第108页）从1961年开始，国家大量进口、调拨粮食
（1959、1960、1961年调入粮食量分别为…589。8、…169。5、409。4万吨，进口粮食量分别为0。2、6。6、581万吨），向农村返销，净征
购率降为17。5％。但是，已经形成了贻误救灾时机的一年时间差，这不能不主要归咎于1959年8月本应纠“左”，却更加向“左”的庐
山会议“反右倾”和继续发动“大跃进”决策。
二、还应考虑一个重要的因素——1958年起持续至1961年的大办公共食堂，使得农村寅吃卯粮，缺粮危机高度集中在夏粮未下的
次年春季，打击力度大大增加。从理论上和整个三年时期讲，提前消费并没有减少农村的粮食占有状况，但其严重打乱了农民为维持
全年温饱最低水平的平衡分配，使次年春荒人口大大增加，出现长期的缺粮、断粮期，不仅不能保证种子和其他再生产需要，导致次
年继续人为减产因素加大，而且影响到生存。
以1960年农村每人年均消费156公斤（《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计算，平均每天消费0。425公斤，但如果办公
共食堂按每天每人消费0。5公斤，则要出现53天的无粮期，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因为无法统计各地农村人民公社的积蓄粮食数字和因
办公共食堂提前吃光粮食频率，这个因素虽然难以列出数据，但恶性后果是很明显的。
再从另一个角度分析，1959…1961年农村人均年消费粮食量为164公斤，比1957年的204。5公斤下降20％，而同期城镇人口人均消费
粮食量只下降了2。6％（《建国三十年国民经济统计提要》第336页）。即使考虑到1957年农村人均粮食消费量高于城镇4。3％，三年中
农村消费粮食减少的幅度也远大于城镇。这就说明，高征购、办食堂等错误决策对农村的影响极大，而对粮食定量基本有保证的城镇
影响较小。
由此可见，决策错误对1959…1961年农村粮食减少的实际影响，并不仅限于公式（三）的比例。从粮食减产看，自然灾害略大于
决策错误；从一个时期的集中缺粮情况看，决策错误影响远大于自然灾害。可以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决策，使农
村因自然灾害遭受的损失增加了一倍。
这与刘少奇在报告中引述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基本一致的。首先，刘少奇曾说明，“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
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刘少奇选集》第419页）就他调查的湖南来
说，遭受自然灾害的程度在各省份中不算最大。1958…1962年，全国遭灾最严重的10个省份是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山东
、河南、湖北、广东、四川；前三名是山东、河南、安徽（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减灾对
策（总论）》第3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此，受灾列为第13位的湖南，损失受决策错误影响显然是主要原因。其次，本文只
考察了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对农村粮食的影响，没有考察工业等方面的影响。如果加上纯粹因决策错误导致大炼钢铁等的工业损失，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成因，毫无疑问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本文进行繁琐的数字统计和考证，并不是为了简单地重复以前已被提出的判断，而是想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作用的，既有
必然性，又有偶然性。出现两者之一，都足以导致经济困难。如果决策正确，遇到大的自然灾害，也远不应发生如此之大的经济衰退
损失和非正常死亡。但次要原因又是造成严重破坏的原动力，没有“三年自然灾害”，决策失误虽然会导致经济严重递减，但不应是
集中爆炸性的。决策错误在当时的出现，反映了我们认识严重脱离实际的必然结果；而自然灾害的发生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恰好在
我们认识发生严重错误时刻袭击，则有较大的偶然性。
关于自然灾害对三年经济困难的作用，能否用一个简单的比喻：一个人不顾自身体质疲弱奔跑过快，在平地上会摔跟头，头破血
流，但如果前面突然出现一个深坑，恐怕就要摔得肢断骨裂。试想一下，如果1967年、1968年“文革”导致“全面内战”极为混乱的
时期，出现了像1959…1961年那样的持续大自然灾害，经济损失将比“大跃进”时期更不堪设想。所幸的是，“文革”十年中除1972
年是灾年外，其余各年灾情都在中等以下，这也是一种偶然性。再加上毛泽东接受“大跃进”时期的教训，比较注意“备战备荒为人
民”、“广积粮”政策等其他原因，因而使经济建设仍能有一定自然保障。
关于决策错误对三年经济困难的作用，可以说，它决定了困难的程度和损失的大小。既然人类现在还远不能制止自然灾害的爆发
，那么我们只能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总结教训、认识规律上，尽量减少自然灾害的作用。
首先，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去努力提高生产力，增强人类改造、控制自然的能力。对于生产力的三个要素，“
大跃进”时期只强调了人的因素，片面地夸大精神的作用，而且没有强调提高人掌握科学技术的素质；对于提高生产工具水平、认识
自然界灾害作用，则没有予以相应的重视。这个教训是深刻的。正是经过了70年代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80年代以后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迅速提高综合国力，使得国家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大大加强，因此虽然70…80年代我国的自然灾害发生密度大于50年代，呈
不断加剧趋势，却再也没有发生灾难性的后果。
同时，还应看到，人类与自然灾害的斗争是长期的，决不能忽视和松懈。
农田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从1980年开始明显下降，年均值“五五”期间为11。48％，“六五”期间为6。68％
，“七五”期间为3。2％，“这一速度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从没有过的”（国家科委全国重大自然灾害综合研究组编：《中国重大自然
灾害及减灾对策（总论）》第38页，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因而80年代自然灾害对农业增长波动的影响不是在减弱，而是在强化
，90年代连续出现了各种严重自然灾害。“目前，农村水利基础设施仍然十分脆弱：全国还有近2/3的耕地没有灌溉设施，即使有灌
溉设施耕地的抗旱标准也不高，农业整体上还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局面；农田灌排设施老化失修，效益衰减，已严重威胁到农业基础
的稳定。”（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在全国农村水利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1月11日）这个倾向值得重新注意。
其次，必须正确认识生产力状况，采取适应其发展的生产关系，否则将受到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的惩罚。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初级
阶段的生产力状况，推行大大超前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必然要使损失大大超过自然灾害本身造成的损失。三年严重经
济困难时期的灾难，就是客观规律借自然之手对我们的惩罚。这个沉痛的教训值得永远记取。
因此，我们在中**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这一时期的撰写中，应当实事求是地对自然灾害和决策错误之间的关系给予结合说明。
不承认决策错误，完全归结为“天灾”的说法，及否认有“三年自然灾害”，只说明“人祸”因素，甚至直接说“大跃进”饿死若干
万人的说法，都是不全面的。
原载《中**史资料》2000年第4期
以下是另一篇提及的文章，附在一起：
至于大跃进的后果，看党史教材《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是如何介绍的：
最严重的是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主要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中“左”倾错误的一再发展，尤其是高估产高征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劳动
积极性，加上从1959年起，我国农田连续几年遭受大面积自然灾害，农副
产品产量急剧下降。1959年的粮食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实际产量
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而当时却被估计为5400亿斤，认为比庐山会议公
布的“经过核实”（其实还有浮夸）的1958年产量5000亿斤增加8％。由
于估产偏高，当年征购粮食反比上年增加173亿斤，达到1348亿斤，超过
实际产量的1/3。1960年粮食产量进一步降为2870亿斤，比1959年又减少
530亿斤，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水平，油料跌落到
建国时水平。轻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党和人民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困
难。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人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
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猪肉人均消
费量减少70％。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
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
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河南信阳地区，
1960年有九个县死亡率超过100‰，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原本希望快一些
让人民群众过上较好的日子，结果却出现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这是“大跃
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最严重的后果和教训。
“三年自然灾害”的绝密档案
转贴，发表于华声论坛，作者不详
今年，中央政治局经两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令解封。但又严禁公开，只准有限的高干接触这些档案。
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解封
有关建国以来若干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档案的解封，可谓波折多矣。
今年二月、七月，中央政治局二次讨论，对五九年至六二年的档案，下达命令解封。但迟至九月中旬才正式执行解封命令，这是因为中共中央保密委员会虽然收到解封命令，但有诸多清规戒律的限制手续，如规定要专业部门对口，经省委宣传部核准，省政府新闻办、人事部门核准；并规定解封档案材料一律不作新闻、政论、宣传用途；还规定获准审阅解封档案部门、人员要登记备案，还严格限制在厅局级或以上干部，等等。
过往通称“三年自然灾害”的档案资料，县经过整理编辑后，已改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非正常死亡情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粮食、钢年度实际产量情况》。
以下是摘自该档案的原始资料。
一九五九年粮食、钢产量
一九五九年四月、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国务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