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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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年，菱垣回船即在江户及大阪之间举行定期的商运．但是由于海上漂没的损失，效率不高。1694年后，大阪及江户需要海运的间屋各构成“组”，实行包船，并且将漂没损失分摊于组员之间，等于一种海上保险。17世纪，船运载量也由200至400石增至1000石。1772年菱垣回船与其竞争之樽回船（以载酒樽为专长）合并，共有船266艘，并且每年公布其标准的脚费。至此，正规的海上运输已有近于150年的历史。至于“东回航线”之及于荒滨及平泻，“西回航线”通周下关包括北海岸之大部分，则在幕府指导之下，于17世纪后期由河村瑞贤规划而成。此人苦力出身，终成为日本历史上少数运输专家之一。
日本历史上之“元禄时代”（1688－1703）与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期间（1689－1702）大致重叠，期间上述商业组织均已成熟，幕府也铸造金银货币、开采矿产。人民生活程度已有明显增进。可是从进入资本主义的程序上讲，日本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局面。从现代西方的眼光看来，以上的表现无疑是莫大的成功，可是日本没有欧洲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思想体系在精神生活上陪衬物质生活的进展。法制上也没有私人财产权与人身自由同样不能侵犯的观念。更缺乏与西方国家接触的机会，无法体会经济结构之紧凑立即可以增加国家实力。从儒家的观点来看，生活奢侈，则必糜烂。商高于农、僧重于仕也是本末颠倒。有了这样的离奇背景，使其无法看清新体制之来临，只认为是现有组织之腐化及政策之失控，无法以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念完全代替金融经济中法制之不足。而这时候江户最大弱点则是缺乏全面性的对外贸易。专靠幕府大名及其陪臣的消费市场，生产技术无法有突破性的增进，而使发展不能继续。
此后150年，江户幕府治下的日本为政治体制与经济发展拉锯战的时期。大名及侍负债于商人，动摇了封建体制的根本。物价涨跌，也影响一般人民的生活。一意复古的人士，也无从全面推翻商业活动，恢复到理想稳定的社会。另一方面，商业资本虽得势，却没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只能在两个极端中反复。传统历史学家根据儒家思想着笔，通常称“文治”之后又有“恶政”。大概所谓文治总离不开褒扬传统道德，提倡节约，励行财政及通货紧缩，使物价下跌，而恶政通常反是。新时代历史学家对此有一种相反的看法。他们指出：所谓文治并不能解决当前问题；而所谓恶政对日本国民经济的发展可能在长期间尚有裨益。这当中有历史眼光长短之不同，也表示着两种不同的政治哲学。
1769－1786年主持“恶政”的田沼意次，经过很多学者的研究。他的生活与政策，反映着18世纪后期（相当于中国的乾隆年间）的江户幕府状态。田沼并没有放弃传统的重农政策，他也主持开垦新地。不过他的企划注重扩大幕府工商业的收入。在他主持之下，政府控制的矿业大为扩充。他尤其着重铜产的增加，以便连同海味的出产，增强对中国的国际贸易。他发行新银币，大量加铸铜币铁币，促成通货贬值。在他督导之下，株仲间得到政府的承认，只要向幕府交纳年例。田沼也大规模批准商人专利。他希望利用商人的资本，透过幕府，放债于缺乏现款之大名。
田沼的经历表现着“侍”这个社会阶级仍有很大的流动性。他以低级之侍（600石）风云际会成为大名，擢升为老中，取得首相的地位，结果又在政治场合中失败，几乎失掉全部所有。可见江户时代之封建，本身已无从保持一成不变的姿态。田沼政策所及，更显示他在对付城市经济时充满活跃性，已非中国传统经济所可比拟。中国清政府也无从控制幕府所能掌握之财政工具。但是封建体制一日未除，低层机构中各种事物就无法公平而自由地交换。私人财产权也不能有确切的保障。而且私人资本在公众事业之中占有特殊比重，也只是若隐若现，根本缺乏法制之支持。这种长时间的昧旦局面，也是世界历史中之所仅有。
至19世纪，此中矛盾仍然无法消除，城市经济继续发展，只有使幕府和大名的地位更感到困难，以农村及稻米为本位的组织，在财政上无从应付金融经济所掌握的社会。1830年到1843年中国已领受到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的经验，在日本则称“天保时代”。天灾叠出、饥谨流行、不仅乡民暴动，城市间的穷人也在捣毁居奇商人的库房，政府除了镇压之外，也在经济方面寻求对策，首先巩固本身的财政地位，这连串的政策，世称“天保改革”。
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则是天保改革之中，“幕”与“藩”采取的态度截然不同，江户由水野忠邦任“老中首座”，他主持的改革大致不离传统“文治”的风格，例如奖励勤俭、遣返进入城市中之农民、取缔奢侈品及娱乐、强迫降低物价、限制工资、厘定金及铜币之兑换率、执行货币改铸、解散株仲间。由大名作主在各藩颁布的政策，也同称天保改革，则采取比较积极的步骤，有些政策顺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趋势，不和潮流作对，如执行均田、减轻赋税、整理债务、扩充公卖。长州将赋税作较公平的调整，将藩之债务作长期借款的安排。水户将某些专卖改由藩之会所经营，萨摩广植甘蔗，以砂糖库存为保证，发行票据，得以买卖借垫，藩债则改为250年之无利债款，另筹储备金付息。结果因其政策不合时宜，组织也缺乏灵活弹性，而致“幕”之改革缺乏成效。各藩之改革则大抵成功。经过此番改革，日本之中央政府更为软弱，“雄藩抬头”。政治体系之需要改组更为迫切。
以上的发展容易引起读者揣想，要是没有外界的压力，日本前途如何？是否再产生长期的内战，有如16世纪织田与丰臣出现之前，最后产生一个与城市经济互为表里的军政府？或者像中国一样，从农民之间出现一个明太祖式的领导人物，将国民经济的组织向后推，以适应他的政治体系？这样的猜想虽有趣，却不是研究历史的正途。当日事实之发展，是中国鸦片战争的失败给日本有识之士一个很大的教训。所谓雄藩已在提倡“富国强兵”。而且佩里（modore Matthew Perry）要求开国之前，英法舰队已开至琉球，荷舰已入长崎。北面则早在田沼意次时代，已提议与俄国通商。世界历史的发展已要求日本历史与西洋文化汇合。
将明治维新讲成马克思式阶级斗争，是日本史学历来争辩的题目。本书无意在意识形态中揣测，只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构成资本主义体制之原则，如资金流通、经理雇用和支持企业带服务性质之因素，都已大致俱在。而且城市经济的继续发展有利于将以上原则更具体化，使整个国家能在数目字上管理。此时最大之缺陷，即是缺乏一种法律上的系统，合理地支持此种组织与运动。幕府既不愿放弃本身存在之价值，也无力作180度大转变，则将天皇推拥出来主持这样的组织与运动，不失为一种理想的解决方案。皇室过去无权无势，反能因之不受羁绊，符合新体制之需要。何况天皇也有蛰伏的威信。（“天皇”本为唐朝皇帝的尊号，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即称天皇天后。）所以即称“王政复古”，“明治维新”，或者“尊王攘夷”，同有促成这样转变的功效。
明治维新可以算作日本进入资本主义的转捩点，因为流动性之私人财产权由此更日趋巩固。
我们今日追叙100多年前明治时代改革之成功，诚是将历史简化，把一个艰苦的局面易化。1860年及1870年间，维新志士应付的问题，是要取消占全国人口6％之特权阶级的特权，包括他们自己本身在内，废除200多个地方政权，放弃传统习惯，创造一个现代化、中央集权的体制。而工作尚未开始，新国家已受外强不平等条约之束缚。日本除了煤及铜之外，又缺乏工业原料，以致开国后对外贸易产生巨额入超。上文一再提及的财阀也并非自始即拥有雄厚财力，能立即应付新政府之需要。三井在德川末期已濒于破产，其冒险参加倒幕运动，有孤注一掷的情势。三菱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维新前夕才在土佐开始露面。所以日本之进入资本主义体制，并非财阀挟持政府，而系政府竭力扶植私人资本。新政府不愿意接受外间的投资，于是只有加紧对农村的索取。一时农民负担之重，引起若干历史家强调，他们所付的土地税供应了政府的国家资本；他们所付的地租，又供应了企业家的私人资本。
我们所谓日本较容易地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乃是与别的国家比较，其历史背景内已有很多因素有利于此种体制之展开。即使其功用不一定能与新时代之需要衔合，其组织上之一般原则仍能迁就适用。即农村能承受“原始累积资本”之负担，也系维新紧接着长时间的封建体制，一般农民同样地被威逼，并不觉得上端的改头换面对他们的生活应当产生剧烈变化。甚至外界的压力也发生了积极的作用。不平等条约无非关税不能自主，和治外法权的羁绊。在企图脱离这些束缚的时候，日本只有竭心尽力地使民法和刑法现代化，因此更加速接受了西方的法律观念和法庭程序。以这些新制度之组织，加诸传统的习惯与纪律，于是明治维新在历史上造成奇迹。
日本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也是外间军国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之日。新体制因外界压力而诞生，自此无法避免强度的功利主义和国家主义影响。很多当事人看不清历史上的因果关系，总以为明治维新的成就出于领导人物的行止优越与道德高尚。况且资本主义的效率也容易与日本人传统的长处相混糅。所以不少人物总以为以日本的领导能力加诸近邻各国，不难造成共存共荣的局面。这也就是大东亚主义和大东亚共荣圈种种设想动机之所在。因此从长远来看，江户开户、明治维新、甲午中日战争以迄太平洋战事，都有密切关系。
德国—；—；国家主义支持资本主义，还是新资本支撑国家？
欧洲的民族国家每个历史背景不同，符合着“各有千秋”的概说。当中最奇特之处，无逾日耳曼民族和新兴德国之关系。此二者既非两位一体，又不能分割。虽然互相重叠，可是又不能首尾一致。历史上之日耳曼民族由东向西南迁徙，在意大利则成伦巴底人（Lombards），在法国则为诺曼（Normans）及勃艮第（Burgandians）人，在英国则称盎格鲁萨克逊人（Anglo－saxons）。此外瑞典、挪威、丹麦、荷兰的土著也算日耳曼民族。这些在德国以外之人民，各自树立了他们个别的民族性格，事实显然不在话下。可是迄至1871年，留居在今日德国的道地日耳曼人既操德语，又在历史上长期地表现了他们显著的民族性格，并且在文学哲学音乐与艺术各方面树立了他们的专长，却尚没有自己的国家。在地理上提到德国，说的人和听的人都不难臆度其大概境域之所在。可是要画一条确切的国界，则在东西南北都有困难。而且神圣罗马帝国之存在，增加了此中混淆，这帝国之皇帝名义上由德国境内重要之王子主教选举上任。实际上除了一次例外，亘四个世纪全由哈布斯堡家以遗传方式蝉联王位。哈布斯堡为奥地利王室。本来奥地利人也是道地耳曼人，也算道地德国人，而哈布斯堡王室经常与外国王室联姻，自己倒带上了外国色彩。被他们视为家产的领域跨地极广，包含着不同的民族，也牵涉到不少的国家。因之神圣罗马帝国也摊上了若干国际性格。
如此古怪的局面终在1871年打破。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即德国皇帝位，幕后全由俾斯麦操纵主持，他在1864年一战而胜丹麦，自此北方疆域成定局。1866年第二战胜奥地利，“大德国”的观念被推翻，奥匈帝国跨地过广，成分过于复杂，自此被摈弃于藩篱之外。“小德国”以普鲁士为盟主，因之南方疆界也成定局。东部的国界则已在瓜分波兰时成定局。因此待俾斯麦之第三战于1870年打败拿破仑三世，获得阿尔萨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才又将西部的疆界划分妥当。统一的工作在10年之内完成。俾斯麦的外交手段曲折圆滑，军事行动则靠事前准备周到，到头爽快利落，诚为19世纪之奇人。伊藤博文和李鸿章都拜见访问过他，希望从“铁血宰相”的口头之间获得若干兴邦的秘诀。今日之教学欧洲史者一律犹盛道此人满腹经纶、眼光远大、手段谲辣，才能成此奇事。
可是过去100多年来历史所增加之纵深，使我们产生不同的看法。第二帝国（即威廉之德国，有别于神圣罗马帝国之第一帝国及希特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