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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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庖澹╠enotation）。比如说17世纪英国为立宪君主制、两党政治和内阁制度都在光荣革命前后产生，也与以上所述有密切的关系，却不能一并归纳于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贩卖人口是初期存积资本的方式之一，既实行于威尼斯与荷兰，也为英国所采用（英国以the Asiento的名义有向南美洲输入奴隶的专利）。可是今日我们即不能随便将奴隶之买卖牵扯过去。以上国家都曾将国家权力授与开拓殖民地之私人资本和它们的经纪人。荷兰与英国授与海外公司的专利权，是因为这些公司不仅自备战舰，也在各处筑有炮台，如何处置这类问题，也待斟酌。
将各种条件综合融和之后，我建议给资本主义以下的定义：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这样一个定义，已经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联成一气。其中各种因素相连结而发展到最高潮时，势必又涉及宗教。在我看来，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制维持，因为如此一个庞大的机构不可能凭空存在。英国国王与清教徒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双方即开始争夺立法权。如果说资本主义纯粹是一种民间的组织，与政治无关，就忽视了历史发展之程序。所以我也相信研究资本主义必先从每一国界内着手。
有些学者注重资本家的生产方式。他们认为资本家首先进入制造，次又垄断制造，自外放分工办法开始设置工厂。本章一字未提，却已替这程序安摆上了一段历史的背景。也就是说，这不过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后果之一。有些作家过度重视劳工出卖劳动力，实在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其中较极端的，甚至认为凡人一被人雇佣即为被剥削，即为受凌辱。带现实性的历史家无从对如此的绝对平等观念关说。
从中国历史看来，雇用劳工从未在经济史上产生划时代的后果。在这里我也更要申明：历史家铺陈往事，注重将已经发生的事体带着因果关系敷说，间常提到将来的趋势。他不能放弃这项主要的任务，而沉湎于他自己认为应当发生却在历史上从未发生之事物，或甚至从这应当的一个观念将主题牵扯到现实之外。
还有些学者注重资本主义的精神，我认为这不过是构成资本主义的因素之一。本章已约略提及，现在不妨再重复的解说一次。所谓资本主义的精神，可以说是凝集于两个思想上的重点，两者也是互为关联。一为成功，一为赌博与冒险（参照第二章注。前者可以从清教徒的态度看出。他们认为人类不因丰功伟业而得救，但得救者必有功业。克伦威尔在第一次英荷战役之后，对荷兰的议和使者说：“你们诉诸上天，现在神已经给你们不利的判断。”如此将一个商业战争的成果归因于上天，可见经济上的经营也必带着宗教式之虔诚，因此力量庞大。凡是资本主义之展开，首先必有赌博与冒险性质，这东西在克伦威尔之弑君表现无遗。中世纪以来欧洲之君权神授说是一种强有力的信仰。很多人相信国王是神在人世间的经纪。他的决心，表现着神之旨意。所以后来查理一世虽战败而坚决不接受立宪君主制，克伦威尔觉得只能以弑君这办法打开僵局，这行动带着极大的冒险性格。对英国而言，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赌博。克伦威尔纵无意提倡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在英国潜在的因素却因这个环境突破而发扬。一个海上的国家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场合中既已将神权推翻，并且将朝代国家的性格革除，她还靠什么作她存在之理由（raison d’etre）？岂不只有在经济上发展，在内加紧商业性质的组织，在外增强国际贸易，开拓殖民地？17世纪前期因为经济组织缺乏条理，失业者多，有些人以为英国人口业已过剩。17世纪后半期局势打开，其追求经济合理性的动量只有继续加强。于是“政治自由和宗教自由开始和通商保护政策发生联系”（详上注＇53＇）。当初国王强迫向人民借款，最后则资本家自动要求作为国家之债权人。这一串事迹，也都汇集于上述提议的定义之内。
只是国家既进入资本家时代，资本家则为国家之主人，一切以他们为本位。贩卖人口还只是此间不仁不义的事件之一，此外还有以救济穷困的名目，揽截着失业的小民禁闭窄室，强迫工作，处之如罪犯（英国自伊莉莎白朝的法律，规定每一教区有救济境内穷人的义务）。幼童每天工作10多小时以上，有的在煤坑里拖煤。法律上只有最高工资的上限规定，没有最低工资的保障。工人集会讨论他们的福利，即触犯刑法。保护私人财产做到如此程度，偷窃一两件零星的物品即可以判死刑，妇女幼童亦无可幸免，而加之以绞吊。这些事实，都因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之经济体系而产生，也都出现于英国，也都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已经详载于书刊，至今摘录于一般大学教科书内，无庸详加释注。我们又岂能在提及资本主义，将之忽略不提？
我们不能为资本主义掩饰，也用不着替资本主义辩护。只是从一个历史家的眼光看来，这些事迹既产生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也揭举暴露于资本主义社会之书刊。但最后，将如此不仁不义的行动革除，仍是由资本主义的政府执行。这只表现我们在定义中所说私人资本在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其目的在扩充国民资本而已。倘非如此，这种组织与制度即不能在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之条件下存在。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能够亘世纪的存在，端在它能在发育成长时，及时更正本身之错误。要是我们不承认这种事实，则只好说资本主义自始至终代表一种卖贵买贱狭窄的利己主义，因此它已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前发展到最高度。可是很少历史家愿意接受如此一种说法。
从英国17世纪的历史看来，因为清教运动的关系，资本主义之发展牵涉到一个良心（conscience）上的主题。过去什么是“合于良心”（conscionable），只有国王能作最后决定，这也就是特权法庭理论上的根据。经过弑君、复辟与光荣革命之后，习惯法庭广泛接受了一个平衡的原则。起先是否合于良心的观念，至此代之以是否公平（equitable）的考虑。一个绝对的道德问题，可以蜕变而为相对的技术因素。在我看来，这社会素质上的进化，超过其他一切特征。
第五章 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
第五章 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之形成
从以上各章节来看，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展开时，人文因素势必经过一段剧烈的变化，然后过去农业社会管制的方式才能代以新型商业管制的方式。换句话说，这也就是全国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自此内部各种因素大体受金融操纵。
有了这些例证，我们在赋予资本主义的定义（第四章）之外，仍可以回顾以前（第一章）所作的假说，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演进的必有条件，列举于下：
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它要存在于一个国家，务必做到资金广泛的流通，经理人才不分畛域的雇用，和技术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讯、保险、律师的聘用等）全盘活用。既打开如是局面，则信用之通行必受法制保障，然后所有权和雇佣才能结成一张大网，而且越编越大，终至民间的社会经济体系与国家互为表里。
这样的一种看法，包括着一个“整体”的观念，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它能在一个国家内畅行而且成为不可改变（irreversible），乃是由于得到司法权的承认，其下层机构里各种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
实际的发展固然如此，思想理论的形成则未必如此。读者务必领略历史上很多大事超过当时人的人身经验，不可能由时人将全局看清，预为筹谋，构成蓝图然后依计划完成。大部分的时候，是个人仅面对局部产生的问题，因时就势，顺水推舟。只到局势明朗化，才由后人以局外的眼光推断前人之作为，在历史上连缀而成一种庞大的组织与运动。资本主义之形成，绵延持续，在每一个国家内之展开，甚且跨越世纪，又与其他人文因素错综重叠，如此更不容易预先构成一种思想的体系。
所以，探究资本主义思想系统之构成，只能从当时人的文字中寻觅各种原始观念，将它们结联补缀而成。我建议本章从以下的方针着手：
（一）将重点放在17世纪的英国。17世纪英国是西欧最重要国家之一。它已经有了很好的农业基础（为当时威尼斯所无），并有全国性的法制系统（为荷兰共和国所无），因此它进入资本主义的体制，造成一个原型（prototype），此后给其他国家的影响至为深长。即是在侧面造成思想上的根据，也以英国作家最为活跃。不论内战前后或是散发政治传单，或是著作专论，他们的文字都与时局有关。当日并没有被认为是推行资本主义的根据。可是连缀起来，则痕迹显然，可见得这种历史上的组织及运动之称为资本主义者，是有思想界的支持，而且前人领导后人，后人又扩充前人的见解，一脉相承。所以本章以17世纪英国思想界的文字当作主流，以便和这国家的行动配合，但并不摈斥其他言论，其有重要性者仍摘要录入。
（二）将18世纪及以后的理论另行列入，不与主题混淆。根据事实分析，英国在光荣革命前后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详上第四章）。支持这种组织与运动的思想也已成熟，在人身方面可以以洛克为代表，这是本章之主题。18世纪以降的评论出于资本主义已成熟之后，如亚当·；斯密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强调自由放任政策之重要，抨击英国当日对殖民地的处置。马克思揭露产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所留劣迹，又用唯物辩证法重新评判资本主义，已经属于上述主题之外。又因20世纪之初社会学被重视，更引来韦伯及宋巴特等引用新方法检阅资本主义。虽说以上各人的见解可能使我们对资本主义产生与前不同的看法，但他们仅为评议者而非创造者及推进者，这当中有很大的区别。至于东西冷战之后，西方国家内产生了一些维护资本主义的言论，本书开卷时业已提及，以后还要在结论时检讨，更不属于本章之范围。
（三）站在技术的立场将17世纪以前的资料照时间的程序安排，并着重三个阶段。大凡资本主义社会之产生，必先创造一个国家的高层结构和社会上新的低层结构，次之则要重建或改组当中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实际推行资本主义之组织及运动时，其程序不一定如此。谈理论的各种文字也有出入，可是它们对以上三个题目分别发挥的趋向，却极为明显。我们也要注意这三个阶段，作为我们分析检讨之凭藉。
马基雅弗利和《君王论》
在上述前提下，我们提到历史上的资本主义，不能不先自16世纪初佛罗伦萨的作者马基雅弗利说起。此人著书立说时，西欧尚未完全脱离中世纪的色彩，马丁·；路德还未展开宗教改革的运动，如果我们径说马基雅弗利是资本主义的开山老祖，不免贻笑大方。但他在文艺复兴进入高潮时强调唯物论，并且在他的名著《君王论》（The Prince）中以譬喻法，再三指出一个国家的首脑有维护属下人民安全的义务，而人民所注重的安全无非身家性命财产，则他的用意已与上述在新旧交替之际重创高层结构的宗旨相符合。只是这样的一个高层结构的造成，又要维护人民之生命财产，其所产生的社会形象，不可能是16世纪初期人士包括马基雅弗利所能预料。
我们有了今日的历史眼光，则可以看出此高层结构对外独立，对内保障自由（liberty），更经过一段长时间之演进，不可能与日后之代议政治及资本主义无关。
从历史上来看，马基雅弗利是一个惹是生非的人物，批评他的人认为他公开的提倡政治上阴险毒辣不顾天良。现代社会里有一种说法，叫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end justifies means），也可以谓由马基雅弗利开其先河。
马基雅弗利生于1469年，当日的意大利正“四分五裂”。西北角为威尼斯及其大陆之领域，正北为米兰，中西部为佛罗伦萨，横跨中央将半岛截为南北两部则教皇之领域。更南为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the Two Sicilies），包括西西里岛，也包括意大利半岛之南部。但是这五个单位仍未将意大利分割至尽，每一单位内仍有许多小单位。由于政局不稳定，所以常引起德（由神圣罗马帝国出名）、法、西各国及瑞士之雇佣军侵入参与内战，人民深受荼毒。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