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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往事不忍成历史 作者:阎明-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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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克农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劳成疾,有很严重的肺心疾,多次发作。中央担心他的身体不能支持,1951年11月决定派伍修权去接替他的工作,同去的还有外交部美澳司司长柯柏年。原因很简单,中央认为,让一个和美国人打过交道的人去谈判,柯柏年具备这个条件。

    在去开城途中却险象环生。当时正处在“绞杀战”期间,制空权基本上在美国人手中。美国飞机整天侦察投弹扫射,白天根本没法行动,只能利用夜色掩护开进。为了不被美国夜航飞机发现,所有的车辆都不准开灯,只能摸黑慢慢开。越接近前线,道路越难走,来望的车辆也越多,许多军车司机把车开得又快又猛。当柯柏年等人的吉普车正摸黑紧张行驶时,突然发现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迎面扑来。定睛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是一辆军用大卡车!就在两车相撞的一瞬间,小车司机把车头向右猛拐,大家只觉得身下一颠,吉普车腾空而起。就在车体反扣的一刹那,几个人一起甩了出来。那股力量不小,要是摔在石头或树干上,不粉身碎骨也得头破血流。可巧得很,几个人扑通扑通几声竟被抛在一个大水坑里。爬出来一看,谁也没受伤,只是弄脏了新做的制服。大家一起动手,把扣过来的车子翻了过来,一试车,竟然一点没坏,真是喜出望外,急忙爬上汽车向目的地前进。

    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朝鲜战争打打停停,中美谈判断断续续。我方代表根据战局的发展,建议党中央要注意我们党内和兄弟党(苏联、朝鲜)对战争流露出盲目乐观、迅速求胜的错误思想。提醒党中央要清醒地看到,经过五次战役后,我军身心疲惫,战线过长,没有海空军队的掩护,如一味南下,很难扩大战果,甚至还会导致美军二次仁川登陆的恶果。这些意见引起了党中央和斯大林的高度重视,对朝鲜战局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有了充分认识。1953年7月,交战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反右不利,被调离大使岗位 “文革”初期没受保护


    1954年柯柏年被任命为驻罗马尼亚大使。在任期间,参与了中美大使级会议,达成两国平民回国协议。1955年至1965年从美国返回中国的科学家有130多人,其中包括为我国“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钱学森等著名科学家。柯柏年还曾陪同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

    1958年,国内在搞“大跃进”,对外宣传口的浮夸宣传引起了许多国际友好人士的质疑,如“亩产几十万斤;钢铁产量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等。认为这种不切实际的做法会损害中国人民的形象。柯柏年认为这些意见是善意的,如实向国内做了报告,还谈了自己的看法,抨击了国内的浮夸风。

    这原本是大使职责范围内的事,意见本身也是对的。然而当时极“左”思潮已在国内形势气候,上述意见被认为是反对“大跃进”。另外,也有人向外交部打“小报告”,说柯柏年在使馆内领导反右派斗争不力,于是被调回国。

    1959年,柯柏年被任外交部所属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这一任命本是对他的降职使用!然而这位书生气十足的外交官却很高兴。他多次对人说:“在研究所工作四年是愉快的。到底是研究机关,有时间看书,学术空气浓。我听到很多对国际问题的不同意见,在外交部是听不到的。”

    50年代,柯柏年对中苏、中美关系就有很独到见解,这些见解有一些看起来还与当时中央的宣传相悖。他认为,中苏关系交恶始于中苏“蜜月”期。还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就曾多次提出了侵犯中国主权的要求,但没能得逞。又从经济上打压中国。例如:当时卢布对人民币比价,官价是1:10,市场价是1:4。我国在与前苏联贸易中却一直用官价交易,这种明显带有大国沙文主义的霸道做法,使中国吃了大亏。但那时西方封锁我们,我们是哑巴吃黄连,处境极无奈。

    柯柏年认为,中美关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要让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性,这样两国在建交前可以通过民间渠道做很多事情;第二步,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尽快把蒋介石赶出联合国。

    文化大革命时期,外部日常工作仍由陈毅、姬鹏飞、乔冠华主持。他们保护了近90名大使,只有十多名大使不在保护之列,当时任丹麦大使的柯柏年不在保护之列,因为柯柏年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

    受难大使们平时扫厕所,并随时听从召唤,接受批判斗争。柯柏年不认罪,也不按照造反派要求说违心话,因此受到更多人身侮辱。一次,柯柏年挨批斗回家,颇为得意地对孩子们讲,他们(指造反派)说我是王光美的“死党”。我对他们说,我是王光美的入党介绍人,王光美是我的“死党”才对呀!

    1968年,周总理指名查问柯柏年的下落,十多名受难大使才被全部解放出来,但外交部并未安排他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柯柏年也没闲着,看书、听唱片、解数字题、装半导体话匣子,他将赋闲生活安排得其乐融融。

    柯柏年看书十分博杂,除了线装古书《四部丛刊》、《四库全书》、淅刻《九通》、《二十四史》(这些都是1949年进城在琉璃厂购得)外,马列著作、文学、历史、考古、科技、数字、音乐,甚至无线电都是他喜欢的读物。柯柏年还有一个习惯,无论看什么书,经常有感而发在边边角角加批注。所以他看过的书往往布满了朱色和黑色的涂鸦。直到1973年,柯柏年才出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文革”结果后,柯柏年改任外交部顾问。他翻译了周总理生前交办的澳大利亚作家麦克思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英文译稿的审定工作,并被中国翻译工作协会聘为顾问。

    1978年,就外交战线拨乱反正的问题,柯柏年提了几条建议。其中有两条建议十分尖锐,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这两条建议是:一、“文革”以来一直在宣传中国是一个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国家,认为借债耻辱。其实,稍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需要借债以维持经济工作的正常运行。因此,应将“无债光荣,有债可耻”的旧观念转变为“有债正常,借债合理”的新观念,当然还要量力而行。在当时,柯柏年能提出这条意见是需要有经济学知识的。二、中国是个穷国,但对外援助却十分慷慨,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往往因受援国的一句承诺或赞誉,成千上亿美元的外援,我们一分钱的回报都不要,这是“打肿脸充胖子”。

    反观西方富国,对外援助吝啬得很。对于中国的无私援助,受援助国并不“感恩戴德”。当他们需要反华时,说翻脸就翻脸。他举了几个亚、非、欧国家的例子。

    以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为例,中国政府1954年就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助,“文革”时期援助达到了最高点。1978年中阿关系交恶,中国被迫停止了全部对阿援助。

    在此期间,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100多亿人民币,阿尔巴尼亚成为中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高的国家。阿尔巴尼亚总人口才200万,平均每人达4000元。

    这一时期,中国陆续遭受三年自然灾害,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四人帮”肆虐以及唐山大地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风吹雨打。中国专家看了,必痛得直掉眼泪。当中方人员提醒阿方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尔巴尼亚人员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我国援助阿尔巴尼亚建成的化肥厂,年产20万吨,平均每亩地达400公斤,远远超过我国农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数量。而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过了阿尔巴尼亚国防需要。霍查曾毫不掩饰地说:“凡是你们有的,我们都要有。”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问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谢胡却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

    在此期间,阿国与我们也有少量的交换。在我们援建的纺织厂,他们用从埃及进口的棉花制成成衣硬卖给我们。下一次水,成人装便缩成了童装。他们生产的钻石牌香烟,连霍查自己都不抽(上海卷烟厂给他专门做烟),这种烟在我国1毛2分一盒,笔者曾抽过,一股生烟叶子味道!

    就是这样,霍查还不满意,他白天对我们谈友好,夜里写日记却大骂中国。特别是中美建交后,阿尔巴尼亚对中国的指责由影射到公开,大骂中国人和赫鲁晓夫一样坏!

    在亚洲,为了支援抗美前线的兄弟,中国人民几乎倾其所有。一些没有装备部队的试验用车,参加完天安门阅兵便直接从丰台火车站装车运往越南抗美前线。回过头来,他们竟将枪炮对准了我们。

    鉴于多年事实,柯柏年建议大幅度削减对外援助金额。他的这两条建议均被党中央采纳了。

    柯柏年离开我们近20年了。纵观老人的一生,他为人耿直、秉性刚烈,不随俗、不媚上,表里一致,敢于直言相谏。在政治上,他一贯独立思考;在学术上,他学风严谨,一丝不苟。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晚辈可以受用终身的精神财富。




虽九死,犹未悔

    ——一个真实的红军欧阳启旭


    有人说;回顾是为了缅怀。就我个人的情感和喜好;我更愿意从回顾中去追求一种感动;去品味人的内在品质。当好友孙照蒂来电话说:“写写我岳父吧;他的一生不寻常。”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走进协和医院高干病房;见到久病的欧阳老人;疾病已将他折磨得不成样子:瘦骨嶙峋;支枕而坐;说话明显气力不足。人们很难想象;眼前这位曾任协和医院院长、医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兼临床医学研究所所长的瘦弱老人;参军前不曾念过一天书;13岁便追随父亲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两次负伤;九死一生;几乎亲历了共和国的所有战争。革命战争使他见证了我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并将他培养成为著名的野战外科专家。



                            为寻父亲 参加红军 


    欧阳启旭1919年7月9日出生在四川省广元市旺苍县白水乡卢家坝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中靠父亲租种地主几亩薄田和到矿山背矿维持生活。

    1932年中国工农红军红四方面军在蒋介石“围剿”部队重压之下;不能在鄂豫皖地区立足;即突破敌人包围圈;经鄂北、豫西南;到四川北部建立了川北根据地。

    红军来到欧阳的家乡;带领百姓斗地主、分田地、闹翻身;穷苦人顿感扬眉吐气。欧阳的父亲欧隆浩受进步思想影响;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被大家推选为村长和赤卫队长。那时红军每到一地;为壮大实力都要进行“扩红”。卢家坝的赤卫队集体组建了一个红军连队;由欧阳的父亲任连长;编入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战斗序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川北地区是非常普遍的。

    自从父亲随红军走后;家里的生活没有了依靠;日子过得很艰难。母亲养活不了兄弟俩;便让他和哥哥去自谋生路。欧阳小小年纪就去背矿、打柴、扯猪草、上山放牛;日子苦不堪言。由于受父亲影响;欧阳萌生了参加红军的念头。他的想法很简单:红军是穷苦人的队伍;当红军能找到父亲;当红军有饭吃。

    1933年3月的一天;欧阳在山上放牛;遇见一支红军队伍开过;他将牛拴在树上;与同伴打了个招呼;就跟上了这支队伍;走了10多公里来到一个叫快活岭的小镇子上。部队开饭了;他就站在旁边看;实在饿极了;就跑到部队伙房门口蹲着。这时一个50多岁的红军老炊事员问他是哪里人;来干什么?欧阳说:“我想参加红军!”老炊事员给他盛了碗米饭说:“孩子;你太小;吃完饭回家去吧。”

    吃饱肚子欧阳更不走了。晚上部队出发了;他悄悄地跟在后面;半夜部队在一个村子宿营;欧阳也靠在一户老乡家的门上睡着了。清晨老乡一开门;他被摔到屋里去;着实把老乡吓了一跳。这时他清醒过来;四下一看;哪里还有红军的踪影!按照老乡指点的方向他又追了下去;就这样;13岁的欧阳终于找到了红军参加了队伍。

    参军后;欧阳被分到红四方面军73师217团2营6连当战士。由于年龄太小;被分配给师首长当勤务员;每天做些打扫卫生、帮伙房买菜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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