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祖访羊山-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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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家坡出发，经西口、龙洞川等，向云镇古道沟哥哥的二叔赵善强家投靠。干粮吃完了，到路边的人家要点剩菜剩饭，天黑了就随便找个地方栖身。过河时，她把哥哥先背过河，放在被子上，叫他不要乱动，又走过河对岸扶着曾祖母淌着齐膝的水走过来。一双小脚的母亲，就这样不知过了多少河，也记不清走了多少天，后来到达云镇古道沟。这个沟里，住着赵善堂的弟弟赵善强一家。母亲和哥哥被安排在一个偏屋居住下来，母亲还是为别人做针线活挣点工钱度日。
寄人篱下的日子，使刚强的母亲又产生了回干沟赵家梁的想法，数月后，母亲又背着哥哥，拉着曾祖母回到了她结婚时那两间吊楼草屋。
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耿振文，1910年3月24日（农历2月14日），生于陕西长安白鹿塬北桑村，祖辈是关中农民，他的爷爷在鲸鱼沟岸割草被回民造反队杀害，他父亲三十岁时因吸大烟离家出走，撇下我的曾祖母、祖母、父亲及两个姑姑。一家人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民国十八年（1929年），关中大旱，颗粒无收。仅有的九分地和两间破厦子房是祖传家业，无论如何养活不了这一家人。无耐之下，父亲领着我的祖母及大姑从关中的白鹿塬离家，沿路乞讨到终南山。在一个叫梦家台的山沟里，半坡住着一家姓李的，李家有一个跛子，取不到媳妇，祖母答应把大姑嫁给李跛子，这样，一家三口就在梦家台落了脚。我的曾祖母后来饿死在白鹿塬家中，数天以后，临居才发现她倒在水缸旁。
大姑嫁给李跛子后，生了一个儿子叫“喜”，喜先天智力不好，喜出世不到两岁，李跛子就死了，后来大姑回到关中，又嫁给了白鹿塬北方村一个姓封的地主做二房。又生了一男一女。就是这个“喜”，与大姑相依为命，一直陪伴着大姑活到七十多岁，大姑死后七天，她也死了。
奶奶在终南山梦家台定居后，父亲开始给人挑脚，背东西到山外来卖，后来他自己做起了生易，从卖头绳、火柴到卖布匹。摇着一个搏朗鼓，走村串户，沿村叫卖。后来到了干沟一带，茅坪逢集赶茅坪，西口逢集赶西口，有时也到熨斗、山羊、郧西、四峡口卖货。父亲在陕南做生易，物美价廉，公平交易，为人亲和正直，是镇安东乡有名的好货郎，大家都亲切称他“耿货郎”。
母亲对封建家族的反叛和自由恋爱
母亲住晏家坡核桃树坪吊楼子，正在大路边，父亲卖货时常从那里过身，有时也到母亲家里歇脚。这样时间长了赵家就七嘴八舌地说母亲坏话。赵家在干沟是有权势的家族，特别是赵开春，凭着自己权势横行乡里，他不许母亲改嫁，改嫁也由他说了算，他想把母亲卖出去，自己收钱。母亲看透了他的用心，坚决反对他的控制。母亲说：“我的事，我做主，不要你们管我的事。”这声音，在那个封建社会，那个封建家族里，是一种呐喊，是一种反叛，是一种对新生活的追求，是一次婚姻自由的革命。
自那以后，母亲父亲的交往越来越多，他们相识相爱，心心相印，在家族指责谩骂、抄家，众人议论不解中，他们冲破层层枷锁，走到了一起，成为中国三十年代婚姻自由的先行者，成为中国小脚女人冲坡封建礼制的典范。
父亲和母亲自由结合后，赵家一度闹得厉害，扬言要把母亲处死，由于父亲当时为人正直，感动了当地有权势和有名望的毛全翙和毛全福，由他们出面说服赵开春和赵氏家族，承认她们的自由婚姻。不久我的母亲怀了二哥。
母亲父亲结合后，赵开春仍不罢休，又在大哥赵教文的归属上做文章，他说“赵教文是赵家人。”硬是从母亲的怀里抢走了哥哥，送到了云镇古道沟赵善强家里。哥哥到了古道沟，8岁开始给一个叫申光明的家里放了一年牛，后来又给曹述元放了两年牛。每年挣两匹布，全交给了叔叔赵善强。放牛时别人下雨向家里跑，哥哥下雨时向山上跑去赶牛，那时每天放牛还要背一挎篮猪草或者干柴，如果不背回东西，就给哥哥吃冷饭。小小年纪无鞋穿，上山时赤着脚。脚上长了厚厚茧子，连毛栗壳踩上去都不知道痛。
1938年11月26日，赵开春从母亲的怀里抢走了大哥赵教文，当时正直母亲怀二哥临产，母亲顾不得自己的身体，满含热泪撵着大哥；大声哭叫着；向北羊山痛诉着这骨肉的离别。由于过度悲伤，回来的路上，在距吊楼子家里还有半里的地方；在一个大石旁生下了二哥，后来我的父亲从西口赶集回来，碰到母亲生了孩子，就把孩子用布一包，放在筐子里挑着，拉着母亲回到核桃树坪吊楼子家里。
泰山庙前的瓦屋
母亲生二哥坐月子时，父亲才租了泰山庙所属的两间瓦屋。
泰山庙，位于干沟中部，坐东向西，有大殿、二殿，南北侧殿。大殿里塑有玉皇大帝，诸位尊神。院落有古柏，整个庙宇修建在用青石砌成的一丈多高的石坎上，周围柏树成荫。土改前，当时西口的学生以破除迷信为由，拆除了神像，这儿改成干沟乡公所。后来又改成干沟小学。
我家租住的两间瓦房，就在当时泰山庙左前方百余米处，属泰山庙房产，座西南，面东北，依山而建。后面是北羊山的主峰。瓦屋右下砍有水井，左上坡不远处有天坑。门前有两块较大的平地，平地里的直角小路通向泰山庙。正对泰山庙的是一个石坎砌成戏台子。
1941年6月2日，我在那两间瓦屋出世，在那里渡过了七岁童年。1944年4月5日，我的四弟耿兴彦在这里降生，1946年我的妹妹金凤（大名耿兴芳）也在这儿出生。
在泰山庙瓦屋居住，是我父亲和母亲新生活的转折，是在干沟诸户中兴起的又一户兴旺人家。父亲货郎担的生易越来越好，后来从关中接来了我父亲的二叔耿廷奎。二爷一辈子未婚，记得他对我们兄弟很喜爱，我们常被他举在肩上到处玩耍。
岩屋洞
岩屋洞在干沟口下面，蒿壇子东面山岩上，高出河道三十余米，是一个进身二十余米的山洞。
2005年4月11日。陕西省文联党组书记胡万成同志陪我到干沟，参观了水峡风景村后，在毛浓丹家吃饭，毛浓丹的母亲说浓丹的继父徐唐成曾经说过，我的父母曾经住过岩屋洞，发现这个新线索后，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难道我是从岩屋洞走来，这白毛女住的地方，我父母也住过？但根据当时我母亲前夫被杀，我父亲逃荒陕南遇到母亲的苦难经历，我认为大有可能。在无依无靠，他们都在穷困撂倒的情况下，相依相爱，很有可能被赵家赶出住在这里。
送走胡万城书记，4月12日我又返回甘沟，在当地调查了81岁的吴周吉、86岁的樊月金，据他们说我父母没有在岩屋洞住过，第三天下午，我又同儿时同学毛仪恋、毛仪鸳前往三十余里外的毛家沟、水峡调查，据说，肯定有姓耿的在岩屋洞住过。说是叫耿廷碌。这时我慌然大悟，那些年代，跟我父亲到干沟作生意的有白鹿塬我们村上的耿胡陆，（大名耿廷碌），如果他在那里住过，我父亲就是住的次数不多，时间不长，肯定也在那里住过。因为那里是货郎作生意去四峡口必经之路，洞在路旁山岩三十米处，路也好走，当地人躲反常成群结队在那洞里居住，那个不用掏钱的“宾馆”，住一住不是也挺好吗？
带着崇敬的心情，2005年4月14日，由当地书画艺术家毛浓丹陪同，我探访了岩屋洞。
岩屋洞，喀斯特地貌形成的溶洞，洞口用大石砌墙，洞宽约8米，深约20余米，高约十几米，成牛角状，里小外大，洞的左侧和正前有1。5米高的石台，上面平整，像一个弧形的圆炕，能睡十几个人，右面靠岩壁处，是生火做饭的地方。顶上溶洞的钟乳石倒挂，千奇百怪。站在洞内，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现住北京的我，父辈曾住此洞，曾在猿人住的环境里创家立业。曾在这儿把我托向高处，送往峰端。望着这洞，我心酸了，落泪了，父亲啊父亲，你奔波一生，怎么把这样的苦难曾未讲给我听。
我站在洞内，久久不愿离去，这儿曾住过的先民，这儿曾住过的父辈，我记着你们人生坎坷的路，记着你们创业的艰辛。
在洞口，我看到了水峡居民的新居，看到了镇安的变化，看到了古都西安的兴盛，看到了北京奥运村旁我居住的高楼耸立。看到了二十一世纪一个崭新的世界。
偶遇奶妈
在北羊山甘沟的采访中，遇到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妇。花白的头发下，映射着一幅略代红润的脸膛。眼睛很显然模糊不清了。
她从两间瓦屋的高坎上下来，似乎对我很熟：“你是丛娃吧！你是丛娃吧”。我的小名叫丛林，母亲和当地老人为了好叫，都叫我丛娃。“你上一次回来，我就要去看你，但我去时，说你已经走了，我好失悔啊（后悔的意思）。”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向母亲见到儿子一样。
不一会，旁边的一位老人对我说：“你小时，她还给你喂过奶。”
我大吃一惊，真有此事吗？我旁边的几位儿时好友解释说：“这是真的，那时你一岁多，他的大儿子刚刚出世不久，那时你妈身体不好，奶不够吃，你又很瘦，你妈就抱着你到她怀里吃奶。”
我算了一下，她比我只大17，那么说，她17岁就有了孩子。这在今天看来不可思义，但在那个时代，又算不了什么新鲜事。
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有病，我又是个依恋母亲的孩子，总想吃奶。为了给我断奶，母亲把我送到外婆家，我曾叼着外婆那干痹的奶吃个不停。
母亲50年前离开这里，未曾提及，1996年去世，无法对证。今天看来，甘沟的乡亲们都这样说，那应该是真的。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用母乳曾哺育我的这位老人。我理当报恩。
我扶着她，走向她的家里。她淘淘不绝地问着我家的情况，问着我父母的情况……。
我为老人拍了标准照片，并与她合影留念。临走时，我给他留了一些钱，她无论如何不要。她说：“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一面，我就很高兴了。”我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给我喂过奶，你是奶娘，我这只是表达一点心意，但恩是报答不完的。”说后她留了下来。
临走那天，我去向她告别，她已在路边的田地里点种玉米，我看着她那饱受苍桑的神态，粗糙的双手，八十多岁了，还在为生活操劳，不仅一阵心酸。我握着她的手，祝福她多保重身体，有时间我还会来看她。
我放开了她那粗糙的双手，向远方迈步。她在向我招手，我几次回过头去，向她挥手告别。
再见了！曾用年轻乳汁哺育过我的深山奶妈。
再见了！北羊山名叫刘初礼的老人。
土地
土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属私有制，中国的少数人，占有着中国的大量土地。因而中国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深得人心。
土地，在旧社会，是祖业，是家产，是穷富之分的界限，是一家人的命根子。有了地就有了一切，没有地就得受剥削压迫，就得当佃农，当长工。祖祖辈辈就得受穷。因而那时，中国人为拥有自己的土地而奋斗一生。
我的祖父，在长安白鹿塬，只有九分地和三间“半边盖”的厦子房。传给我父亲的就这点家产。九分地那时要养曾祖母、祖母、爷爷、二爷、父亲和两个姑姑，是不可能的。因而父亲自民国十八年逃荒，研肩磨担，靠着一双肩膀，一根扁担，为我家在关中白鹿塬买了十八亩地，在陕南甘沟买了半边山坡。
白鹿塬的十八亩地，是他经过近15年的奋斗，用一块一块攒起来的现大洋购得的。
他在关中购地时，已是1949年至1952年的事了，记得1953年，我父亲已在关中买了一头牛，准备弃商从农，过一过“十八亩地一头牛，老婆娃娃热炕头”的日子。记得那时有地三块：一块在南岸湾，在北桑村的东南面，东西走向，很长很长，宽度也不过六、七米。还有一块在八里坟，在村的正南面一个土坎上，方方正的。还有一块在村官路南面的土壕上。
为了这十八亩地，父亲奋斗了半生。到1956年合作化以前，我们家每年卖购粮，交公粮已经是用大车拉了，那几年，可以说我家真正过了几年丰衣走食的日子。但好景不长，父亲解放后买的地，土改时定成份还定成了一个中农。五、六年后又拉牛交农具参加了农业合作社。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之后，大锅饭吃着，但日子每况於下，农民越来越苦。
陕南北年山干沟兰草凹的那块山地，我只知道上齐猪头石，下至河道，东至山梁分水岭，西至小河沟。总共有多少亩，说不清，反正是沟沟砍砍的乱石窝，下边有几块较大的慢坡地。
那一面山坡地，是父亲用60匹布，从一个叫冯万忠的手里买的。听说冯万忠欠别人的钱，等着用钱，就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