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时空之大中华-第3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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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普遍登记是强制实行的，但在此以前，没有这样做。不久后（1938年12月21日），安德森宣布，为了使小房屋的居民免受炸弹的气浪和弹片以及断垣碎砖的伤害，政府将提供钢板制成的简易掩蔽物。这时，有很多人热烈要求政府提供深入地下的防空洞以容纳大量避难的人，并保护他们免受直接击中的大型炸弹的伤害。但是安德森宁愿继续采取“分散”的政策，只提供家庭中的部分掩蔽物。而不搞“集中的”大型公共防空洞——很显然，部分原因是修建深入地下的防空洞需要时间，而时间已经未不及了。
1939年3月24日公布的民防法案标志着民防准备工作有了一个显著的进展，它包含着一笔二千五百万英镑的经费开支。这一法案授权地方当局可以自由进入私人住所执行防空工作，并征用土地修建防空洞。它责成雇主必须为工人提供防护设施，并有关于公司新建筑物结构上的预警设施和防空掩蔽室的规定。它规定了伪装和灯火管制的事项，为疏散妇孺到安全地方做了安排，并从应付大规模的、频繁的空袭方面考虑，对空袭预警系统的各种问题一一作了处理。1938年，虽然疏散工作在原则上作了规划，但到危机降临时，还没有制订出具体的措施。第一个实际可行的疏散人口计划，仅适用于在校儿童，但是后来的几个计划内包括了学龄儿童的母亲、孕妇、老人和残废者。所有这几类人的疏散，完全是自愿的。
到1939年8月1日，安德森已可以报告说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所需要的二百万防空工作人员中，一百九十万男女人员己进行登记。虽然有些人是领取报酬的，但其中许多人是全天义务工作。订购了大约二百五十万个庭园钢板防空掩体，已经交付使用的约一百万个。这些防空设施可以使易受袭击地区的将近六百万人得到保护。不过在辅助消防队和救护人员这些重要部门中，人力仍感缺乏。
慕尼黑危机发生时，法国的民防工作甚至比英国的还要落后。不过，这两个国家在防空方法上采取的方针是不同的。首先，在提供防毒面具方面，1938年9月英国这样做是当时唯一的一项受人欢迎的措施。而在法国却遭到许多挫折；部分原因是，一般人对其成效抱怀疑态度，另外，是因为公众领取防毒面具时必须付钱，除非是赤贫的人。1938年3月决定制造一千万只防毒面具，每年收少量租金，租给居民使用。但是这一计划，由于另有其他紧急需要，就中途流产了。1938年底，当法国迫切需要筹款从国外购买战斗机时，就又决定这笔款项主要在“消极防御”项下开支。
在1938年12月5日的一次常设国防委员会的会议上，委员们权衡了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的利弊得失。甘末林说，有八亿二千万法郎是专供消极防御之用的，而且大部分措施只是为了博取舆论的同情。于是达拉第接着说，防毒面具没有用处，英国制造了大量的防毒面具，只不过给人以得到了保护的幻觉而已。他认为，另一方面，对付爆炸力极强的炸弹的某些措施，倒是切实可行的。最后，决定把消极防御的预算削减五千万法郎。除此之外，这同法国人的性格和看法也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防空工作决不会得到民众很大的支持。然而，第行使他的特权，公布了一大批法令时，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增加补充防空专门人员，增加为发展防空事业而征用私人产业的权力。
法国在防空掩蔽所问题上的政策是，对一定比例的“重要”人士提供全面的保护，甚至保护其不受直接命中的轰炸的伤害；对另一部分“重要”居民提供局部的保护，如加固的地下室等；最后，把所有其余的居民从巴黎疏散出去。的确，政府要求所有那些战时工作上不需要的人都自愿疏散出去。为此，政府提供了专门的运输工具。
德国人似乎并未有过疏散柏林人口的计划——只有疏散边境地区和城市人口的计划。至于防空掩蔽场所，他们赞成在大型公共防空洞中提供最大空间、但只提供局部保护的原则。因为戈林曾保证过柏林决不会遭轰炸，再要他支持更加积极的措施是困难的。
慕尼黑危机期间，英国防空部队方面的不足几乎和它的空袭预警系统的缺陷一样严重。第二年虽在这一方面有所进展，但改进的计划订得雄心太大，使得人们对它产生过高的要求，最后在人员和物质方面的实际增长就很可能会令人失望。在慕尼黑危机前就已经宣布过，本土军的两个防空师将增加到五个，虽然大家也知道要立即实现这个决定，希望是很小的。然后在1939年3月霍尔…贝利沙宣布，高炮连的实力将增加一倍左右，五个防空师将扩充到七个，防空部队将具有一支充分成长的军队的地位。然而，尽管如此，已经建立的五个师还很不完备，还不能立即投入战斗。
至于高射炮，1938年9月时只有大约一百门是用来保卫伦敦的，用来保卫全国的，可能也只不过比这个数目再增加一倍多一点而已。这些高射炮中只有极小部分是现代化的…七英寸型号的，这在当时是被看作最基本的一种武器。1938年11月3日，霍尔…贝利沙在议会宣称，到1939年年中，…七英寸口径的高炮可以完全满足需要，一种四点五英寸口径的已开始生产。然后在1939年1月，他说在一个月之内伦敦将能得到它的…七英寸口径高炮战时编制数额的全部。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伦敦将完全由…七英寸口径高炮来防卫，实际上很大一部分的装备将仍然是过时的三英寸口径高炮。
1939年2月，英国批准了一项规划，它是道丁空军上将1937年的“理想方案”的一个发展。它把英国的防务加强到有重型高炮一千二百六十四门，探照灯四千七百二十八座。但是据1939年3月1日的估计，将只有五百七十门重型高炮和一千九百五十座探照灯可供使用，换句话说就是，仍然只达到两年前理想方案规定的要求数量的一半。即使到了战争爆发时，情况也没有真正好转，因为英国把它的一部分最好的装备运往法国以保护英国远征军去了。丘吉尔，作为海军大臣，特别提到了保卫海军港口所急需的高射炮的“令人痛心的缺乏”，特别是…七英寸口径的和博福斯式高射炮。甚至在1940年4月，当挪威战役使得英国更加需要高射炮的支援时，仍有许多炮兵连完全没有这种武器装备。
象英国一样，法国的防空经费长期不足，因而物质设备缺乏。正象在英国…七英寸口径炮和后来的四点五英寸口径炮总是可望而不可及一样，法国两种最好的高射炮——二十五毫米和九十毫米的，直到战争前夕，或甚至更晚些，才开始大量生产。确实，里翁审判（1942年2月28日）的起诉书断言，战争爆发时，法国只有一百门单炮管高射炮和二百六十九门外国造的高射炮。在慕尼黑危机以前很久，德国就已经拥有大量现代化的防空设施，其规模远不是英国1939年2月批准的规划所能希望获得的。1938年5月丘吉尔曾提请议会注意，“德国公布的关于高射炮部队的进展情况——单单三十个高炮团，每团十二个机动高炮连，就总共有一千二百到一千三百门高炮；此外还有设置在固定阵地上的三千门以上高炮”。在间接提到仍然占英国残缺武器库中的大部分的旧式三英寸口径高炮时，他还加了这么一句：“它们全部都是现代化的炮，不是1915年的炮，而都是1933年以后制造的。”
1939年8月21日晚上，英国政府和世界各国同时从柏林德国通讯社的宣布中获悉，签订一项德苏互不侵犯公约的谈判已经结束，里宾特洛甫将于23日飞往莫斯科在条约上签字。与此消息同时来自柏林和巴黎的报告说，大批德**队在柏林郊外集结，并于21日和22日向波兰边界方向——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移动。22日，伦敦立即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随后在当晚发表了一项公报，声称已作出三项重要决定：第一，内阁在注意到所报道的德苏互不侵犯公约之后，“毫不犹豫地决定，这样一件事绝不会影响它对波兰承担的义务，这种义务它已经一再公开表明并决心要予以履行”。其次，它决定在24日召开议会（议会这时正值夏季休会）。第三，它颁布了各种有关部分动员和国内防御的措施。然而，公报也着重指出，尽管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政府相信在波德争执中并没有非使用武力不可的理由，也不是不可能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它的。
必须设法使欧洲中立国家的舆论消除疑虑。外交部向驻巴尔干半岛、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外交使团发了一份通报，着重指出这在那些国家中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对法国和英国领导的和平阵线的一个“沉重打击”，而事实上它并未影响英国政府的政策，尤其是有关波兰的政策。（英国驻柏林大使的看法是，德国已“把一切赌注都押在目前这一公约宣布后所产生的直接的和心理的效果上了”。四天后法国政府的看法是，“罗马和德国很失望”；事实上，德苏协定并没有能破坏和平阵线。）
英国重申要援助波兰，事实上得到了各自治领的一致表示赞成。澳大利亚总理保证他的国家将与英国政府一起，“在它防止战争疯狂的崇高努力中”充分合作。新西兰的政府和反对党意见完全一致。加拿大也是同样如此；这里的舆论坚决支持英国。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也包括说法语的加拿大人地区。他们的看法是，苏联和德国的进一步联合，其结果必将威胁到“基督教世界中天主教徒最集中的国家之一”的波兰，这是他们最不喜欢的事情。
英国的谈判人员仍然逗留在莫斯科，但英国不得不接受现实。这是“苏维埃政府方面的背信行为”，俄国被认为“正在从欧洲撤退”——波兰报纸也是这样看法。（亨德森25日写信给哈利法克斯说，“我真想知道，德国同斯大林做成的真正交易是什么。我不能相信，后者真会只接受一项互不侵犯条约，而不附有一些交换条件。”）俄国作为一个可能的同盟国的资格立即被勾销了。非常自然，英国**是一个例外。它的中央委员会在8月22日发表了一项声明，欢迎德苏协定的签订，认为这是“和平与社会主义的胜利”，并极力主张签订一项英苏公约，以作为和平阵线的基础。
英国政府除了澄清其对波兰的立场外，还决定由首相给德国总理写一封私人信。写这样一封信的建议，最初是亨德森大约在六个星期之前向哈利法克斯提出的，8月18日，这位大使又重新提出了这一建议。他强调这应该是一封“秘密的和私人的信”，由一名使者（他自己或别人）直接交给希特勒——因为亨德森相信，公开地接近希特勒的日子已成过去；恐吓是可以打的最后一张牌了。哈利法克斯在8月19日给张伯伦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个建议。最后在22日同意派亨德森立刻亲自将信送交给希特勒。
22日夜间9时，大使接到指示和信件原文，立即设法安排与希特勒会晤。但是这位总理是在贝希特斯加登。在这同一天，即22日，他已经同他的参谋长们举行了一次会议，向他们解释了他决定在8月底以前（在这次会议上暂定于26日）进攻波兰的政治上和战略上的理由。亨德森不能马上见到希特勒，就试图同魏茨泽克接触，但他正在坦贝尔霍夫机场为里宾特洛甫去莫斯科送行。亨德森就对海威尔（统帅部的负责外交部和总理之间联系的联络官）讲了，海威尔是“同情的和乐意帮助的”。后来在当天夜里终于见到了魏茨泽克。后者要大使等里宾特洛甫回柏林后再说。但亨德森明确地告诉他，他得到的指示是毫不迟延地立即亲自把信交给总理。最后终于安排好，亨德森在第二天，即23日上午9时半乘飞机去贝希特斯加登。
于是，大使由魏茨泽克和海威尔陪同飞往萨尔茨堡，再从那里乘汽车去贝希特斯加登。下午1时过后不久，他在那里拜会了希特勒。那两位官员也都在场。会见后，亨德森在给驻柏林的英国大使馆打去的一次电话中说，希特勒仍“抱着一种毫不妥协、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态度”。随后，他在当天（回到柏林后）给哈利法克斯写的关于这次会见的报告中说，希特勒在谈到波兰人以及英国对他们的支持时，使用的语言是“粗暴而又夸张的”。希特勒说，去年英国怂恿捷克人敌视德国，现在又煽动波兰人采取毫无道理的行动，交给他们“空白支票”。亨德森“坚定地遵守”给他的指示，反复警告希特勒说，“德国采取直接行动就是意味着战争”。但是希特勒对此的回答是，“他并不想要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