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4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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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是一个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追求的革命党，抗战后获得合法地位，极须扩大自己的力量，尤其是争取知识分子参加到中共的抗日和革命的行列。对干部进行政治和思想训练在江西时期就是中共的传统，到达陕北后，原先的一些干部学校相继恢复，但成员基本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七七”事变后，大批知识分子涌入延安，扩大干部教育就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干部教育系统在根据地三大教育系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它和社会教育系统及一般国民教育系统有着巨大的差别。首先，接受教育的多数人已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也是共产党员，他们在根据地的各类学校不是学习一般的文化知识，而是接受思想训练和思想改造；其次，他们是“公家人”，没有私人财产，在革命队伍中过着集体主义的“供给制”的生活。
30年代后期、40年代初期去过延安访问的各类人士，到了延安后都会对一种现象感到新奇，这就是在延安这块不大的地方拥有众多的学校，这些学校有：
1．培训中共高中级干部的中央党校；
2．培养中共理论人才的马列学院；
3．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女子大学；
4．培养青年干部的陕北公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
5．培养文艺干部的鲁艺；
6．培养地方干部的行政学院；
7．培养军队干部的抗大、军政学院；
8．培养民族干部的民族学院；
9，培养新文字干部的新文字干部学校。
此外，还有一些专业性的干部学校：炮兵学校、卫生学校、通讯机要学校、自然科学院以及培养保卫干部的西北公学等。另外，还有由中共参加领导，由日本共产党领袖野坂参三（冈野进）负责的，培养日本反战士兵的日本工农学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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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然会提出疑问：办这么多的学校，都需要有学生，可是延安哪儿来这么多的学生？但事实上当时在小小的延安城确实涌进了一大批青年，总数高达两三万人，这就牵出另一个话题，此一阶段国民党也在积极执战，国内政治较为开明，为什么有如此多的青年人，不去大后方而要来到条件极为艰苦的延安？很重要的原因是，那些从山南海北奔赴延安的青年是受到30年代左翼文化的影响，他们相信，延安不仅抗战，在那里还摆脱了政治压迫和经济上的不平等，他们去延安是为了“干革命”，去寻求生活的真正的意义。
20世纪30年代的中共左翼文化已在相当的程度上占据了国统区的意识空间，从生活书店1935年的《全国总书目》中可以看到，这一年全国各出版社出版的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是32本，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论著是23本，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著23本，有关计划经济和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论著19本，而有关国民党历史的出版物是8本，三民主义的出版物只有13本①，这类书在三四十年代，主要还是依靠像叶青这样过去的共产党员来写。叶青的论著具有教条化的浓厚色彩，很不通俗，影响力很有限。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国的左翼文化已成为世界性的“红色的三十年代”在东方的突出现象，就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左翼话语已改变了一部分知识青年的意识。在许多左翼文化人看来，在国统区的生活不是生活，那种生活压抑、庸俗、空虚、无聊，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在延安的生活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
和世俗化的、贫富对立的武汉、重庆、西安相比，延安提供了一个革命乌托邦的所有迷人的魅力，那儿有革命、激情、青春、战斗，还有集体主义、理想主义、斯巴达式的律己主义。延安就是这样一个近在眼前、触手可及的“太阳城”，许多青年相信，在这个“中国的西北角”，人与人的关系建立在以革命为中心的平等的基础上，而“我们的革命队伍”就是一个充满革命同志爱的共同体。
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延安，是一个典型的革命社会，也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充满着意识形态符号的地理空间。在那些奔赴延安的左翼青年的心目中，延安的那些自然景观，都会被赋予一种丰富的意象，宝塔山，延河水，农民戴的白羊肚的那个毛巾，秧歌，纺车，都被赋予了一种思想的含义，从而成为某种鼓动性的符号。延安的中心话语就是革命，抗战被包容于革命之中，革命成为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最重要的灵魂。特别是在延安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所奉行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当时的革命者有着巨大的意义。具有平等意味的共产生活方式，是和大后方的、和重庆的那种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完全对立的，军事共产主义体制对金钱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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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平心编：《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年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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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拒，使它具有巨大的政治上的动员作用和精神上的感召和凝聚能力。
这么多的青年人一下涌入延安，虽然都是革命青年，但在中共看来，他们离革命的要求尚有很大的距离，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虽然可贵，但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这种热情能否持久下去，还是一个问题，所以办学校成为一个很好的选择，在这种革命的学校中，不仅可以对青年进行思想训练，使之符合革命的要求，而且可以把这些人数众多的青年安置下来。
根据地干部教育的主题是学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共的方针政策，1941年前中共的宣传教育工作由洛甫主持，中央还设有干部教育部，那时，领袖崇拜还没有最后形成，从毛泽东开始，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陈云、朱德、邓发等中共领袖经常去那些干部学校作大报告，除了毛泽东被称为“毛主席”，其他人都被称为“同志”，像“王明同志”、“恩来同志”、“洛甫同志”。
1937年到1940年，在延安和其他根据地是思想领域的一个过渡时期，是从江西时期到典范性的延安时期的过渡。在这个时期，在延安的思想空间里存在着一种多样性，一个是“五四”的话语，包括“五四”以后的启蒙主义、平民主义的叙述，它还在流传。第二种话语是俄式马克思主义话语，从江西时期延续下来的那个布尔什维克等等。第三个就是毛泽东的强势的新话语已经登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话语有三种，甚至更多一点的话语在那儿重合，有讨论，有争辩，或者说在革命的框架下存在着一种多样性，出现了一种生动活泼的气氛，主题就是革命、抗战和共产主义。人们在这儿学习和工作，期待着未来，期待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
在延安的知识分子中，甚至有一种非常国际化的视野和世界观。在远离欧洲的延安小城，成千上万的青年人在关心着西班牙保卫共和的战斗，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组织的几十位中国同志甚至参加了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战斗①。在那个年代，延安的各类学校的学生都传唱着《保卫黄河》和《延安颂》，《黄河大合唱》吸取了西洋颂歌的元素和形式，表达出一种磅礴的崇高感、远景感和对新文明的憧憬感，极大地鼓舞着延安的知识分子。
从根据地的干部学校，从各种报刊宣传品，传播着一种革命的新话语，大家说着同一种语言，有着大致相同的价值观，在自己的话语范围内，是同志，是战友，就像毛泽东所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着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在同一话语中，人们互相激励，互相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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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倪慧如、邹宁远：《橄榄桂冠的召唤：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台北：人间出版社2001年版，第4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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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知识分子渴望成为以革命为唯一志业的“有机化知识分子”（“组织化的知识分子”），这使得他们成为毛泽东话语的最热烈的听众。“五四”遗产的一部分：爱国主义、平民主义、劳工神圣、社会改造，运用文艺改造社会、改造人性和民族性等等，与毛泽东的新话语有着精神上的密切的联系性，革命、改造、斗争、爱国主义，这些都和延安知识分子相一致。
但是，延安知识分子和毛泽东的新话语也有相抵牾的一面：“五四”遗产的一部分——自由主义、“健全的个人主义”、社会批评、知识分子的“启蒙”作用又与革命的“一元化”的要求以及“工农至上”的“新文化”存在着矛盾。一些延安知识分子看不惯农民的“原始狡猾的性格”①，也有知识分子以理想化的革命道德标准来批评现实中的不完美现象，于是有了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等针砭时弊的作品，从而使他们迅速成为党的思想斗争的对象。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宏大的革命话语系统，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结合了起来。毛泽东的有关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新论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角色和自我认知，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自我定位是相信自己是社会的中心。毛泽东也改变了“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的自我体认，“五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肩负“启蒙”和社会批评的责任，毛泽东教育他们，真正应该接受“教育”和“启蒙”的正是知识分子自己，工农则是知识分子的“老师”，正确的立场和态度应是“和工农相结合”，实现“工农化”、“大众化”，而不是“化大众”。毛泽东将知识分子引以为重要的对社会的批评，转变为要求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评”。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根据地的知识分子获得了新的身份认同：一方面，他们是革命者，是战士，是毛泽东的新话语的宣传者，在革命的队伍中，他们担负着鼓动群众的重要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带有旧阶级和旧意识的烙印，思想需要不断改造的群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归属感。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全国宣传、文化、教育领域的领导者，又开始“教育、改造”原国统区的“旧知识分子”。
二、把爱国主义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相结合的社会教育和国民教育
和侧重思想训练和思想改造的干部教育不同，根据地的社会教育的主题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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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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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动员和社会改革。中共占据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在历史上多数是地瘠民贫、教育落后的边远山区，据边区主席林伯渠1939年1月的报告，在1936年以前边区150万人口中识字人数仅占全体人员的1％，某些县，如华池县，识字率仅占两百分之一①，妇女几乎都是文盲，缠足现象非常严重。近代以来沿海地区已渐次展开的社会教育，在陕甘宁边区绝无仅有。
中共中央入驻陕北后，首先面临的是与国民党军的战事，一时无从顾及教育问题，当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边区的行政系统才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随之教育和社会改良的措施才迅速推开。社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对民众进行爱国动员，重点是废止缠足和推动扫除文盲。
废止缠足是近代中国社会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随着20世纪初新式教育的确立，从清末以来就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推广，但是在西北和广大农村，缠足现象仍然普遍存在。
1937年7月19日，也就是“七？七”事变的12天后，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根据周恩来、博古、刘少奇、邓发、李富春、邓小平等13人的建议，发布禁止妇女缠足的决议，宣布：“自禁以后，如有定要缠的或不许放的，政府必处罚其父母或丈夫。”②
中共运用其擅长的用组织和宣传的手段，来推行废止缠足的活动，其手法十分类似于长征前夕的“扩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