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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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台湾方面与孙科的接触，双方确定孙科以参加纪念国父诞辰100周年活动为由返台。1965年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台湾方面根据中国传统以虚年而定），蒋介石有意隆重纪念，以显示国民党政权之“道统”的合法性，也需利用孙科的国父哲嗣身份，来壮大自己的声威。1964年由台湾出资的在美组织“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推举孙科担任董事长，孙科前往华盛顿参加年会，来往机票及餐宿费用均由该会负责。从这时起，孙科与台湾官方机构建立起联系。孙科既有意返台，蒋介石也有心欢迎。1965年10月29日，孙科搭机从美返台，在台北松山机场受到蒋经国及2000余人的欢迎，场面之盛大令孙科不禁涕下。

　　　　孙科结束流亡生涯，投奔蒋介石统治下的台湾，首要之务即在于重新调整与蒋介石的关系。孙科抵达台湾的第二天，在蒋经国陪同下，专程从台北乘专机前往高雄蒋介石的官邸拜谒。两人自1949年广州分手，16年后在台湾相逢，过往旧事已如昨日云烟，史载孙、蒋会面，“相见甚欢”，蒋介石设午餐招待孙科，饭后并邀同车到外面游览风景，蒋并亲送孙科回左营军校寓所。蒋介石并将自己曾住过的阳明山第一宾馆交孙科及其家属居住，该住所系日式平房，花木扶疏，清静幽雅，孙科在台一直居住于此。

　　　　孙科既蒙蒋介石礼邀，当投桃报李。一周后，孙科在台北举行的“华侨救国总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典礼上发表返台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表态全力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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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声称要“在总统英明领导下，反攻大陆，消灭伪共，重新建立统一之中华民国”。又半月，孙科在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大会上再度吹捧蒋介石，攻击中国共产党。

　　　　孙科返台后在重大场合表明了支持蒋介石的政治立场，被蒋介石一一看在眼里。1965年12月20日，蒋介石正式聘孙科为“总统府资政”，此职虽为闲职，但毕竟结束了孙科返台后一个多月的闲散人的身份。1966年9月1日，蒋介石正式提名孙科为“考试院”院长。从此，孙科又名列党国要人之列，只是“考试院”院长毕竟没有大陆时代的立法院院长那般风光，蒋介石以“考试院”院长这个半闲职慰劳孙科，对于年高76岁的孙科而言，已是心满意足了。



　　　　重返政坛


　　　　返台后孙科除了投靠蒋介石已再无其他选择，大陆时代少许追随孙科的老人早已改换门庭，现今大多挂个闲职，在政治上无任何影响。孙科在大陆时一度寄予希望的美国，也早已把他遗忘，在蒋氏父子严密控制下的台湾，孙科以一衰老之躯，欲发挥“余热”，只能一切视蒋介石的眼色行事。1966年10月30日为蒋介石寿辰，孙科特作文《总统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为蒋介石祝寿，颂扬蒋介石“继承国父的遗志，完成不竟的事业”，“以中国文化为基础，其事母孝，对国父忠，于国家民族则显露出其大智大仁大勇的德行”。以后凡蒋介石寿辰，孙科皆作文祝寿，若仅从其祝寿文观之，历史上孙、蒋矛盾冲突之事似乎从来就没发生过。

　　　　孙科晚年在台湾的另一主要活动是参与推行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活动”。1966年夏，中国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运动，红卫兵在“左”的路线影响下，大肆毁坏文物、古籍，迫害知识分子，其暴行举世震惊。与大陆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下的台湾当局对此迅速作出反应。1966年11月12日正值孙中山诞辰101周年，位于台北阳明山中山楼的中华文化堂也于此日落成，蒋介石出席仪式，并宣读纪念文，并与同日定准孙科等所提“定国父诞辰日为中华文化复兴节”，由此正式拉开了“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大幕。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具有比较复杂的性质，一方面，它表现出孙科等人对中共及其意识形态的强烈对立，但在另一方面，也显示彼等对恢复保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的关心与责任。

　　　　从1966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的推行始至去世，孙科发表了大量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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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他对复兴中华文化的理念，孙科的看法可作一简单的公式概括之，这就是“中华文化，中华民国，中国国民党三位一体”。

　　　　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台湾出现了一股“阐释”三民主义与中国文化关系的“文章热”，孙科、陈立夫、陶希圣、梁寒操、马树礼等人，或长篇，或短论，论述“固有的优秀文化，主要就是这一部三民主义”这句现存的结论。

　　　　在孙科等的主持下和推动下，在全台湾普遍设立了推行“文化复兴运动”的机构，并在总会下设置各种专门性委员会，台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单位也整理翻译出版了大量的古籍，受到读者普遍的欢迎。

　　　　孙科晚年另外一项主要活动就是督促、协调台湾文官考试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孙科在担任“考试院”院长期间，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有关公务人员考试、任用、俸给、考绩等法令及施行细则，这类法令计有：1967年实行的《分类职位公务人员考试法》、《分类职任公务人员任用法》、《后备军人转任公职考试比叙条例》，1969年颁布的《聘用人员聘用条件》、《派用人员派用条例》、《政务官退职酬劳金给予条例》等等。这些法令及条规对台湾行政机构人事制度的规范化、法制化起了促进作用。

　　　　1969年8月，孙科应韩国邀请参加韩国国庆纪念，在韩国访问了10余天，并被韩国中央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同年12月末，奉派参加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就职典礼。这是孙科返台后，以台湾“官方”身份出访的仅有的两次。1970年4月，孙科应当年就读的母校——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邀请，前往旧金山参加母校建校102周年纪念活动，并被校方选为外籍优秀毕业生的代表，接受了加州大学颁授的哈斯国际奖。在接受颁奖后，孙科重游美国旧地，对嬉皮士运动蔓延青年间深感不安和不解，他以所见的美国嬉皮青年的某些反叛行为的表象，认定这场运动具有“复古”的形状。

　　　　1970年孙科已届80，又是他返台定居再任公职的第5年。10月17日为孙科与其夫人陈淑英八秩双寿日，王云五等发起筹备孙哲生博士学术基金以为祝寿，包括蒋介石夫妇在内的台湾政要2000余人亲往孙科住所祝贺，宾客络绎不绝。台湾60多个团体并为孙科发起祝寿晚会，假中山堂“光复厅”举行，场面之热闹，为孙科晚年生活中最富色彩的一幕。

　　　　进入70年代后，孙科继续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讲，配合蒋氏父子在台湾推行的各项政策。1971年10月28日，孙科主持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临时会议，就台湾国民党政权被驱逐出联合国一事作出两项决定。孙科在开幕词中大谈“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表示要坚定“殷忧启圣”、“多难兴邦”的决心，与蒋介石保持完全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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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2月5日，孙科邀台湾国民党“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到其住宅，将一大包文件郑重转交黄。孙科对黄季陆解释，这包文件是不久前从香港带来的孙中山生前给他的家书、手令等真迹。孙科说，他要有一个交代，请黄代为整理，全部送“国史馆”保存，以了其多年的一桩心愿。经黄季陆细心加以整理，孙科转交的这包文件具有五类：


　　　　1．孙中山手令遗墨共25件。

　　　　2．孙中山致外国友人英文信6件。

　　　　3．中山先生手绘民生主义图说1件。

　　　　4．孙中山先生致孙科家书4封。

　　　　5．孙科与各方函电一束。


　　　　1973年3月，孙科最后一次参加公开活动，是日为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及台湾植树节，孙科亲到台北中山公园，手植一株连翘树，此后即闭门静养。8月23日，孙科因胃部不适前往台北荣民总院治疗，住院一天后返家。8月26日清晨，突感胸痛，呼吸困难，再住入荣民总院，经医生诊断为急性心肌梗死并发心脏衰竭，至9月13日，病逝于合北荣民总院，是年83岁。

　　　　孙科逝世时，蒋经国等政耍也在场。蒋经国等并亲自参加孙科遗体移至灵堂的活动。次日，蒋介石特颁治丧令，称孙科“为革命元勋，器量恢宏，才识远大，力行三民主义，学术造诣渊深”。蒋介石夫妇并合送黄色菊花缀成十字架一座以致挽，蒋并特派严家淦、蒋经国等主持治丧。1973年9月29日，台湾当局为孙科举行了隆重的主祭大会，除蒋介石夫妇未到场外．台湾全部政要自严家淦、蒋经国以下数千人参加了治丧典礼。一年后，1974年6月l日，孙科灵枢从台北殡仪馆移至阳明山双重溪墓园。人土为安，孙科实现了他叶落归根的愿望，孙利作为一个曾经显赫一时、活跃于中国现代历史数十年的政治人物，从此结束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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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　①



　　　　
　　　　我的发言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谈，对艺术，我是门外汉。我就从近年来学界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化的反思来谈，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因为中国80年代的新艺术就是从那儿派生、裂变而来的。我今天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是学界对左翼文化的批评性反思；二是，谈谈我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化的认识。

　　　　目前国内学界对左翼文化批评和反思都是结合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以及革命、改造、建设的背景来谈的，有些看法是非常尖锐的。例如有的学者认为，30年代的中国左翼文化知识分子有一个基本特点，这就是“道德的自我迷恋”，所谓“理想主义”则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最后必然走到民粹主义，而“左”和“右”都是相通的，左“在反对中更强烈的复制对方”。一些论者还认为，20世纪中国激进主义的全盘改造的思想背景就是法俄革命，以今日观之，当年的左翼文化多是“肤浅、浅薄”的。

　　　　台湾那边反思的代表人物是尉天骢先生，他也是台湾知识分子中的左翼的代表，在70年代台湾的“乡土文学讨论”中，尉天骢和陈映真是领军人物，当年他们提倡关心底层、面对底层，曾受到过余光中等的攻击。尉先生对五四时期到30年代的“反封建”有一个尖锐的批评，认为五四对“封建”的指控如同“判决”，对中国的优良传统，几乎全部抛弃，从此中国人失去了尊严，失去了他的存在之处，即使他还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也只能过着一个流放和流浪者的生活，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噩梦。尉天骢认为，在近代中国，革命行动的产生是难以避免的，但从实践看，理想主义走向了帮会化和流氓化。他还提出了一个概念：“革命浪子”，这个词来自于法国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中国的某些情况可以形成对照。他说，狂热的理想主义是薄弱的，也是虚幻的，从理想主义走向乌托邦主义，再一变就可变为对天堂主义的追求。尉先生对自由主义也有很尖锐的批评。他认为中国的自由主义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依附性和投机性，也是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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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上的发言（2005年11月30日），载《深圳美术馆》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