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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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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国家,使中华民族在党的训政下讨生活,而是要实施宪政,使人民能够运用直接民权,完成民主政治。”① 他进而强调,为了“挽回人心”,国民党必须“进行政治党务改革”,“恢复党的民众立场”,“切实履行本党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各种自由论纲,禁止一切非法干涉,滥行拘捕”,国民党各级党部“绝对不许干涉地方行政及人民组织或言论”。 ② 孙科指出:党治之弊,使“国力无由集中,外侮不克抗御”,唯一的“补救之法”就是促成宪政,③ 否则“本党难辞之咎”。 ④

    与国民党内反对实施宪政,认为结束党治将危及国民党统治的人相反,孙科对实施宪政后的国民党前途表示乐观。30年代初,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便在公开场合明确反对实施宪政的主张,但私下却极不赞成孙科的看法,暗中表示“希望他与国民党有较长时间来领导国家”。蒋的亲信黄郛、杨永泰曾建议蒋介石采纳孙科的主张,以减缓国民党所面临的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开放政治的巨大压力,但遭到了蒋介石的“积极反对”。 ⑤ 与蒋不同,孙科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危险而是提供了一个机会,⑥因此对国民党的前景“可以不必顾虑”。他确信只要实行宪政,国民党的政权必能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国民党的政权“一定可卡因更加巩固的”。 ⑦

    30年代初,孙科对于民主价值内容虽有涉及,但更多的是从准备抗日的需要来谈民主宪政。孙科思想的这个倾向到了1937年有所变化,而到了抗战后期,他则开始从价值层面和多党制的角度,强调宪政对促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作用问题。

    首先,孙科肯定了人之应有思想和言论自由是民主政治建成的思想基础,主张政府应对各种思想以平等的宽容。孙科针对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的种种事实尖锐指出,“无言论自由的国家,一定要陷于失败”。⑧ 孙科批评国民党对“人民从事爱国活动,或发为政治言论者,动辄指涉嫌疑,目为反动”,要求国民党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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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科:《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的闭幕词》,《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执委会第一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②  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的前途》,第210页;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③  孙科:《实行宪政之意义与国民应有之认识》,《孙科文集》,第257页。
    ④  《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中国的前途》,第211页;孙科:《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上海《时事新报》1932年4月24日。
    ⑤  邓元忠(邓文仪之子):《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文集》,第31页;另见刘建群:《银河忆往》,第233—234页。
    ⑥  Lloyd E。Eastman The Abortive revalution; p164; Harvard Universiey Press; 1974。
    ⑦  孙科:《担任立法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孙科文集》,第261页。
    ⑧  孙科:《怎样促进民主》,《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馆1942年版,第52—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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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言动,应予涵容”。①他指出,除了有关国防军事秘密外,“对于国内政治的主张、意见和批评……都应该可以公开发表”。②他指出,“无限度的新闻检查是专制时代的愚民政策”,③“言论统治太严”;“这就是革命因素”。他呼吁国民党迅速实行言论自由,“绝不能走向法西斯的覆辙”,④不要“制造新的革命”,“自寻苦吃!”⑤ 
    
    其次,如果承认政府应尊重保护个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那么对谋求实现民主目标的政治参与活动,政府也应承认其有活动的自由。基于这个理念,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的确立。他提出,“一党专政不是民主”。孙科批评国民党“政治没有上轨道”,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1)“一党统治”,“国民党在朝,不容在野党存在”,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2)政府非有人民普选产生。(3)“共产党未能获得法律上的存在。”孙科指出,这些情况,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极权国家”。 ⑥他表示希望“战后中国政治将由几个政党来运用,如果国民党能够保持其真正革命传统,在各政党中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政党,共产党将占第二位,其他政治团体则联合成为一个较小的第三党”。⑦
    
    孙科根据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从支持“以党治国”转变到呼吁民主政治的道路,为国民党政权重新设计了一个摆脱困境,走向政治现代化的方案。但是对国民党而言,它自身必须首先具备领导国家走向政治现代化的素质,毋庸置疑,国民党的现代化应是实现国家民主化的最重要条件。



    二


    1928年后,国民党成为中国社会的重心,国民党之成为执政党,并非由选举和议会中的党派竞争中产生,即它不是一般西方型的“内在政党”(inside party),而是由某个政治人物领导的政治运动扩大发展,以武力获得政权的“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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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科:《请特赦政治犯案》,《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执委会第三次会议记录》,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二档馆藏。
    ②  孙科:《说左右》,《三民主义新中国》,第78页。
    ③④  孙科:《怎样促进民主》,《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馆1942年版,第52—53页。
    ⑤  孙科:《一得之见》,《三民主义新中国》,第85—87、91页。
    ⑥⑦  孙科:《中国政治和经济的前途》,《三民主义新中国》,第24—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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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outsideparty)。① 对于这样的革命型政党,在取得政权后,要使党符合现代化的要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党的民主化问题,即党的组织不是由少数人控制,广大党员必须有自由选择党的领袖并表达自己意见的自由。(2)对于党外其他的党派,应允许其存在并和执政党竞争。只有在解决这两个问题后,“外在政党”才能逐渐向“内在政党”过渡,党的基础才能不断巩固,并能相应促进国家政治民主化的进程。简言之,国民党在取得政权后,是走“革命党”道路,抑或是“民主政党”的道路;是强化“革命”色彩,还是实现向民主政党的转型,不仅决定了国民党政权是否巩固,也关系到中国民主政治的前途。

    1928年的国民党,党的组织结构承接的仍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孙中山吸取苏共建党的经验,确立国民党的组织原则是实行“民主集权制”,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解释系统的框架也大致形成,1927年后,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成了专政的代名词,实际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使“民主集权制”在实际运用中,完全集中于突出党的领袖权威,蒋介石还加紧完善党的意识形态系统,以防止其他政治力量接近权力中心。蒋介石的这种方针造成了两种现象:第一,在蒋的个人独裁下,由于缺乏党内民主,国民党党内各派间的斗争持续不绝;第二,官方意识形态的教化和僵化,使国家政治生活缺乏活力,由于阻滞思想多元化和压制政治参与,国家长期限于政治危机之中。

    针对这两种现象,孙科主张,在国民党内应以分权制代替集权制,以选举方式推举党的领导人,防止权威人物以个人权力控制党;对于党外其他政治力量,孙科倾向于在意识形态上持弹性方针,反对单纯依靠武力来解决党派问题,主张为取得对方信任,国民党必须先行“改造心理和作风”。

    孙科在近20年的时间里,对蒋介石的独裁一向不满。孙科与蒋介石的几次冲突皆是由于孙科对蒋的独裁“忍无可忍”,“望无可望”才爆发。② 在蒋介石个人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继续维持和蒋的合作局面,使得孙科难以摆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③ 1931年宁粤分裂,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一时全部释放出来,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痛斥蒋介石“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的党”, ④ 声称,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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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转引自胡佛:《论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载《现代化与民族主义》,台湾中国论坛社1980年版,第93页。
    ②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央导报》第1期。
    ③  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
    ④  孙科:《以民主集权制消灭独裁》,《中央导报》第5期。
    ⑤  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中央导报》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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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后期孙科出于对国民党前途的严重忧虑,再一次猛烈抨击蒋介石的独裁,要求实现国民党的民主化,孙科批评国民党从1923年后,“只是做到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不允许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孙科要求健全党的选举制度,孙科批评道:“所谓选举,不管是中央抑或是省部党选举”,“还不是由中央的代表选举自己做代表吗?”他指出,只要党能民主化,国家民主化是可以实现的。为此,孙科呼吁国民党立即改弦更张,“应该坦白地承认过去二十年来,党的机构和作风实在是走错了路”。① 

    孙科在对于其他政党的关系上,这主要具体表现为对待中共的态度,1928—1946年,虽历经几度变化,但和蒋介石相比,孙科还是表现得较有弹性,较为灵活。从1927年至30年代初期,孙科虽持反共立场,但在程度上仍与国民党保守派有异。在这之后,由于民族危机加深,孙科与中共的关系逐渐缓和。1932年4月,在《抗日救国纲领草案》中,孙科提出:“除现役军人外,全国人民在不违反三民主义原则下,皆得自由组织政治团体,参加政治”,此已寓含对中共态度的变化。在党化氛围浓厚的30年代,孙科在对有关三民主义的解释上,也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灵活性,这也为在实际政治层面逐渐调整与中共的关系作了准备。1934年,孙科提出对三民主义“一定要从主观的感情的宣传”,转向“作客观理智的研究”,即“取法中山先生探求真理的虚心态度,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接受欧洲现代最近代化的思潮”,对三民主义“所包涵(含)的各个问题切切实实下一番研究和补充工作”。既然要“接受”欧洲最现代化的思想,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回避不了,孙科称赞“马克思能发出前人所未见”,“给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一个具体的实际行动方案”。 ② 孙科在30年代的政治环境下,不能也不愿公开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但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善于变通,在他力所能及的工作范围内,曾庇护了一批左翼分子,曲折地反映了他对共产党态度的变化,成为下一阶段公开呼吁国共合作的前奏。

    抗战前夕,孙科对共产党的态度发生重大转变,他在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与宋庆龄等联名提案,呼吁恢复“三大政策”。抗战前期,孙科一度对中共怀有疑惧,并曾公开追随蒋介石攻击中共,但到了抗战后期,当预感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前途时,孙科随即改变态度,又呼吁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反对再打内战。

    孙科深知,用武力不能“消灭”中共,“所谓剿共其实是没有法子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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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科:《政治民主化,经济计划化》,《三民主义新中国》,第30页。
    ②  孙科:《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发刊词》,《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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