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年代 作者:高华-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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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命令各别的军队，则政府必不能稳定，更不能望其合作团结健全而有力了”。①蒋介石的这段话，明确强调了国民党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的态度。

　　　　中共方面则一再重申了对国家“政治民主化”问题的立场。1946年1月4日，中共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王若飞接受重庆《新民晚报》记者访谈，强调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所要讨论的政治问题主要应是“结束训政，改组政府”。关于国民大会，他认为当然要坚持修改组织法及选举法，召开日期要等上述问题决定之后才能决定，“因为这上面规定的总统权限比日本天皇还大”。　②中共同时也希望通过政协，表达自己的和平意愿，并利用争取来的和平时间积蓄力量。

　　　　国共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争论的焦点在两点，一是军队国家化问题，另一是政治民主化问题。蒋介石固然希望通过政协会议扩大国民党的影响，给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交出军队。但是，他也知道，涉及如此重要的问题，中共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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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蒋介石1946年元旦的广播演说》，载《政治协商会议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页。
　　　　②　　《政治协商会议代表访问之三十：王若飞先生》，重庆《新民晚报》1946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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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轻易就范。因此，为了照顾美国的要求和国民和平的呼声，蒋介石频频作出姿态，表示对政协会议的重视。但在另一方面，他继续加紧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为从武力上消灭中共，进行各方面的部署。挑选孙科作为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就是蒋介石对中共、美国及社会各界作出的一个重要姿态。孙科与中共领袖皆熟，大革命时期与周恩来相识于黄埔，与毛泽东认识则在广州。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孙科曾在家中设宴款待过毛泽东，两人曾就国内和平的前途作过交谈。毛泽东曾当孙科面表示过对蒋介石和平诚意的怀疑。①至于美国，更是在1944年后表示过对孙科的兴趣。蒋介石知道孙科的“开明”形象对自己将是一笔资源，他任命孙科为国民党参加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就是要利用孙科的“左”倾的社会形象和孙科与美国的联系，为国民党造势，及向美国传达蒋介石有意改革政治的信息。

　　　　1946年政协会议一共召开了9次全体会议，中心议题有5个：1．政府组织；2．施政纲领；3．国民大会；4．宪法草案；5．军事问题。1月15日，会议主席孙科宜布成立分组委员会，计有：政府组织组、施政纲领组、军事组、国民大会组、宪法草案组，各分组委员会的名单由蒋介石指定。

　　　　孙科在政协会议期间的主要活动集中在“政府组织”和“宪法草案”的讨论与修改方面。

　　　　1946年1月14日，政协会议举行第四次大会，讨论政府组织问题。孙科代表国民党在会上提出扩大国民政府方案。孙科方案主张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之前，先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其要点为：

　　　　1．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即从现有36名国府委员，再增加12名，共为48名。

　　　　2．新增国府委员将由国民政府主席提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

　　　　3．行政院设政务委员若干人，将兼任各部会长官。

　　　　4．国民政府主席有紧急处置权，但应于处置后，报告国民政府委员会。②

　　　　对于这份方案，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代表王世杰作口头声明予以解释。王世杰声称，此方法表达的国民党的基本理念乃是同时兼顾”法律”与“事实”。即：政府组织形式应适应国内政治发展的变化，使之容纳党外人士。但目前是到宪政的过渡阶段，任何变动都不应动摇法律系统，现有的变化应与未来的宪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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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孙哲生口述自传》，载《孙哲生先生年谱》，第483页。
　　　　②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48—1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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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衔接。①

　　　　对于孙科所提的扩大国民政府案，民盟代表张东荪表示异议。他提出，“光讨论政府组织是不够的！必以先实施保障人民自由法令为条件”，应先把被关押的政治犯放出来。他说，“我是坐过监牢的，饱人不知饿人饥，在监牢中的人是没有一点钟不想早出来，千万不能慢”。民盟代表梁漱溟发言支持张东荪。梁漱溟表示，“如果此事不先做到，我们不愿再讨论其他问题”。②

　　　　中共方面也就“人民自由权利”发表重要意见。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表示支持张东荪、梁漱溟的提议，呼吁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周恩来指出，张、杨兵谏，“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耍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③

　　　　对于孙科有关改组国民政府问题的意见，董必武代表中共作出反应。董必武表示，中共的基本态度是在现政府的基础上来改组。第一，中共承认蒋主席的领导；第二，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第三，不变动政府的各院部会组织机构。但是，中共在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方面，持有与国民党不同的意见：

　　　　1．中共认为改组政府应有一个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应包括人民的自由权利等问题。

　　　　2．中共虽承认国民党为第一大党，在政府职位中应占多数，但根据中共做地方政权工作的经验，最好政府主要职员大党所占地位不要超过三分之一。

　　　　3．国民政府委员人选由蒋介石提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而任选，如此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式。因此，主席提人选时，最好要和政治协商会议协商。

　　　　4．主席紧急处置权将会促使手令制的发展，因此，主席的命令还是要经会议通过，而且要有人副署。

　　　　5．各院都会改组不应该仅限长官而已，也应包括各院部会改组，使各党派、无党派有广泛机会参与政府。

　　　　6．改组后，国民党的费用不应再由国库开支。④

　　　　对于中共方面的诘问，在当天的大会上，国民党方面由张厉生、邵力子、王世杰等作出回答，孙科作为会议的临时主席，主持代表发言的程序，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是政协会议上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争论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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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150页。
　　　　②　　嘤鸣、慈正合编：《政治协商会议始末记》，第168、194页。历史文献社编：《政协文献》，第58页。
　　　　③　　历史文献杜编：《政协文献》，第58、59、554—555页。
　　　　④　　历史文献社编：《政协文献》，第58、59、554一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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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是，国府委员的名额分配，国民党方面坚持占有二分之一的国府委员名额，中共所提出三三制办法，即国民党、各党派、社会贤达各占三分之一。孙科认为，“三三制”的结果，“国民党是绝对少数”，又说“国民党非要过半数，这个问题不能解决”。①中共方面在请示了延安后，作出让步，1月25日作出答复，同意国民党在国府委员中的二分之一的名额。②

　　　　1946年1月19日，政协会议举行第四次大会，讨论《五五宪草》问题。孙科作为十年前主持宪草制定的当事人的身份，在此次大会上就宪草修改间题阐述国民党的立场，其要点为：

　　　　1．鼓吹“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孙科重谈十年前的老调，空谈“政府是为人民所产生，官吏是人民的公仆，亦为人民所信任而选出。因此所组织的政府，应该给他相当的权，俾有充分能力执行职，使政治效能充分表现”。孙科就此指责西方议会制政府效能不彰，“不能应付时代需要”。反之，中国政府则因确保政府有能，而比议会民主国家“确有进步”。

　　　　2．为大权独揽的总统制辩护。孙科说，“有人批评宪草的总统权太大了，不过我们看宪草总统一节规定总统职权都‘依法’行使”。换言之，总统虽然权力很大，但这都是法律所允许的。

　　　　3．提出国民大会不宜于经常开会的意见。孙科认为，国大经常开会，将妨碍政府各部门行使职权。

　　　　4．为特殊情况下停止宪法有关人民权利的条款预埋伏笔。孙科说，“资本主义国家对财产保障是很重要的，在战时就不能不暂时放弃，许多国家宪法虽无条件保障，但下戒严令时，可以对宪法某几条暂时停止效力。世界各国既有先例，中国行宪政时，是否采用由总统下令停止某几条宪法效力的方式呢？”③

　　　　孙科对《五五宪草》的说明引致中共、民盟和青年党方面的不满。中共代表吴玉章就几个问题表达中共的意见：

　　　　1．保障人民权利间题。吴玉章指出，“宪法应保障人民权利，不应限制人民权利”，但是《五五宪草》关于人民权利大都规定“非依法不得限制”字样，换言之，人民的权利还是受到宪法的限制的。

　　　　2．中央与地方权限向题乃吴玉章指出，《五五宪草》中规定总统权力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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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政府代表孙科报告政治协商会议各分组委员会商谈情形》，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7编，战后中国（二），第213页。
　　　　②　　《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出版杜1986年版，第367页。
　　　　③　　《政府代表孙科对于五五宪草之说明》，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二），第208一2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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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流于个人专断之弊”，应予以修改。吴玉章并主张吸取英美等先进民主国家所行的国会制度的经验。

　　　　3．地方制度问题。吴玉章提议实行省自治制度，省长民选，省自制省宪。

　　　　4．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有关军事、文化、经济的民主政策。①

　　　　对于孙科在说明中提出的“为顾到政府各部分的分工合作，国民大会不宜经常开会”，除国民党外的各方均持异议。蒋匀田回忆说：“这样如何代表人民行使政权呢？所以无党无派代表及中共、民盟与青年党代表均不满意五五宪草，而主张另行宪草”。②

　　　　在中共、民盟和青年党的要求下，经过宪草分组委员会4次讨论后，国民党在几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上作了让步，而这种让步又是与孙科的努力分不开的。

　　　　在宪草修改过程中，张君劢等拟定了宪草修改十二原则，其中心意思是削弱总统实权，将大权集中于行政院，变国大为无形国大，确定省自治原则，省长民选，省可制定省宪。

　　　　由于张君劢等思路与孙科的理念十分接近——孙期望通过一部具有民主精神的宪法，限制蒋介石的独裁，因而孙科对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持接受和肯定的态度。③

　　　　蒋介石为什么会同意这个限制自己权力的宪草修改方案，据梁漱溟回忆，这是因为蒋介石对政协会议并不重视，没有注意阅看孙科的呈文，而当发现“问题”时已为时太晚，不及修正。故蒋介石声称“事前未能详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贡献意见，以相商榷”　④。蒋并表示，“宪草只是党派协议，我们大家不能包办民意，还需取决于国民大会将来再斟酌吧”　⑤。实际上，蒋介石的这句话已为今后推翻宪草修改原则预埋了伏笔。

　　　　蒋介石虽对宪草修改心存不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吞下这颗苦果，这就在客观上为孙科提供了一个活动的空间。1月28日，孙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报告各分组委员会会商情形，孙科例举了各项修改。他说：“对总统也有两点规定，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