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就是这么生猛02:辛亥革命-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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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周雍能老先生才刚刚17岁，是个年轻稚嫩的学生兵，当时他人在江西的南昌，响应了辛亥革命，但是他读到的书，却是梁启超先生编的《新民丛报》及《少年中国魂》等报刊，才产生了民族思想，并终身追随孙中山。他叙述说辛亥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在国内的影响有限，这应该假不了。

但我们知道，梁启超先生是建设型人才，其思想观念是主张建设，读他的书，民族思想会复苏，但定无可能产生暴力革命的念头，而辛亥革命的第一枪之所以率先在武昌打响，就是因为武昌学生们，读到的书比较特殊。

话说武昌首义时，有个叫喻育之的12岁小朋友，正在张之洞建立的湖北陆军测绘学堂当学生兵，革命党发现这孩子比较机灵，就跑来劝说他参加革命，于是喻育之在他的《忆在武昌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这样说道：

……我开始看到一些传播革命思想的书刊，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猛回头》、《警世钟》、《湖北学生界》等，从而萌发了排满革命思想……

注意喻育之老先生的叙述，他和周雍能老先生不大一样，周雍能读梁启超，萌发的是民族思想，而喻育之这里，萌发的却是“排满”思想。

啥个叫“排满思想”呢？

说到这排满思想，也是清王朝自寻死路。我们在前面叙述过，为了强大清国，清王朝在一系列高人的运筹之下，建立学校培养高素养的军官，准备设立三十六镇新军。比如说湖北新军第八镇，南京新军第九镇，福建新军第十镇，都是这一政策的系列产品。

新军将士，清一色高级知识分子，也就不会对认同皇权观念，革命思想必然兴起，所以清王朝一看这情形，心说咋整呢？能不能找个好办法，让这些新军既有高素养，又对皇家忠心耿耿，死心塌地的做奴才呢？有了，要不给新军中派一标旗兵过去，看着新军点。

于是朝廷从北方调来了旗兵，驻扎在武昌的楚望台与紫阳路一带，专门负责监视高素养的汉人新军。汉人新军走在路上，迎面来了旗兵，就会拦下，先啪啪啪几个大耳光，然后喝问道：日你娘个鬼，你吃的是谁的粮？汉人新军必须要立正，以响亮的声音回答道：吃皇上的粮！然后旗兵再啪啪啪几个大耳光，喝问道：你穿的是谁的衣？汉人新军再立正，响亮的回答：穿皇上的衣！然后旗兵再啪啪啪几个耳光：你睡的是谁的女人？汉人新军立正：睡的是皇上的女人……若是回答的慢了，轻者蹲禁闭，重则以革命党之罪杀头。

所以武昌的第八镇新军，恨旗兵恨到了牙根痒痒的程度，这种仇恨，就称之为“排满思想”。

叙述到这里，我们就能够对马上爆发的辛亥革命整体过程，进行一次清晰的梳理了：

武昌新军，其激进者所接受的主要思想是“排满”，排满也是革命，但其主要表现为对旗兵的仇恨，与共和思想还有一定的距离，而完成这一距离的跨越之人，就是张之洞伏下的三步棋。

哪三步棋？

第一步：是先有富战斗力的武昌新军，才有可能将对旗兵的仇恨转化为杀戮行为，这就是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初始意义。

第二步：先是由黎元洪的弟子吴兆麟出来，将一场无以名目的流血爆乱，转型为以排满为目的的兵乱。再有黎元洪出来，将一场排满兵乱，转型为具有着正确革命诉求的军事行动。

第三步：由一品夫人赵凤昌负责，将一场军事革命转型为社会革命，最终促成共和革命的成功。

看看这共和革命的三级跳，我们就会发现，革命党人的具体工作，是负责拉开引线，引爆事件，而最终的革命，却是由张之洞设置的军事体制来完成。

现在，张之洞已经为大清帝国掘好了坟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等革命党人跑来，用力将满清推进坟墓里了。


第二章　听领导的就错了

【01。希望越来越渺茫】

革命党犯下了两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最终成功。

没说错吧？不是说革命党犯了错吗？犯错怎么还会促成成功呢？

没错，情况正是这样，社会发展的规律，是随机的，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而革命党同盟会做事，却是有板有眼，按照既定的方针策略行事，而社会发展本身，却是即不方针也不策略，所以一旦革命党不犯错，反倒跟社会发展卯合不上。反之，当革命党犯了错误的时候，恰好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随机性，成功的概然率，因此而获得了大大的提高。

追溯这两个错误的源头，却始自于孙中山与黄兴在日本东京际会风云，唇枪舌剑，争逐革命领袖之席位，最终在日本黑龙会力挺孙中山的情形下，黄兴不得不让步，从此奠定了孙中山无可争议的领袖威望。

孙黄二人同为革命领袖，在发动革命，干掉爱新觉罗一家这件事上，并无分歧。不同的是，黄兴建议以长江流域为中心，发动会党，号令江湖兄弟起事。而孙文则希望从两广入手。两人有这样的分歧也是正常的，盖因黄兴乃湖南长沙人氏，他首创的第一家革命机构：华兴公司就是在湖南长沙营业，而他所运动的力量就是湖南哥老会。而孙中山是广东人氏，广东一带他人头熟，当地的帮会都是他手下的兄弟，当然要将起事的地点选择在广东了。

听起来，孙中山的意见更中肯一些，两广地邻边疆，一旦起事失败，就可以撒腿逃往国外。而如果选择在长江流域的话，一旦失手连逃都逃不掉，只能由清兵横切竖砍肆意宰割。

此后孙黄二人分工，孙中山负责做领袖，负责筹款，买枪买炮，黄兴负责执行，亲自带队杀入广东广西，打算拿下一个省之后，再统兵北伐。奈何数次起事，均遭败绩。但也正如孙中山所料，一旦事败，黄兴总能够飞也似的逃出国境，保留了革命火种——唯一让黄兴上火的是，有一次他广西起事失败后逃入越南，却被正殖民越南的法国佬逮住，一口咬定他是日本人，不由分说把他给贩卖到新加坡去了。

到了辛亥年三月，党人的耐性终于耗尽，孙中山卖掉檀香山青帮的总堂口，凑足了十几万元钱，集结了同盟会、光复会所有的精英，再加上广西花县的绿林道，于是年三月二十九发动了广州起义。

这是革命党最大规模的起事，意图十路义师并举，无论如何也要拿下广州，却不料阴差阳错，临至起事，十路人马中只有一路杀将出来，其余九路全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加战斗。是时也，黄兴率百余党人，手执炸弹，猛攻广州督署，击杀卫兵管带金振邦，巡抚张鸣歧逃之夭夭，而后清兵水师提督李准派兵赶到，起事失败，同盟会，光复会大半精英遇害，黄兴断指逃入香港。

事败而后，孙中山自三番市发来电报，全文如下：

闻事败，各同志如何？何以善后？

这封电报是直接打到香港的秘密机关，但上面却没有收件人姓名。原因是当时的报纸上说黄兴等人全都战死了，孙中山不知道起事之人还有谁活着，如果电报写下人名，偏偏此人又牺牲了，徒然是勾起众人心中的伤恸，所以孙中山不敢在电报上写下人名。

革命党既然号称革命，其目的单纯而简单，就是一个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而广州起事失败，却彻底击碎了革命党人的梦想——海外华人的捐款是有限的，捐你一次你不成功，捐你两次你不成功……连捐你十次，你还不成功，还会有多少海外华人继续捐款？而矢志为国不怕牺牲的志士数量，就更有限，每一次起事，都有贪生怕死的逃走，矢志为国的牺牲，如此这般劣胜优汰，最终敢于赴死的志士越来越少，革命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绝望之下，领袖孙中山转道美国典华城打工，而悲愤不已的黄兴，却把他的目光转向了长江流域。

【02。严重的政治错误】

据冯自由撰《革命逸史》中提到，广州起义失败后，黄兴主张：

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

冯自由，他十几岁就追随了孙中山，是孙中山设置在香港秘密机关的负责人。他这番话的意思有两个：

一，辛亥革命的成功，是黄兴高瞻远瞩的政治布局，所以理应归功于革命党。

二，黄兴的这个政治布局，违背了孙中山以两广为革命中心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撇开孙中山闹革命，属于犯下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事实上，犯下错误的不止是黄兴一个。广州起义的失败，让同盟会终于意识到两广不是那么好摆弄，既然黄兴说长江流域有戏，那不如大家同去，去长江流域闹闹革命试一试。

这一试，就试出来个同盟会中部总会，宋教仁，谭人凤等老同盟会成员都跑到了上海，把个冯自由独个撇在香港，好不寂寞。

黄兴的这个错误，总算是犯对了路子，武昌这边早由张之洞替大家准备好了最犀利的革命大杀器，孙中山却非要让大家伙围着铁桶一样的两广折腾，折腾不出个眉目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然而，同盟会中部总会算是成立了，可这个总会却是在上海，距离武昌明显是远水不解近渴，幸好在此之前同盟会中还有人犯下了同样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两个错误，把革命的中心一下子挤到了武昌。

【03。犯错也有传染性】

另一个犯下严重政治错误的人，叫焦达峰。

焦达峰，原名大鹏，字掬森，浏阳人氏。湖南哥老会的第三任老龙头，头一任是四脚猪王秀方，因为参加湖南自立军唐常才的勤王起义，事败被杀。第二任是马福益，与黄兴的华兴公司密谋大举，事败被杀，黄兴则率华兴公司全体同仁逃到了日本，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而焦达峰统领哥老会众之后，就跑到日本去找组织，到了地方加入了同盟会，从此成为了孙中山的忠实拥护者。他发现孙中山有个化名中山樵，觉得这名字风格不错，也给自己起了个冈头樵的怪名，然后兴致勃勃的等革命成功。

却不料左等右等，等到焦达峰两眼发黑，眼见得一次起事失败又一次起事失败，革命硬是不肯成功。焦达峰等不急了，于是就拉上四川孝友会的老瓢把子张百祥，以及广东的三合会，广西的三点会，诸家兄弟歃血为盟，另成立了一个共进会。

焦达峰成立共进会是在1907年的下半年，比黄兴提前三年犯下了政治错误，所以当时还没犯错误的黄兴，就急忙赶来阻止。

黄兴质问焦达峰：小焦，你是同盟会成员，却拉山头搞宗派，另立共进会，明摆着是分裂组织，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焦达峰笑曰：老黄少来吓唬我，你又不是不清楚，同盟会办事太慢，会把人等死的。我们共进会做事，绝对不会象同盟会那样磨洋工，你等着瞧好了。

黄兴怒极：小焦，你分裂组织分裂会……如是革命有二统，将谁为正？

焦达峰笑曰：兵未起，何急也？异日公功盛，我们附公。我功盛，公亦当附我。

黄兴：你……小焦……你想气死我啊？

面对焦达峰的公开挑衅，黄兴确实是没办法。要知道，孙文组建的同盟会，虽然成员众多，但有一个重要特点——“人人谈革命，人人不革命。空谈无补者到处皆是，实际去干者百无一二”（见《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尽管黄兴内心非常的希望焦达峰能够接受他的领导，可是焦达峰不乐意，黄兴也没辙。

黄兴不唯是没辙，而且从焦达峰分裂同盟会未及三年，黄兴也紧跟着焦达峰犯下了同样的政治错误，显然是搞分裂也有强烈的传染性的。

从系统学的法则上来说，革命成功并无特定的规律可以依循，革命领袖更不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活神仙，领袖死盯着认为革命会成功的地方，未必真的会成功，领袖根本不注意的边边角角，也未必就一定不会成功。所以凭空多出来个共进会，又多出来个同盟会中部总部，等于是将革命成功的机会翻了两番。

然而，虽说是革命成功的机会连翻了两番，可是焦达峰和黄兴一样也是湖南人，离武昌还有段距离，按说革命成功的机会甭管翻多少番，只要未能将武昌覆盖上，统统等于白翻。可是千不该万不该，焦达峰甫回长沙，就迫不及待的干了桩大事，结果把他一下子挤兑到了武昌来了。

这桩事就是长沙抢米大案。

焦达峰在长沙纠集哥老会，并花重金从北方请来了义和团的武学高手，再沿途收罗饥民乞儿，蜂拥到衙署嚣闹，并火焚衙署，害得湖南巡抚岺春煊丢官弃职。但杀敌一万，自损八千，这边岺春煊官是丢了，可焦达峰也面临着一个巨额财务亏空——湖南抢米的行动经费，没人给他报帐。

估计这笔费用在2万至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