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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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彭德怀也有联系？”毛泽东脱口而出，他的心思在彭德怀的问题上。
陶铸看到毛泽东对古大存产生了兴趣，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材料，汇报起来：
“古大存本来是个老同志，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生于广东省五华的梅林村，一九一七年在梅州中学上学，一九二Ｏ年进人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当时共产主义小组的陈公博是这个学校的教员，陈独秀是广东教委的委员长，他和他们都很熟悉。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插话道：“我也参加了这次大会，还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呢。你们看，我本来算国民党的元老是不是？现在国民党却骂我是共匪头子，历史就是这样地曲折呀！”陶铸显然有自己的打算，抓紧时间汇报：“古大存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四月参加的共产党。这年十二月毕业后，又参加了广东革命政府组织的东征军。南昌起义后，据他自己所说他到处找起义军和领导人，当时周恩来已经从陆丰的甲子港下船，去了香港。朱德、周士第、李硕勋、陈毅到了赣南一带，他找到了起义的前委委员澎湃同志，于是和澎湃建立了联系，他自己说他和澎湃是什么拜把子……”
毛泽东的思维不知在什么地方，竟然自言自语地说：“澎湃同志虽然没有参加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但是还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我那时在井冈山，也没有参加六大，也当了个中央委员。刘少奇参加了六大，也当上了中央委员。你呢？”
陶铸说：“我到七大时还不是中委，八大时才当选为中央委员。”
毛泽东说：“澎湃在一九二八年九月到了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被叛徒白鑫告密，让外国租界的巡捕抓住，八月三十日下午巡捕移交国民党当局后，被敌人枪杀了。他如果不死，就好了。”他的思绪回到了现在，眼睛盯着陶铸，问道：“你说到哪里了？”
陶铸接着说：“古大存在澎湃死后，曾经领导了梅县的暴动，担任过暴动委员会主席，后来又陆续担任党的士县联委书记、五华恃支组织委员、农协副会长兼军事部部长、东江工农武装总指挥。一九三Ｏ年任东江工农民主政府副主席、红十一军军长。一九三八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部长。一九四Ｏ年底到了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一九四二年任中央党校一部主任。一九四五年出席党的七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第二年他随同林彪同志到东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西满分局常委、秘书长、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东北行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解放后，又先后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毛泽东点点头：“晓得了，他是反你的，也反高岗和饶漱石，他揭发过你和高岗联系的材料嘛。这个我还有印象。这个人在延安的时候，就是敢说话的，有人说他是‘铁面包公’嘛。他和你怎么闹起来了？”
陶铸说：“我自从一九五一年底调往广东后，在土改问题上没有依靠古大存同志，他就对我有了意见。他说我搞土改很‘左’，打击面大了，伤了很多人。党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错误，做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后，古大存向中央揭发我回来传达中央的精神是‘借自我批评为名，实行揭露打击刘少奇同志之实’，我向他作了解释后，他还是到处讲这个观点。还在一些干部中散布说陶铸和高岗搞在一起反对刘少奇同志，说我对‘高岗与少奇同志各打五十大板’，在当时这是要置我于死地麻！”
毛泽东显然重视这个问题了，他从沙发里直起了身子，听得认真了。他想起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召开的中央七届四中全会，当时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三十五人，候补委员二十六人，中央各机关负责人五十二人列席会议……陶铸说：“会议开幕的前夕的那天晚上二点，周恩来给我打来电话要我马上赶去见他，让我佩带手枪防止高岗暗杀我，我从警卫员手里要了手枪，一个人去了中南海西花园。这本来没有什么，但是古大存马上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彭真和薄一波。彭真当时就表扬古大存的警惕性很高，等等。现在看来，他对我的打击和告密活动是阴险可怕的。如果没有党中央的明察秋毫，我可能连脑袋也保不住了。”
毛泽东不露神色地间道：“这个古大存在东北时是否反对高岗和林彪同志的？你和林彪的关系怎样呢？”
陶铸说：“这是肯定的，我是高岗和林彪同志的老部下，古大存把对他们的不满有时也强加到我的头上了。”接着他再次向毛泽东介绍了他的简历：
“我比林彪同志小一岁，湖南祁阳人。一九二六年进人黄埔军官学校，在那里秘密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三年，先后担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团省委书记，中共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务，组织和指挥了那次全国著名的厦门劫狱斗争。一九三三年五月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人狱，在南京中央监狱里领导了绝食斗争。一九三七年经党营救出狱后，担任了湖北省经常委兼宣传部长，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政委。一九四Ｏ年到延安，随后我担任了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主任兼宣传部长，出席了党的七大。解放战争时期，我先后担任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政委，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的情况主席都已经知道了。我觉得古大存同志的活动似乎有人在暗中支持……”
毛泽东“噢”了一声，更加注意了。
是的，毛泽东一直用一种特别的眼光对陶铸主持的中南局的工作和广东省的工作予以观察着。这里的位置在全国的最高层里始终占有特殊的地位。许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纷纷到这里度假，对这里增加着一种无形的影响。所以，中南和广东的一举一动同样牵扯着中国政治动向的神经……
一九六五年八月下旬，中共广东省委召开有七百多人出席的全省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经验交流会，陶铸和赵紫阳在会上讲了话。陶铸强调：“今天，能否搞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是衡量一个党的领导是否突出政治，是否真正革命的试金石。我们一定要紧紧地抓住这个中心，带动全党的一切工作。”
同时，他在传达毛泽东同年七月三日的指示时，发表了意味深长的一篇讲话：
“毛主席在《北京师范学院一个班学生生活过度紧张健康状况下降的调查报告》上作了批示：‘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毛主席还指出：‘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间啊！现在二十来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正是四、五十岁的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要下决心一辈子艰苦奋斗！’同志们，毛主席的这个批示是多么重要呀！这实际上是对教育革命的最伟大的指示。”讲到这里后，陶铸特意叫人记录，说了一些他认为是画龙点睛的话，“除了毛主席，什么人搞教育革命也是路子不对。前几个月，有人亲自出马，在有关部门召集的五、六个全国性的会议上大讲什么‘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说了半天也说不到点子上，哪里有毛主席说的这么明确：‘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就把问题解决了。有人在今年七月二十日的讲话里说什么：‘教育年限，我主张不好规定死为几年，要规定总学时，学完就行，年限可长可短，三年可以，五年也行。该几年就几年。总之，教育质量不要降低，降低人家要说话了。’这是什么指示，狗屁不通！对这样的指示，你们都可以给他顶回去！”
熟悉情况的人，一下子就可以听出来，陶铸所指的，就是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
一九六五年三月，在全国农村半农半读教育会议上，刘少奇在同教育部何伟、刘季平谈话的时候说：“防修只有四清和改革教育制度两个办法，光搞四清，不搞两种教育制度，还是不行的。搞了这两件事情后，是否资本主义还有复辟的可能，还不一定。大学文科坚持半工半读，实在不通就算了，也不要强迫。以前的学生不通，就让他们念全日制毕业。大学的教员就算了，不通也可以保留下来。教师采取自愿兵的办法，自愿教半工半读就干，不愿干的就拉倒，让他们去教全日制去。小学自愿，中学也自愿，将来大学也自愿，不愿意的就拉倒。”
陶铸在和毛泽东谈话的时候，就公开说：“刘少奇的这些指示算什么？完全是胡说八道！这样的水平实在是成问题，弄得底下的干部都要糊涂了。”
毛泽东看了陶铸的讲话后，多次对身边的人员说：“中南局的陶铸的头脑是清醒的，不像某些领导千部那样，始终是稀里糊涂。这还能行？”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召开全委会，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一个月后，陶铸再次召开会议决定在大区党委中做出了《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的文件，陶铸亲笔写下了这样的词句：
“毛主席的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南，是战胜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实行世界革命、最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旗帜。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毛主席的话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干一辈子革命，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终身做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所有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天职。”
这个文件，和同一天由中共上海市委发出的《关于领导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报告》相比，提法要独特得多。上海的文件是这样写的：“一个前所未有的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的高潮，上海和全国一样已在干部和群众中兴起了。这是一场思想改造的大革命，一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大革命，一场空前广泛深人的群众学习哲学理论的大运动。”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会议讨论纪要》里是这样写的：
“毛泽东思想，是进行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根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这年三月十六日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对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领导的决议中又指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这决不同于经常的读书，而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和两条道路斗争，和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看了各大区党委关于这个问题的文件后，对陈伯达、江青、田家英等人说：“这个陶铸还是有政治眼光的，他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是比较得力的。我听说邓小平在一九六五年八月说过这样一句话：‘学习毛某人的著作成了苛捐杂税，给各单位形成了社会压力，完全是形式主义的东西。’你们说是不是呀？”
没有人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田家英岔开话题说：“陶铸有人反映他不老实，比较猾头，在土改和镇反等许多方面‘左’得很。现在他也学会了见风使舵、留有后路这一手了！”
毛泽东瞪了他一眼：“什么叫‘左’？赫鲁晓夫从来就是骂我们是‘左’的！彭真那个北京市委就下达了文件，说北京市学我的东西是苛捐杂税和形式主义。我是从来不相信我的书有多大的威力的。别说其他人，就连我身边的人也不一定相信我的话能够起什么作用。我是相信一句古话的：仆人眼里无英雄呀！”
江青这时插了一句：“你别光看有些人嘴上怎么说，而要看他的行动，看他究竟怎样做。言行不一的人可是大有人在，两面派在没有人看穿之前是和君子一样的。”
毛泽东突然想起了这些，于是对陶铸说：“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全国逐步地兴起，你要有个思想准备，把那些类似吴晗似的反党反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