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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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时，彭真传达完指示，我要站起来补充的时候，就被他们中途打断，不让我讲话。只要涉及到《海瑞罢首》要害的场合，他们都不让我讲毛主席的话。这到底是为什么？我认为这里有鬼。自从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北京一直有人千方百计地封锁、压制，目的就是包庇吴晗。当他们实在感到压制不住的时候，他们转入到纯学术讨论的轨道，绞尽脑汁不让人们涉及吴晗《海瑞罢官》的要害。田家英在里面起了极坏的作用。我在想，主席怎么能有这样的秘书呢？”
毛泽东看完信，沉思地站了起来，慢慢地走到了窗前。江青刚要开口说什么，毛泽东给她打了个手势，她会意了。站起来挽着毛泽东的手臂，一块儿出了屋子，到院子里边散步边谈话。
“以前我和你谈话为什么要故意说一些反话，就是因为我身边耳目太多。”毛泽东说，“我不得不给你讲一些违心的话，阻止你的一些行动。谁让你是我的老婆呢！你简直想象不到，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我的秘书，还有公安部的一些人，都是别人安插在我身边的特务，他们起着比贝利亚还要恶劣的作用。围绕政权的斗争，并不见得比战争年代的战争轻松。所以，我总是劝你要谨慎，这下你总该明白了吧？”
“怎么办？我们要对他们反击呀！”
毛泽东把手一挥：“当然要反击！我们现在的反对势力之所以迟迟不敢动手，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我的对策在哪里。刘少奇不断地建议我召开党的九大，我都没有理他。他是企图利用合法的手段，通过议会斗争来夺权的。为此，人家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可能已经搜集了我的不少错误和过失吧？包括已经露了头的《海瑞罢官》中提到的那些撤掉彭德怀职务的问题。因为我是第一个要负责任的。在这些问题上，刘少奇和人家走到一起去了！目前，你要注意多和林彪同志联系，充分地利用军队的同志来讲话，相比之下，靠得住的还是我们的军队。同时，注意发挥谢富治和康生同志的作用。这两个都是可靠的人，要保护。我知道中央的一些同志特别害怕康生同志，包括杨尚昆同志在内，他在我面前多次讲过康生同志的坏话，我心中有数呀！”
江青说：“康老很好，他掌握着我们党内许多人的历史和问题，可以称得上是我们的活档案。他一九二五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后，一直在上海白区做党的中央领导和特科工作，肃清了不少混进来的特务和奸细。一九三三年七月去苏联，虽然名义上是王明的助手，但是他和王明在许多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回到延安以后马上揭发了王明的问题。他是我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一九三四年初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的。一九三七年回到延安以后，历任中央社会部部长、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务。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七年曾经到陇东、晋绥、山东渤海等地区搞土改，后来留在山东工作。一九五零年后长期养病，实际上也是在思考我们党今后的走向。党的八大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后，他发现了许多的问题。在参加编辑《毛选》和组织写‘九评’等文章时，和我进行了多次谈话。他看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以后，对我就说过：这个戏是把矛头对准主席的，是要为彭德怀张目的。文艺界的问题可是复杂呢，而且这个戏的背后不仅仅是文艺界的事情。”
毛泽东点点头：“他也早就看出了田家英的问题，对我提醒说：‘田家英这个人不老实，你要注意他一些。作为你的秘书，他可是八面玲珑，四处联系，危险呀！’现在看来，这个人确实是有一定的先见之明的。”
江青痛苦地摇摇头说：“润之，你还记得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九年的匿名信案件吗？有人先后写了许多的匿名信攻击你和我，说我和唐纳如何如何关系密切。当时我和唐纳同居是经地下党批准的掩护手段，有人别有用心地利用这些败坏我的名誉，当时中央研究破案，谢富治同志是立了功的。”
毛泽东想起来了，点点头说：“你的历史党中央已经作过结论，是清白的嘛。根据中央的决定，罗瑞卿、徐子荣、杨奇清、凌云这些人组织力量侦破此案。当时，我在政治局的会议上就说得非常明白：‘要放手调查，涉及到谁就查谁，一定要把这只黑手找出来，绝对不能容许有人搞诬蔑嘛！’后来，他们把这个案件破了！”
江青说：“但是，田家英就在背后和人说：‘专案组在办案中，为了查找熟悉江青情况有可能作案的人，他们查阅了大量的三十年代出版的报刊杂志，接触到了江青的许多历史问题。’而那些人在破案以后，到处散布我的那些本来是报刊造谣不实的东西，有些是为了掩护我的地下党身份我们故意做出来的东西。这和罗瑞卿、田家英都有关系。”
毛泽东说：“警惕有人搞这些名堂。让谢富治同志注意调查一下，看看我们中央机关里究竟是谁在搞鬼，他们不了解情况，抓住一些皮毛就以为有了什么把柄，在适当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讲一讲这方面的历史，以正视听。”
他从桌子上的抽屉里取出几张纸，递给江青，说：“我去年秋天又填了一首《念奴娇》，这次修改了几个字，你看看，也算给田家英、刘少奇、彭真这些人一个警告吧！”
江青恢复了常态，接过毛泽东送来的诗词，饶有兴趣地研究起来：
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
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
炮火连天，弹痕遍地，吓倒蓬间雀。
怎么得了，哎呀我要飞跃。
借问君去何方？
雀儿答道：有仙山琼阁。
不见前年秋月朗，订了三家条约。
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
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
江青看完，品味片刻，连声喝彩道：“润之，写得好呀，写得好呀！这实际上是对修正主义一个最大的讽刺和嘲弄。刘少奇也和赫鲁晓夫这些人一样，都是一些躲在蓬间草堆里的麻雀，他们以小人之心度鲲鹏之志，为了一点点眼前利益就要逃跑，到他所希望的那种天地去，他们根本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心壮志！”
毛泽东对江青的这些理解非常佩服。是的，江青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对他的思想的理解上看，都是非常敏捷的，也是非常准确的。他在同田家英、陈伯达、胡乔木等人谈话的时候，这样说过：“我和江青之间，不仅仅是夫妻关系，也是同志和战友之间的关系。多年来，她读了不少的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已经比较熟悉了，她是属于胸有大志这类人的。生活上看，她比较自觉，从来不多吃多占国家的财产，也从来不搞特殊。她只是在她的工资和我的稿费、她的稿费范围里花钱，不像某些人千方百计地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这一点你们都看到了。她读书、学习都比较认真，理解力也比较强，她的缺点就是对同志过于苛刻，其实心肠并不坏。你们要善于和她相处，她不会坏你们的事情的。她和我一样，只要有话说到当面，什么事情也是好解决的。是不是这样？你们监督嘛！”
这话，曾经使江青得意了好一阵。
第二十八章 惊心动魄
＇江青的调查，使毛泽东感到惊心动魄了……＇
毛泽东仔细地阅读这些使他很感兴趣的材料：“一九六四年九月，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郑天翔传达了刘少奇对四清的指示：‘原则问题只有一个，战线要短，兵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于是彭真和北京市委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大搞人海战术，在通县地区集中了二万多人的工作队，搞什么‘通县大会战’。彭真在动员会上再三说：‘这次四清，就要像当年土改、分田地那样来一场真枪实弹的战斗，要把基层弄他个鸡犬不宁。’于是，出现了许多社员自杀的现象。
“一九六四年八月，刘少奇和他的老婆王光美推广了‘桃园经验’，并且制定了四清工作的《后十条》后，北京市委的一些干部明确地指出：‘这个文件是对抗毛泽东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的。’
“有人质问：‘如果《后十条》和《前十条》发生了矛盾，以哪一个为准？’彭真说：‘当然是以后面的文件为准，《后十条》就是对《前十条》的补充和发展嘛。’市委秘书长项子明和殷汝棠到河北省委取来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报告》录音，广为播放，并在通县以‘桃园’为样板，按照《后十条》的要求进行四清。据初步统计，不少出身地富家庭的子女由于忍受不了歧视而卧轨自杀。有一个平时表现很好的地主儿子，年仅十七岁，几次报名参加民兵而不批准，一怒之下，跳进了水库淹死了，……”
毛泽东看到这里，站起来凝望着院子里的几颗松柏树叹惜，对江青、田家英说：“要允许出身不好的青年革命嘛，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是可以选择的嘛。是哪个皇帝规定出身不好的青年不准参加民兵呢？不但民兵可以参加，而且可以参加解放军，参加共产党，可以担任各级干部，只要本人表现好。如果允许这一条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就得一半以上的人统统赶出去了。怎么能有这样的规定呢？”
江青说：“这是少奇同志看了一些材料后，匆匆忙忙写进他的那个《后十条》里的。”
“形而上学，完全是形而上学！”毛泽东说完，继续往下看材料：
“一九六四年底，刘仁按照‘桃园经验’在白庙蹲点，彭真把白庙蹲点‘经验’送给刘少奇，刘少奇看后称赞说：‘很好’。就是这个经验里，把活活逼死的两个会计说成是‘畏罪自杀’。有三十多个社员遭到了批判斗争，一个社员因为对工作队的某成员进行了顶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遭到逮捕。
“一九六四年，由全总书记领导的工作队到石钢炼铁厂搞四清，整了该厂的当权派，立即引起了彭真、郑天翔等人的不满。他们对工作队施加压力，说：‘这个厂的干部是市委定的，你们不经市委不能随便撤换。’工作队坚持原则说：‘这个厂的领导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工人反映很大，非撤换不可。’彭真火了，说：‘我们说不行，怎么能不听市委的指示呢！’就求救少奇、小平同志。果然，彭真和郑天翔把状告到了刘少奇那里。一九六五年三月，刘少奇在关于北京市的四清运动的指示中，说：‘《二十三条》里的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得看看具体情况。石钢的工作队不听北京市委的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公开要包庇石钢的当权派，他对彭真说：‘你们要求工作队和厂党委共同商量，把生产搞好。’邓小平还说：‘如果工作队一意孤行，就让工作队检查，工作队不检查，工作队长要撤！这个工作队没有搞好，让他们再搞一期。’于是彭真和北京市委打着贯彻刘少奇、邓小平指示的旗号，一再逼工作队说：‘问题通天了，总书记说话了，赶快检讨吧！’而且在四清后捏造事实，把炼铁厂捧为‘大庆式企业’以势压人。”
毛泽东指着这个材料对周恩来说：“这样的四清岂不是走过场，岂不是打击工人的积极性吗？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人所欺骗。有的人名义是在搞四清，实际上是在斗斗群众和工人就收尾了。”
“一九六四年，陈伯达领导的中央四清工作队在通县高各庄大队搞四清，发动群众斗争了生产队长豆子祥和县委书记刘拓，再次触及了彭真、刘仁、赵凡他们的利益。彭真指示他们写了一个报告给刘少奇，攻击中央四清工作队和陈伯达是‘打错了靶子，整的干部从历史上看都是好的，是跟着党走的’。刘少奇看后，对中央工作队和陈伯达横加指责，说什么‘斗争方法不好，运动搞得不深不透，没有养成好作风’等等。彭真拿着这个指示，为豆子祥翻案，打击中央工作队。彭真指着陈伯达说：‘你们说我破坏四清运动，帽子太小了，北京市的干部就是真有问题也是我这里负责，不能让他们负责。不管你们是哪里派来的工作队，也要和市委商量，也要征求市委的意见，说穿了就是要征求我的意见。不征求意见就是错误，你们就得检查。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能碰过谁！……’”
毛泽东看到这里，微微笑道：“这个彭真，果然是厉害！他要把北京变成彭家的天下，是不是？你陈伯达斗不过他吧？”
陈伯达说：“我可是斗不过人家！戚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