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飙系列-选择突破口(师东兵)-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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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觉得很难堪，就没有多说话，只是在和毛泽东碰杯的时候说了句：“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你是否认为我会死在你的前头吧？”毛泽东突然幽默地说，“我已经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是我觉得身体还很好，还能再干几十年，我是不会轻易地去见马克思的，因为我还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和陈永贵等劳模和群众的代表在一个桌子，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在另外一个桌子上，江青不停地走来走去，给人们敬酒。
毛泽东来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面前时，说了这样几句话：“王光美搞了一个桃园经验，在全国出足了风头，很好。少奇同志给我们带了一个头，我也不能落后。我和少奇是兵对兵、将对将、老婆对老婆，来一个竞赛，看看究竟谁手里有马克思主义，比一比谁手里的真理多一些，检验一下谁是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我就不相信你王光美同志比江青高明！”周恩来悄悄地对旁边的人解释：“主席今天喝了不少酒，讲的话大家要正确理解。”
于是，在场的人们都把话题转移到了社教上了。
毛泽东对劳模们说：“现在用几盒香烟就可以把一个支部书记给贿赂了，如果把一个女儿嫁给干部，那就要什么有什么。这些人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是官僚主义者阶级。可以给大家透个风，我就是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的对象！你们回去以后要把我的话讲给群众听，看看你们周围，你们的上面究竟是不是这样！”
他问陈永贵：“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你怎么办？”
“那没有说的，坚决发动群众把他们斗倒斗臭！”陈永贵回答得很干脆。
刘少奇和邓小平面面相觑，没有再说什么。
毛泽东说：“有人以为，四清就是要解决什么四不清的问题，四不清的说法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没有打到问题的要害处。天津市郊小站公社的四清，一九六四年一月，工作队开始扎根串连搞运动，没有发现阶级斗争大的表现。陈伯达同志二月下旬进点，是我给他讲了许多话的。同时抽调了一些比较强的干部进了村，一下子就搞出了三个反革命集团。这三个反革命集团都是反动阶级有计划地打人了我们的内部，长期窃取了当地党政大权，建立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所以，我就坚决地主张，凡是被敌人操纵或者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被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斗争。这才是我们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的问题实质。”
第二天，即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工作会议由邓小平主持讨论毛泽东提出的二十三条草案，他对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大好，明天的会议主要是讨论问题，你就不必来了。”
毛泽东脸色一变，说：“你不想让我说话了，是不是？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你请我来我未必就来，你们不想让我来，我偏要来。”他对江青说，“现在他们想给我划定框框，我就是要坚决地打破他们划定的界限。不能由他们来操纵我的活动。”
于是，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一些人的发言后，再次发表讲话：“这次社教，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不要再像有些人所讲的，是解决什么回不清矛盾，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的问题，等等。你们要善于抓住一切问题的‘纲’，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有的人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那么想听，他们以为自己的翅膀已经硬了，可以丢掉我这把刀子了，我可以让步，但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党员不让我让步。林彪同志已经表示，解放军还要继续高举我的这面旗帜，你说我该怎么办？继续工作嘛！”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来到了全国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会议的会场，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慌忙站了起来，将会议主席台的中央位置让给了他。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坐在了正中央，微微笑道：“我身体好了，要来参加参加你们这个会议，可以吗？看来你们不是全部反对，那我就要参加了。”
这次会议上，当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就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发言完毕后，毛泽东讲话了：“我今天不仅想参加会议，而且还想讲讲话，你们欢迎吗？”这时，会场里一片掌声，他笑了：“看来我还是有点基础的，没有到了被人赶下台的地步。今天开会，我把党章和宪法都带来了，无论我作为党员还是公民，都有讲话的权利嘛。有人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解决什么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革命很不清楚。什么‘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呀，什么‘党内外的矛盾交叉’呀，等等，都是放屁！”
刚刚刘少奇还在这样讲，现在毛泽东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与会者全部怔住了。刘少奇虽然在表面上还能沉得住气，但是脸色显然大变。
毛泽东继续说：“搞四清，不是让你们去搞特务活动，鬼鬼祟祟，神神秘秘，把矛头指向了群众，你不相信群众嘛！什么‘解决公私关系问题’，什么‘清理阶级成分，建立阶级档案’，什么‘对全部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都不应该是这次运动的重点。这样提法，只会使这次运动一开始就走向邪路，让社员群众都人心惶惶，不得安宁。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社员中的问题一律不整，是个正面教育的问题。”
与会者一下子都明白了，毛泽东是在批评刘少奇一九六四年九月十日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里的内容。
毛泽东把那个文件扔到了桌子上，继续说：“你们看看这篇东西里有多少是针对社员的！”经毛泽东划出来的段落主要有：
第一条题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基本方针和主要内容”里有：“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划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解决公私关系问题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发动群众对全部四类分子进行一次全面的评审。对有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进行说理斗争，并且对他们进行处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整顿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妇联会的基层组织、民兵组织、治安保卫组织和农村其他组织。”毛泽东曾经对江青、陈伯达说：“你看这里面包罗万象，打击面很宽广，有多少对象都能包含住，就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二条题为“领导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里有：“现在，敌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方法再加狡猾了。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这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对于这种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对于这样一场新的革命，我们还很不熟悉。如果不亲自深入实践，就不会真正地懂得它，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地领导它。所以，这些同志的亲自蹲点，是领导好这次大革命运动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对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人说过：“刘少奇所说的四清究竟是一场什么革命？革命的对象究竟是什么人？他在这里所讲的‘敌人’又是谁？哪里有这样的敌人？一切都很糊涂，说穿了，都是一些社员群众！”
江青说：“《后十条》里的第三条‘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里充满了这样的词汇：‘教育和批评群众中一些损害集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人，热心发展小自由的人、不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人，使他们改正错误。’‘教育群众把私占的集体财物和国家物资交出来’，‘教育群众退出占用的集体耕地’，一句话，他的斗争矛头大都是针对群众中的问题的，连半句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话都没有。这样的革命，怎么能谈得上解决了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问题呢？都是鬼话！”
第四条的标题是“建立坚强的贫、下中农组织”，但是对这个组织的规定是这样的：“贫、下中农组织的建立，必须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随着运动的深人，由小到大，逐步发展的方法。关键是扎正根子。首先吸收的，应当是立场好、劳动好、热爱集体、觉悟较高、政治纯洁的贫、下中农。对于一些缺点较多、立场不好、劳动不好的贫、下中农，应当在运动中间经过教育和考验以后，再分批吸收。”“在前一段时期，有些地方，曾经一轰而起地建立了一些贫、下中农组织。这类组织大多徒具形式，或者严重不纯。对于这类组织，应当进行整顿工作和巩固工作。”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时说：“这种干法，严重地分裂了贫下中农的队伍，实际上比整社员还要厉害，这哪里是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在地地道道地整群众，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第五条专门是“中农问题”。文件规定：“由于现在农村相当普遍地存在着阶级成分比较混乱的情况，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很有必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清理阶级成分的工作，就是说、经过群众的充分讨论，对每一个家庭成分进行审查和评定，并且建立阶级档案。”“上中农是农民中资本主义倾向比较多的一个阶层。在农村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贫、下中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之间的斗争。对于上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必须教育、批评，情况严重的还要进行必要的斗争。否则，不足以制止他们的动摇性，不足以消除他们在贫农和下中农中间所散布的影响，不足以巩固集体经济。”
毛泽东说：“这里完全颠倒了这次四清运动的方向，是在制造混乱。这是刘少奇同志把这次四清搞得人心惶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在这方面带了一个很坏的头！”
第六条的标题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但是里面有这样的规定：“犯了错误受过处分的干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如果有反攻倒算，打击报复，破坏集体经济等严重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行为，必须按照现行反革命分子处理。是党员的，必须开除党籍。”毛泽东说：“如果这样定性，那么反革命分子就得一卡车一卡车地往出拉了。打击面如此广大，可见我们的这位皇帝是下了多大的决心的！”
《后十条》里的最后一条对地富子女也作了许多的限制和规定：“地主、富农的子女，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地也不宜担任会计员、保管员、出纳员、社队企业和事业的管理人员等重要职务。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备落人阶级敌人的圈套，要他们划清政治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不受对方的坏影响。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的党员、团员和干部，能不能做党员、团员，能不能当干部，主要根据他们本人的表现，而不单纯看他们同地主、富农子女结婚这一点。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对方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同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江青在这一条旁边批道：“你看多么的‘左’呀，形左而实右，是这个后十条的特色。”
毛泽东逐条批驳了一通后，说：“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分清的原则问题。如果我们这次四清不把运动的主要对象，放在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上，就完全失去了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意义。也就是说，必然要使运动走到了邪路上去了！”
这一天的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坚持要求把这次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的纪要，立即迅速地发给各级党委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团、工作队。
于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下达《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的通知》，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