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凋零之晚清的最后十年-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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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泽考察团在英国期间，还一度被英国政府所误会。原来，英国人因为经常和清廷打交道，他们以为考察团不过敷衍了事，所以多次派人询问考察内容，以便于英国方面安排行程。为此，考察团特意拟定了在英国的详细计划，对英国进行多方考察，比如英国的上下议院、大英博物馆等。
载泽团在考察英国宪政的时候，由法学家埃喜为他们讲解英国宪法。埃喜先向考察团介绍了英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君主权限和三权鼎立之制。埃喜指出，君主是一国至尊，议会通过的法律，形式上都需要君主批准颁布，近两百多年来，君主从未批驳过议会通过之法案，这在英国已经形成了宪法惯例，并有法律的约束力。另外，英国的国家行政权由内阁掌控，君主不得干预。至于法院之权力，自有法院之体例，独立运行。
载泽后来总结说，英国实行的，其实是虚君之制，与本国有不通之处（当时英国的君主立宪和日本的君主立宪的确有本质的区别）。在英国期间，载泽还特意向英国议院提起禁止鸦片一事，要求英国通过禁止向中国输送鸦片的法案。除此之外，英国还安排考察团参观了两所着名的大学：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两所大学还特别为载泽授予法学博士学位。载泽说，他穿上宽大的博士服后，倒感觉像是穿了中国的古装。
（未完待续）
二、考察团漂洋出海，各国见闻不一般（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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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法国则和英国有很大的区别，它是一个完全的民主共和国。法国是典型的大陆国家，它的历史倒和中国有几分相似之处。不过，法国走的是革命的道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这一百多年里，其间革命和复辟不断，屡兴屡废，大起大落，就连法国宪法也是几易数稿，政权更迭更是无数（就这点而言，当时的考察团无从学起，倒是清朝被推翻后，法国的经验倒颇值得国人参照借鉴）。在巴黎期间，法国总统偕夫人及女儿还特意陪同考察团登上着名的艾菲尔铁塔，俯览巴黎这个魅力之都。
临近法国的比利时，当时也是君主立宪国。当他们听说中国考察团来欧洲后，十分重视，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进行接待。为此，比利时国王还特地派出专轮前往迎接，考察团到达比利时港口后还鸣以21响礼炮。当时比利时国王已经是七十高龄，仍旧盛情接待了考察团一行，甚至还亲自到使馆回访过一次。后来载泽颇有感情的说：“人之重我者，或非无因，在我要当亟图自重之策。人之轻我者，何莫非忠告，我当益自警觉愤发，勿启自侮之端。”当然，据说比利时国王之所以如此热情，当时也有想多拿几个中国铁路建设项目的想法（如之前的卢汉铁路），政府为本国商业开道嘛！
在欧洲考察的时候，两路考察团分开行动，各有侧重。载泽团偏重宪政和政府职能，相对比较详细，所考察的国家也多有专家讲解。而戴端团则偏重教育、工业、文化等，考察的国家比较多，日程安排紧凑，大多是面上的考察。
北欧三国丹麦、挪威和瑞典，本不是考察团预先访问的国家，但这三国也是君主立宪国，听说考察团来欧考察宪政后，他们纷纷发出邀请，力请考察团顺道访问。由于清朝在这些国家没有大使馆，当时的公文往来都是靠驻俄国使馆联络。当时丹麦有家“大北电报公司”，是大清电报行业的供货商和合作伙伴，当时正和德国西门子公司展开竞争，丹麦政府的热情，想必也有为商业开道的意思。至于瑞典，当时虽然没有和大清有贸易往来，但国王一再强调两国当年的贸易盛况，光从哥登堡出发到中国的商船不下百计。瑞典的林业非常发达，由此带来的家具业也很兴盛，如宜家家居。后来考察团回去后也向朝廷提出创办林业，大概也是受到瑞典的启发罢。
最令考察团感到惊讶的是，在各国的国宴上，不但有各国元首和各级官员，连企业主和商人等也可以共同出席。在宴会后，这些企业主和商人甚至和本国高官甚至元首随意交谈，大家不分尊卑，站在一起谈论时事。这种事情，在大清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还有，考察团在游览奥地利皇宫时，发现里面“列树屏蔽，蔚然深绿，景色绝佳”。但令他们大跌眼镜的是，园中“工人士女来游者甚众”，满是普通国民－－－皇家花园竟然是对外开放的！
考察团对欧洲大部分国家的考察都还比较顺利，唯有俄国比较棘手。俄国和大清领土相接，幅员辽阔，本也是历史悠久的君主专制之国。这几年由于战争的缘故（刚被日本击败），政局很不稳定，颇有革命之象。正因为如此，俄国才先行一步，实行宪政。由此，考察团也想去俄国看个究竟，效果如何。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俄国当时虽然已经宣布实行宪政，但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
戴端团到俄国的时候，俄国方面甚至也没能安排考察团去议院参观（因为那里闹得太厉害了，会让沙皇很没面子），只是考察了皇家禁卫军和几家军工厂而已。果不其然，在戴端团回国后不久，俄国的局势便急剧恶化，沙皇随后宣布戒严，并取缔了下议院。后来的历史证明，就立宪和革命而言，大清与俄国难兄难弟，大家彼此彼此，只能相互参照，尚谈不上谁学谁的问题。
戴鸿慈等人特意前去拜访俄国前首相维特，并请教关于中国立宪等具体事宜。按照维特的说法，“中国立宪，当先定法律，务在延中西法律家斟酌其宜；既定之后，君民俱要实行遵守，然后可言立宪，约计总以五十年准备”。这一见解，赢得考察宪政的大臣们之普遍赞成。勿庸讳言，维特也指出了在中国社会中各项准备事宜应该齐头并进，以缩短准备时间，否则在近代内忧外患的状况下，怎么可能如此耐心地循序渐进。
至于在德国的考察，就不仅仅是棘手，而是颇为的尴尬了。众所周知的是，在庚子年的时候，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打死，引发一场轩然大波。德皇后来点派瓦德西率七千大军杀奔远东，要报一箭之仇，最后好说歹说，大清赔了银子不算，还特派醇亲王载沣前往德国谢罪。
时隔近六年之后，考察团来到德国，心里也颇为的忐忑，害怕德国人会记仇，而对他们有意为难。不过，和他们想象中不同的是，由于德国一些大企业在中国有颇多的投资与合作，考察团不但未受冷遇，反受到社会各方极为热情的接待。当时德国皇帝、皇太子和高官们都亲自宴请了考察团，并安排他们到各地考察，特别是一些知名企业如克虏伯公司、西门子公司和拜尔公司等，意在扩大这些大企业在中国的业务。
1906年5月19日，在欧美各国兜了一圈后，载泽团乘坐法国轮船先行打道回府。6月21日，戴端团也随后踏上回程。考察团回国途中通过地中海走苏伊士运河。此时的地中海，风和日丽，暖风频频，较上年出发时的凄风苦雨完全不同。天高凭鸟飞，海阔凭鱼跃，面向广袤无垠的大海，考察团的成员们思绪万千：中国何时才能走向强大，步入世界强国和文明之邦呢？
经过近两个月的海上颠簸，1906年7月12日，载泽团回到上海；7月21日，戴端团也回到了上海。考察团回归之日，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迎接。也许，大家都希望他们这次能给中国带来点不一样的东西罢。
下一节：《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
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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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
1906年，德国着名的《历史学报》提到当时大清王朝的四个人，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一是袁世凯，另一个则是端方。晚清满汉两大能臣，一为端方，一为袁世凯，老外的眼光果然很雪亮。可惜的是，袁世凯后来做上民国的大总统，而端方却死于革命的乱枪之下，此是后话。
据说端方在欧洲考察期间，为了想更好的说服慈禧太后，特意从德国带会了一个最新的电影机。不料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据当时的《中外时报》报道说，端方怕这个洋玩意在老佛爷面前运转不灵，到时出洋相，所以特意让随同考察的随员姚某先试放一下。谁知道因为操作不当，电影机里的乙肽灯泡突然爆炸，姚某竟然被当场炸死。在隔壁会客的端方听到这么大的动静，还以为革命党又来扔炸弹，出去一看，却发现了这样一出的惨剧－－－真是不祥之兆。
载泽回国后，很快赶到北京复命。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接见时，载泽力陈各国之所以富强，主要是因为各国均以宪法为国本，而中国搞了这么多年的洋务运动，却没有成效，原因就在于不得要领。由此，载泽提出清廷立宪最好以日本模式为效仿对象。
当年8月，载泽又向朝廷上了一道密折，其中明确指出立宪有三个好处：一是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君位万世不易，相位旦夕可迁，君主不负行政责任；二是外患渐轻，立宪是国际潮流，立宪后外国将尊重我国；三是内乱可平息，实行立宪后，革命党人也无话可说，即使想作乱也无人跟从。
慈禧见此折后大为动容，若有所思，似有心动。
端戴回国后，也向慈禧太后和光绪皇汇报了考察宪政的成果，不料这时慈禧太后和光绪两人身体都不太好，汇报被分成好几次，时间稍长，慈禧和光绪两人便体力不支，难以支撑。最后，端方只好上了一道长折，痛陈国事，力请立宪。在折中，端方也提出要效仿日本进行宪政，并设立预备立宪期。据说，慈禧太后看这个折子，足足看了有三个时辰，默然不语。
随后，端戴联名给各省督抚发去电报，商议立宪之事，电报中称：“此次调查欧美各国政治，无不以宪法为其国本。诸政可因时制宜，唯宪法一成不变。虽有内忧外患，而国本巩固不能动摇。观日本之立宪，出于朝廷之远见；俄罗斯之立宪，则由于人民之要求。一得一失，可为前鉴。鄙意拟奏请先行宣布立宪，谕旨以十年或者十五年为期，颁布实行。一面规划地方自治，中央行政，以求明智之发达，而为立宪之预备。”
各省督抚得电后，纷纷复电表示赞同，唯有资深老臣张之洞对此不以为然。毕竟，姜还是老的辣，张之洞凭借多年的官场经验，便可推断出仿行立宪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后叙。
也许有人会问，考察团在各国考察了半年多的时间，究竟有那些收获呢？这事且细细说来：此次五大臣出洋考察，名为宪政考察，实际上则是政治法律、经济产业、教育文化、军事科技、社会福利、公共设施乃至礼教习俗等等，几乎无所不包。由于时间有限，加上要考察的国家和内容如此之多，难免会产生一种蜻蜓点水、走马观花的感觉。客观的说，这次五大臣的出洋考察，很大程度上更偏重于形式上的观察而难以提出实质性的、有效的操作建议。
在考察活动中，语言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五大臣中并无一人精通外国语言，他们在和外国政要或相关人员交流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很大的语言障碍，而双方的沟通往往都需要随行的翻译人员或者在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也有一些曾经在中国生活并会说汉语的外国人）。由于大清帝国的语言人才极度缺乏，当时各种外语的翻译水平也很欠缺，正如考察团所云：“今远涉重洋于语言文字迥然不同之国，而使之考其文物制度，其不同暗摸辨苍黄，隔壁察媸妍也几希，”如此一来，双方的交流不但难以深入，反而经常出现误会及曲解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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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察归来写总结，再上奏折求立宪（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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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各种困难，但考察大臣们还是大有收获的。他们回国后向清廷复命的时候，提交了一份《考察宪政报告》。在报告中，考察大臣们明确指出，“立宪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并正式提出了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
这个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