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凋零之晚清的最后十年-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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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和绿营打不过洋鬼子的长枪短炮还情有可原，但后来太平军的骤起如风卷残云，把他们给打得稀里哗啦，落荒而逃，这就不能不说明问题了。原来，经过了上百年的太平盛世，这些八旗绿营兵早已是养尊处优，而将帅则是“惟耽安逸，不事操防”，却成天想着“空冒钱粮、专事肥己”的勾当。在打仗的时候，“兵不见将，将不见兵，纷扰喧闹，全无纪律”，这样的军队，除了扰民，别无它用。
（未完待续）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2）
（接上文）
万般无奈之下，清廷也只好放开手脚，让汉人官僚到各地督办团练，以期对抗太平军。这时，曾国藩和湘军便横空出世了，朝廷的政策给了他一个极佳的机会，而他编练的湘军也成为了镇压太平军的中坚力量。和八旗绿营大不一样的是，湘军选兵时，尽量多选本乡人（湖南人），并只要那些朴实憨厚、体格健壮的青年农民，那些油腔滑调、有市井流氓气的城市游民一概不要。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湘军内部非常讲究血缘关系和地缘圈子，其各级统领，从营官到哨长甚至什长的大小头目，大都是亲戚故旧、同乡好友或者师生门徒。另外，凡是编练入伍的湘军将士，都要将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儿登记在案，以防止逃兵。正因为湘军内部的血缘、姻亲、朋友、故旧、师生等关系，才使得其上下团结紧密，在关键时刻能相互以死相拼，同仇敌忾。和湘军相比，其他清军往往是“胜不相让，败则壁上旁观，咧嘴痴笑”，当然不能指望他们打胜仗。
湘军是按明朝戚继光的军法进行编制，其主要作战单位是营，每营合计五百人，营下设四哨（相当于连），哨下分八队（相当于班），一对约十二人到十四人。除此之外，营官还直接管带亲兵六队。在正兵之外，每营有配有专门的长夫（相当于后勤运输队）一百八十名，以减轻正兵的负担，增加作战部队的战斗力。
湘军的选将制度是上级挑下级，曾国藩先物色水陆各军的将领（多是读书人），然后由那些将领选营官，营官再去选百长、什长，这种层层隶属的上下级关系，加上中间夹杂的宗族、师生、朋友等关系，使得这只部队变成了“曾家军”，已非朝廷所能掌控。
湘军之所以战斗力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军饷丰厚，远高于八旗和绿营。当时八旗和绿营靠朝廷养活，但朝廷发的那点饷银虽然饿不死，但养家也颇成问题。绿营还好一点，那些可以在训练之余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但八旗是满人，身份优越，制度严密，对外交往也存在障碍，没法和绿营去比。正因为如此，大部分旗人在晚清的时候其实都穷得要死。对比一下湘军和绿营就可以发现，当时湘军正兵每月可以拿到六两银子，而绿营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八旗比绿营好不到哪里去）；湘军营官的收入更是非常可观，每月可以拿到两百两左右。
也许有人会问，湘军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当时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地方上的捐纳。所谓捐纳，其实就是花钱买官，明码标价，买官的士绅交了钱，就有资格补缺反正当时打仗，被杀的官员也很多；另一个就是厘金。所谓厘金，就是地方上在各通商路口码头设卡抽厘，其实就是征收商品流通税。当时厘金不但是湘军饷银的主要来源，后来还成为清廷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在湘军和太平军激战正酣的时候，曾国藩又让他的门生李鸿章回他的老家安徽去募集一支军队，这便是后来的淮军。淮军的体制和湘军基本相似，后来也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之一。除了湘军淮军，另外还有几支汉人武装，如左宗棠的楚军等，但实力不足以与湘军、淮军对抗。
在太平军、捻军和其它的起义被剿灭后，清廷对这些汉人武装，特别是当时已羽翼丰满的湘军和淮军，感到十分的不安。好在曾国藩乃朝廷“忠义之士”，他有先见之明，凡事退让三分，最后湘淮等军被改编后分散驻扎在各地，又称为防军。而当时绿营也被改编成练军，和八旗、防军一起构成了同治、光绪年间的主要军事力量。
同光时期也是洋务运动的兴起之时，那些旧军队也受到了洋务新风的影响，在武器设备上改进了不少，开始淘汰原来的刀矛枪箭，而引进了西洋火器如抬枪、劈山炮等。但可惜的是，太平军被镇压后，大清帝国出现了一段所谓“同光中兴”的和平时期，那些旧军队便又故态复萌，平时操练仍旧是敷衍了事。
（未完待续）
一、不堪一击，旧军队寿终正寝（3）
（接上文）
当时俄驻华使馆外交官马克戈万在《尘埃：一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清末印象》中描述说，“观看中国军人列队行走极为有趣，他们都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每个人都肩扛着一支长枪。由于没有统一姿势与标准，所以扛枪如同扛着把铁锹。除了随身的武器之外，他们还每人携带一把扇子。其携带方式可谓五花八门，有插在衣兜里的，有插在领口上的，还有的干脆用长长的辫子缠绕起来。携带扇子一是为了扇风，二是为了遮光，尤其是那赤热的太阳光。长长的竹管也是士兵行军打仗时喜欢携带的东西。有些士兵还故意用竹管代替枪来扛用。他们认为，竹管既轻便，又能用于吸鸦片。如果必须扛枪的话，那么竹管就会插到裤腰带子里。最后还有遮阳（雨）帽（老外描述不清，遮阳帽难道是军帽？），这是每个士兵都喜欢、都重视的物件。如果谁没有、或者忘记戴，那是很让人瞧不起的。在士兵的心目中，它就是一种尊严。因为人体是不能随意被雨水淋湿的。虽然携带遮阳帽很不方便，但是为了某种说法与观念，他们还是不愿放弃。”
马克戈万最后评价说，“若按欧洲人标准，中国军队中没有一位算是合格的士兵。因为军人是一种很严肃、很神圣的职业。但是中国的士兵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虽然军容松懈，但他们的前辈就能屡屡战胜敌人，保卫住自己的祖国。尽管如此，这种军队的确不配称作为天朝帝国军队。”
马克戈万瞧不上中国的军队，当时国人还觉得洋兵荒唐可笑呢。据说那时有人看完洋人训练，回来记叙说：“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于地上，以示敬！”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在此人眼中，洋鬼子向长官敬礼居然要从头上拔几根头发甩地上，这代价实在不小。当时的国人对洋兵敬礼尚且觉得不可思议，那洋人搞的什么“稍息立正、正步走、枪上肩”之类，那岂不更是多此一举？
这样的军队，平时去恐吓一下老百姓还行，但一旦真刀真枪的和日本近代陆军作战，马上就露馅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是叶志超雨夜狂奔三百里，将平壤拱手让出，退出朝鲜；随后是辽东防守形同虚设，一退再退，连自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也被轻易攻克；接着日本兵山东登陆，北洋舰队在威海卫被一网打尽。在这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大清帝国的陆军一败再败，几乎无一胜绩。结果日本兵分别攻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一下掐住了清廷的脖子，逼得清廷跪地求饶，割地赔款。甲午之役，清廷可谓是颜面扫尽，连带国人也蒙受了奇耻大辱。
平时过惯太平日子的练军防军还有那些湘淮旧军，这帮人在甲午战争中不堪一击的拙劣表现，让国人为之极度失望，连朝野人士也大骂这些军队“骄悍疲惰，军纪懈弛，每战必溃，万不可用”。但是，骂归骂，但还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这大清国毕竟还是要有军队来保的。痛定思痛，旧军队的改革和彻底转型也就提上了朝廷的议事日程。
（下一节：《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
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1）
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
要说清军的转型，海军比陆军要早二十年。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苦于没有自己的海军，单纯的依靠陆上防御，只有被动挨打的份。有鉴于此，在左宗棠和沈葆桢等人的努力下，福州船政学堂得以成立并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海军人才，这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北洋舰队骨干力量的刘步蟾、林泰曾等人。这批海军人才在国内学习后，又被派往英德等欧美国家深造，算得上是标标准准准的海归派。这些人回国后，大都当上北洋舰队的各舰管带，而北洋舰队也成为当时大清帝国最有技术含量的兵种。只可惜的是，天不佑人，这批海军精英在黄海之役和威海之役中，或战火中阵亡，或兵败后自杀殉国，极为惨烈，而随之而去的，则是那支曾经排名世界前八的北洋舰队。
北洋舰队转型了，但失败了；陆军还没有转型，更是失败得一塌糊涂。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北洋舰队的覆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的陆军的无能和脆弱。正因为如此，在甲午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朝野中便有人提出要编练新军，挽回颓势。这时，一个人进入了朝廷要员们的视野。
这个人是谁呢？
说起这个人，他在中国的经历可不简单的。此人名叫汉纳根（VonHanneken，18551925），德国陆军大尉，也是曾任中国海关税务司德璀琳的女婿。汉纳根1879年从德国陆军退役后，由中国驻柏林公使馆以“海外优秀人才”的名义引进来华，开始在天津任军事教官，后来在李鸿章的委托下，负责设计建造旅顺军港和威海卫军港的防御炮台。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汉纳根随同清军的运兵船“高升”号前往朝鲜。途中，“高升”号在丰岛附近海面被日本军舰偷袭，“高升”号不幸被日舰击沉，舰上一千一百多中国士兵除了两百多人遇救外，其它人全部葬身海底。这一役，汉纳根命大福大，他虽然是陆军出身，但水上的功夫也相当了得，居然自己泅水游到岸边，后被路过的德国军舰搭救而幸免于难。丰岛一战后，汉纳根被李鸿章聘为北洋舰队总教习兼副提督，随后又参加了黄海大战。当时，汉纳根在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协助提督丁汝昌及管带刘步蟾指挥作战。由于汉纳根在黄海之战中表现英勇，清廷后来还特颁谕旨，加恩赏给二等第一宝星，后又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
黄海海战后，鉴于清军海陆皆失，汉纳根曾向清廷建议加练陆军10万人，以对日持久作战。这个建议得到了恭亲王奕䜣和帝师翁同龢的重视和支持，1894年11月，清廷下发谕旨称：“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著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所有一切章程，均责成臬司胡燏棻会同该员，悉心筹画。”谕旨下发后，汉纳根深受鼓舞。但是，由于各方面原因，原先训练10万新军的计划大打折扣，只能先编练3万兵马。
人数缩减还是小问题，关键还是共事的人别扭。当时和汉纳根搭档的胡燏棻，原本是进士出身，他曾任广西按察使，素来喜欢谈论洋务与军事，这才获任与汉纳根同办新军。但很可惜的是，两人的共事十分不愉快。胡燏棻后来向朝廷打报告说汉纳根动机不纯，其“建言本意，似欲多购船械，为牟利起见”；而且，万一让他掌握了军权，只怕以后不好控制，恐有后患。
胡燏棻的话提醒了清廷，他们想起当年洋枪队统领戈登等人难以控制的前车之鉴，加之当时的朝廷大员荣禄、刚毅、李鸿藻等人都群起反对汉纳根练兵，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更是声称：“练此大军本系创举，中国不能操纵，练之何用？”在这些人的鼓噪下，恭亲王奕䜣和翁同龢等人也只好让步，首创编练新军的汉纳根反而靠边站，最后愤而离开，搞煤矿赚钱去了。
由此，胡燏棻便成为编练新军的主要负责人。好在这个胡燏棻当时也算是知兵，他早在任广西按察使时就曾指出当时的募兵之弊端，说“今各招之勇，急于成军，乞丐无赖，驱以赴敌，一经临阵，望风而遁，反以利器资敌，沿途更肆焚劫”；而统兵的将领，骄奢淫佚，克扣士兵的军饷口粮，以至于万众离心，一旦打仗，谁肯给你拼命；军队里的武器，“件件购自外洋”，而且型号各一，前膛后膛，德制粤制，搞不清楚；最要命是，装备混乱，阵法陈旧，这些士兵拿着新式武器茫然不知用法，还是习惯使用原来的大刀长矛，这怎么能胜任现代战争？
（未完待续）
二、二次转型，新陆军呼之欲出（2）
（接上文）
为此，胡燏棻提出了编练新军的四个办法：一是训官之法，即在各省设立武备学堂，挑选各地的武生武举，只要文化还过得去，年龄又不太大，便选入学堂，聘请洋人教习三年后经考核发给文凭，随后分派到各军营；二是练兵之法，即在招募新兵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