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第2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而，现在非常有必要让我们的公使对这种事态加以关注了，特别是当福建巡抚丁日昌向北京报告，说教案的主要原因不在外国人，而是源于官员对基督徒的不公平待遇之后。 到北京后，我们得知巴夏礼公使去朝鲜了，去与这个“隐士之国”的国王签署一份条约。逗留北京等他回来期间，我们决定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成立一个福音联盟。在成立联盟的国家，对基督徒的迫害得到了制止。我们希望它在中国能发挥同样的作用。我们召集了在京传教士的集会，在会上我被推举为秘书长。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福音联盟的成立
24 福音联盟的成立，1884 在此之前，上海的传教士曾打算成立一个联盟，但没有成功，因为不同派别的传教士很难在某些条款上达成一致。在北京，我们也必须面对同样的困难。从开始到结束，我们一共召开了九次会议。伦敦教会的艾约瑟（）医生——我就住在他家里——有持续好多年的过期《福音同盟杂志》。从中我发现，参与联盟的各个国家的传教士，尽管在总体上能保持一致，却信持不同的教条。我从中挑出最扼要的一些条文，来体现北京传教士联盟的宗旨，以尽可能地减少分歧。最终，我们达成了一致，中国福音同盟宣告成立。 不久，我写信给《中国报告》，呼吁在有教会活动的各个省份建立同盟的分支机构，以便在各地成立执行委员会，为所有新教差会服务，并负责九《宽容条款》的实施与当地官员交涉。 通过在每年开始的时候举行为期一周的祈祷大会，同盟表明了它的存在，但我们成立同盟的另一个目的，即消除对基督徒的迫害，在中国却没什么进展。 在北京的各教会中，我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我们对传教士角色的自我定义存在严重误区，从中国人一面看着导致了对我们的错误理解。出于谦卑，我们把自己称为“行僧”，这使中国人得出结论，认为我们都是单枪匹马各自为战，却不知道我们是一个旨在把基督教推广到全世界的巨大机构派出的代表。外交、民政和军事官员都有他们的职级，能够与同样级别的中国官员打交道。各地的传教士都意识到当前社会状况下的这种规则，但他们习惯于称自己为“牧师”，并且这已被民众广为接受。但这种定义，确切地说，指的是“牧羊人”，而根本不是“传教者”。在官方书面文件中，“方术”或“宗教学者”的概念也被大量使用，但从来没有在各方达成一致。 在90年代，应罗马天主教的要求，中国政府规定了神父和其他高级神职人员的身份级别，以便与不同级别的中国政府官员打交道。同样的待遇也提供给了新教传教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拒绝接受这样的身份等级。 罗马天主教不仅接受了这种官职身份，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措施加以推行，这导致了他们的追随者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为了免除这种麻烦，马礼逊（）博士最近建议中国政府撤回给予天主教的职级待遇。 25 朝鲜著名的反基督教宣言 在美国公使馆秘书哈克姆（）先生帮助下，我成功地得到了一份朝鲜政府反基督教宣言的复制件。该宣言是以清政府的态度为基础的，清政府是朝鲜政府乐于效法的榜样。这份文件大约发表于1864年，是美国人在占领某个朝鲜港口时得到的。宣言说： ⑴人们通过自己的美德服务于上帝，而不是通过乞求他的恩典和忏悔自己的罪过； ⑵上帝是一种精神，而耶稣基督是人群众的一个人，他如何能成为上帝？ ⑶神父们确证说，灵魂比肉体更重要。因为他们是人类灵魂的教师，所以，按他们的逻辑，人们应该顺从他们，而不是给与自己身体的父母和教育自己成人的老师； ⑷敬祖仪式是为了表达对祖先的感激之情，是为了使先人不朽，但神父们却加以禁止； ⑸教皇宣称民众应当对他绝对服从，超过对统治者的服从，因此，他就像强盗和叛乱分子一样，破坏国家的和平安定； ⑹上帝创造了男人和女人，但神父提倡独身，对君父不能给予恰当的敬意，对夫妇之道也缺乏适当的尊敬； ⑺关于圣母、圣父、洗礼、坚信礼和神启的所有教条都是欺骗人民的谎言； ⑻既然耶稣死得那么悲惨，那么基督徒宣称他们不害怕死亡，不是醉了就是疯了。 这个宣言说明，朝鲜政府是多么认真地研究了罗马天主教的宣传系统。 26 罗伯特·赫德爵士的改革计划 在北京的时候，罗伯特·赫德爵士慷慨地让我过目了他为了中国的利益而拟定的改革计划草案，包括以下几点： ⑴聘任贤能； ⑵开采矿产； ⑶改良河道； ⑷修建铁路； ⑸建立邮政服务体系； ⑹成立政府银行； ⑺筹建海军。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改革方案种种
27 改革方案种种 在赫德先生的要求下，我把为中国政府提供的改革建议的概要送他过目，那是我在不同时期建议给各位政府大员的： ⑴对山东巡抚丁宝桢，我建议在中国开采矿产，兴办棉纺织厂； ⑵对山西巡抚曾国荃，我建议修建铁路，以便控制饥荒； ⑶对曾国荃、李鸿章、左宗棠以及外务部，我建议引进现代教育，指出这是使中国免于战争和被勒索的途径； ⑷对巡抚张之洞，我也花费了心思： ①介绍了由贝西默在钢铁冶炼方面（）的发明所引发的工业革命，建议在山西引进炼钢的设施设备，为中国即将建设的铁路生产钢轨； ②呼吁他开采矿产； ⑸对巴夏礼爵士和中国外务部的叶金铭，我提出了宗教自由的基本原则，以避免宗教紧张和冲突； ⑹对赫德爵士本人，我则建议： ①组织一个代表团，由一位亲王率领，如李（鸿章）、曾（国荃）、左（宗棠）等政府高级官员为成员，做一次环球旅行考察，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现状； ⑵组织一个由帝国最优秀的学者组成的代表团，走出去，考察各国的教育制度； ⑶组织一个由最睿智最虔诚的人组成的代表团，去国外研究各国的宗教状况； ⑷派代表团考察其他国家工业发展情况； ⑸派出代表团，考察各国交通与通讯方面的技术手段； ⑹在北京成立专门机构，向各省全面介绍、推广考察的结果。 这个方案实施二十年后，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富有成效的结果。 28 会见巴夏礼爵士，北京，1884 巴夏礼爵士从朝鲜回来后，对詹姆斯先生和我提出的、关于在山东发生的迫害基督徒事件的申诉十分关注，并建议我们起草一份公告，一份我们希望中国政府发布的公告，以便在有更严重的教案发生时，他可以照会中国外务部，使之发布命令，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与同对日本政府相比，他对中国政府的落后和畏缩表现出了更多的耐心。并且，他提到，他同中国政府的官员没有什么私人交往，只在外务部商讨处理教案事宜，而在那儿，双方出于各自国家的利益总是千方百计相互斗争、相互阻挠。这使他感到十分苦恼。我向他叙述了自己在太原活动的情况，说现在我在那儿工作没什么困难，因为跟许多政府官员建立的朋友关系。因而我斗胆向他建议说，如果采用同样的打交道方式，北京的官员会有所回应的。隔了一个礼拜，当我在街道上遇到他时，看到他因为心情舒畅容光焕发。女皇生日那天，他曾向许多高级官员发出了做客邀请，所有的邀请都被接受了。（参看斯坦利·莱恩…波尔：《巴夏礼爵士的生活》，第396页）。 在这期间，我还写了一个关于世界各国之宗教自由观的小册子。该册子以高级官员为阅读对象，因为他们大多数反对意见都源于对整个宗教问题的无知。 把我们拟定的公告草案交给巴夏礼爵士后，詹姆斯先生和我便返回各自传教的省份：他回山东，我回山西。我取道蒙古的门户张家口，穿过山西省的北部南下，到达太原。途中我随身携带了一个空盒气压表，测量沿途的海拔高度，以期我收集的资料能够促使山西的政府官员尽早地修筑铁路。当我回到太原后一算，离开已经整整五个月了。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对山西传教士的建议
29 对山西传教士的建议，1884 1884年8月，我建议召开一次山西省传教士大会，以便推进传教工作。传教小册子和福音书已经在这个省的一百零八个县里得到广为散发，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在以下几个中心点展开具有长期性的系统工作： ⑴成立福音同盟及其由三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代表所有传教士就宗教迫害和保障传教自由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交涉； ⑵出版更好的传教小册子，以满足全省的需要； ⑶为每个外国传教士配备至少十名福音传播者作为助手（每位有经验的传教士都知道，大部分信仰转变者都是由当地人而不是由外国人引进教门的）。 ⑷在十个主要省份中各建一所学院，每所学校招收一百名学生，授予三年外国知识课程。 同时，我还建议成立一个基督教文学艺术协会，其宗旨是： ⑴提供合适的基督教文艺书籍，引导中国人以各种有益的工作去帮助他们的同胞； ⑵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善意和相互尊重； ⑶在所有真正对中国有益的题目上启发中国；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沿海之旅，会见仲斯先生
1 沿海之旅，会见仲斯先生 1884年秋，我感到在中国的工作可以暂告一段落了，并且，因为我期待着开始新的工作计划，感到有必要回国向浸礼会协会当面陈述自己的意见。 同妻子和四个孩子一起，我们开始了向东海岸的行程。当乘坐一只中国人驾驶的船到达天津后，我们决定待在里边等待开往上海的轮船，因为那样比住在外国人开的旅店里花费要少，但我在烟台时认识的一个老朋友，爱德华·寇森（）先生，贾丹—马克森有限责任公司的代理，坚持让我们接受他的地主之谊。 在上海，我们见到了仲斯先生。他是随同一个很大的、由英国浸礼会协会派出的新传教士团队回中国的。我同他会晤了几天，谈论的是关于同浸礼会协会委员会以及同国内教会打交道的经验、还有关于我将来的工作的一些事宜。 2 同大卫·希尔一起访问南京 仲斯离开后，我得好朋友大卫·希尔从汉口前来，为了在我回国前见上一面。我们俩人都为中国政府对传教士一如既往的敌意感到苦恼，并认为现在是前往南京会见总督曾国荃的最好时机。曾在灾荒期间任山西巡抚，我曾同他打过多次交道。在南京，我们见到了他。他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友好态度，但根本没有心思谈论一下宗教自由问题。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不仅有很多传教士在不同的省份参与了赈灾工作，而且很多人由于在救灾中感染疫疾而献出了生命。 2发现《大乘起信论》 访问南京期间，我们认识了刻售佛教经书的杨先生。杨先生原先是儒家门徒，后来皈依佛教，是个智力很高的人，曾作为中国大使的随员随同曾侯爵 出访过欧洲，与马克斯·缪勒（）、日本的南条雄文（）、巴黎的朱利恩（）等这个级别的人物有过交往。 我问他：“为什么，作为一个儒家秀才，在经历了世界上那么多事情后，竟然安于售卖佛经？” “我很吃惊”，他回答：“你，作为一个传教士，竟然会问这样的问题。难道你不知道，对于人生许多重大问题，儒家往往避而不答吗？” “是这样，但佛家回答了吗？”我问道。 “当然了”，他回答：“我还是让你看一下这本书吧，是它使我由一个儒生变成了一个佛教徒”。 那本书名为《起信论》（《信仰的觉悟》）。我接受了，并且又购买了一些他为我推荐的佛经。 在住宿的旅馆里，我静静地坐着阅读那本使那位儒生转变为佛教徒的经书，直到夜里一两点钟。最后，我向同室的希尔大声喊道：“听着！这是一本基督教的经典！尽管所用的术语是佛教的，但它的思想是基督教的”。 4 返乡途中遭遇风暴 1885年初，我们乘坐霍尔特轮船公司的阿佳克斯号回返英国。在比斯开海湾，我们遭遇了一场可怕的风暴。海上刮起了飓风，波浪滔天。轮船载满了锡锭，行动很吃力。三天时间里，我们处于极度危险之中。船在波谷里挣扎，我们的耳鼓里充满着浪头把成吨的海水洒向甲板时的泼溅声，而头顶上的浪峰那持续不断的呼啸声使我们感到就像陷身在大洋的底部。一天晚上，前舱门被冲到了甲板上，海水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