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事 许知远著-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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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国或许可以在台湾与一部分海外中国人身上发现。
《卧虎藏龙》的意外成功，使中国最著名的导演都加入了武侠电影的行列，但在这些追随者中，古老中国的意境却没有了。电影的画面回到了秦始皇年代，回到了五代十国，或干脆是一个臆想的年代，而情节则在厌倦了民间传说之后，直接从莎士比亚的剧本里生搬硬套。所以一个现象出现了，这些电影一心要创造一个古代中国，但导演、演员们，却不关心古代中国人如何思考、如何说话、如何行走，他们的欢乐与忧伤，他们的恐惧与喜悦，他们为何能够“对酒当歌”、“士为知己者死”……
当这些灵魂与内心难以把握时，在技术上的精益求精和场面上的浩大则成了最后的依赖，朴素与典雅，演变成故作玄虚和炫耀。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这些电影就像是一部又一部的连续剧，看不出太多的区别。我想起了10月初在马尼拉的文华酒店的小插曲，在电梯的入口处，我看到了无孪的面具和铁衣人的盔甲，电影《夜宴》在马尼拉之行好像刚刚结束。第二天早晨的《菲律宾星报》上，我看到了对于关于这场活动的报道，其中一句提到，《夜宴》的导演正是李安，他之前的作品是《卧虎藏龙》……
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奇怪，拍摄了《十面埋伏》的张艺谋、《无极》的陈凯歌，是否就是当初的《红高粱》与《黄土地》的导演。我记得他们在80年代给予中国和世界带来的震惊。我翻出了陈凯歌在1985年描绘张艺谋的文章《秦国人》，其中的洞察力和两人的情谊，至今读起来依然动人。
他们所创造的情境和人物形象，既令人耳目一新，也长久遭人病诟。
他们曾经所呈现的中国，是一个漫长的文明最衰落的时刻，尽管它其中仍闪现着零星的人性的抗争与光辉，但是历史惯性与社会动荡所带来的吞噬却是致命的。
80年代的中国，既是一个充满朝气、又是一个充满了深刻怀疑的时代，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深感不安，人们觉得自己与历史和外部世界都失去了联系，急切寻找自己是谁。
中国在过去20年的轨迹像是过山车轨道一样起伏剧烈。80年代的追寻与自我怀疑，经过了90年代埋头于发财致富后，在新世纪开始时突然被一种新的自信与自满所取代，我不得不说，这其中充满了暴发户式的心理痕迹。80年代的中国，因为她刚刚开放，因为她的意识形态，引起世界的好奇心，而现在她则是因为市场规模、经济增长和未来潜力。
一部又一部的制作费用惊人的古装武侠电影，看起来就像是今日中国的某一面的展现。在制作上，它是物质与技术上的积累，而非创造力的真正展现；在对外宣称上，它是排山倒海式的煽情；在市场策略上，它采取的是赤裸裸的垄断……
坐在五道口电影院时，我对即将开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毫无期待，像往常一样，互联网世界已流传了各种版本的刻薄评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期待看到的是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它和《满城尽带黄金甲》都选择了在12月14日公映。但是，当我17日回到北京时，前者已在各大电影院销声匿迹。
即使在放映日内，它也将时间安排到早晨9点30分，或是下午。而在主要的电影院里，后者则是每半小时就会有一场，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午夜。
电影没有想像的那么糟糕。事实上，我相信，它的最后十几分钟相当精彩。在一场金甲与银甲、面目不清的厮杀过后，意外的高潮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士兵涌到广场中，拖走了成千上万的尸体，清水迅速冲洗了血迹，绽放的菊花取代了刚刚被践踏的那些尸体，色彩鲜亮的地毯被一卷卷展开，皇帝重新回到舞台中央，气定神闲，士兵列队，面上的表情勇敢又效忠，早已准备好的乐师开始有关忠孝礼义信的合唱……在一层又一层的背叛与阴谋暂告一段之后，一杯毒药泼在了圆平台上的方桌子的中心。
我不知道，我是否过度诠释了电影，在一瞬间，我甚至觉得张艺谋是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来理解中国历史的秘密的，至少他无意中做到了这一点。新的一层掩盖住旧的一层，人们总是站在血迹与尸体上歌唱，没人会记住发生了什么。不过，这短暂的质疑，似乎迅速淹没在对场面与色彩的铺陈与玩味之中了，消失在公众的嘲笑与解构中了，它平庸的剧情与彻底缺乏的历史常识，也使得这种追问显得概念化与空洞。
在这场消费狂欢里，如果你想看到真正动人的电影，比如《三峡好人》，你依然只能去买DVD。
没有秘密的崛起
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2004年的7月，吴晓波和哈佛商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查尔斯河畔进行了一场座谈会，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当时36岁的吴晓波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题材作家，有一张和实际阅历不相匹配的年轻的脸。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后，他成为了新华社浙江分社的一名记者。那时，他心怀伟大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式的理想，“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去推敲、去归纳、去想像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他也期待有一天获得像李普曼式的荣光。
“美国世纪”的到来塑造了李普曼的思维与写作，他一生向几代美国读者解释，你们的国家已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你必须做好心理与头脑上的调整。而吴晓波的记者生涯，则遭遇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开放与兴起的过程。一个超过10亿人的国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铁板一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变成了一个“10亿人民9亿商”的国家。那些支配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企业成批地轰然倒塌，工人阶级昔日的荣光被下岗的命运所取代，长期被拒绝的外国势力与资本家们成群结队地涌来，重拾他们的先辈100年前对“4亿人市场”的浪漫憧憬……《经济学人》在1990年代初的判断令所有的新闻记者怦然心动——中国是19世纪以来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生地。
从温州的那些打火机厂，到哈尔滨被愤怒的工人逼到墙脚的国营工厂厂长，从落魄的投机倒把分子，到今日中国的企业英雄，吴晓波兴致勃勃地行走、观察、交谈、思考、想像。在2001年风行一时的《大败局》中，他将目光放在了那些叱咤一时的中国商业明星，他们的经历惊人地相似，在迅速获得成功之后，更为迅速地溃败。
在2004年夏天的那场主题是“中国公司”的讨论开始时，新一轮中国热正处于它的顶峰。它开始于2002年前后，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9。11”促使中国吸引了世界最大量的投资，所有关于中国的想像再次在西方媒体上蔓延。但是像一些最为清醒的观察者一样，吴晓波正为一个命题而困扰，早在1978年开始的那场变革之旅的将近30年后，一个越来越显著的事实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明星，但中国的商业组织似乎表现平平。进入全球五百强的中国大型企业大多是行政命令拼凑的产物，有时候，它们就像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模和装备，却无法应对真正的挑战。那些令人尊敬的民营公司，要么满足于在国内的领先地位，要么在海外遭遇了一连串的挫败。中国在市场规模上更易引人遐想，但实际的冲击可能却并非如人们描绘的那样大，我们让中国制造涌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却几乎从未为世界创造出充满想像力的新产品，或是为商业潮流指引了新方向。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由一群前仆后继的倒在沙滩上的夭折者构成的，在短期内我们看到了沙滩上的勃勃生机，却只有极少人成为最后的幸存者。
这是一种普遍却模糊的感觉，在讨论会上，吴晓波像几乎中国所有领域的研究者一样，遭遇了一个尴尬问题：他既没有案例库和数据系统可以引用，也缺乏理论可以依靠。所有判断都是基于“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的基础上的”。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思想上的深入和系统能力，和行动上的随意与不可靠，是相辅相成的。于是，我们不知道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一旦获得成功就得意忘形。
那次会议促成了吴晓波接下来两年的艰苦努力。他让自己像一个勤奋的写论文的研究生一样，重新回到堆满历史灰尘的报刊里，寻找那些被遗忘的人物与纷争，他按照编年体回顾了当时重要的商业事件，商业人物。这是他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一部分，为中国的商业史研究积累素材，既有数据意义上的也有史料意义上，并在重新梳理与追问的基础上，寻找中国商业发展历史的轨迹与秘密。
2007年1月，我看到了他努力的第一步成效。《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的上部，1978－1992年的中国商业史。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阅读旅程，1978年的柳传志是从《人民日报》上介绍养牛的新闻中判断中国的改变要开始的，雇佣了8名以上的员工的小工厂就要被整顿，在自行车的篮子里放了超过8只鸡鸭就算是“投机倒把”，霍英东判断中央政策是否会变的依据是首都机场那幅有女人裸体形象的广告是否仍在……
但是所有的滑稽故事，所有辛酸的个人命运，似乎都指向了那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中国的经济崛起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可言，它不过是政府为社会与个人让出了部分的空间，被压抑了多年的对物质的渴望，很轻易地引发了广泛的变化。
这项逻辑贯穿了1978－1992年的改革，也仍适用于1992年之后的改革，只不过在此刻，政府也参与了这场游戏，它将自己视作了一种新型的公司，于是中国超过2000个县，变成了2000个公司，也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首要原则。
中国漫长的历史早已表明，政治具有吞噬一切的能力，也只有它能够调动所有的社会资源。而至少在最近的300年，人口的压力带来物质的匮乏，政治动荡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强烈的饥渴（只要看看海外华人取得的商业成就就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功）。这两项因素，再加上1990年之后全球商业革命所导致的分工格局给中国带来的契机，全球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中国的经济崛起，变得不难理解。
在这本将近300页的著作里，吴晓波不断提醒我们，公司只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态中的一部分，它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思想传统、人的性格、社会习惯，紧密相联，相互作用。这种提醒，比我不断看到的由经济学家、企业家组成的自我庆祝的联盟要值得倾听得多。我们容易低估自己的时代，但也常常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如果放在一个更为漫长的历史上讲，事实上，对于中国的考量也理应如此，1978－2008年的商业变革，或许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精彩。到目前为止，它仍是一个由市场的庞大和人民的饥渴带来的繁荣，它还没准备向全球商业史提供什么与众不同的新东西，比如技术上的创新，行业上的标准，或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只有到了那一时刻，中国的商业成就才值得真正的喝彩。
“大国崛起”厌倦症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一听到“大国”与“崛起”就感到厌倦，就像之前“创意”这个词给我的感觉，它们甚至令我产生了生理上的不适。
信息的繁荣与泛滥，带来了两种后遗症：容易厌倦和容易遗忘。在小说《1984》中，乔治。奥威尔谈到了极权主义者通过删减词汇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词汇的减少限制了所表达的深度与广度。而现在，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传播方式，可以高密度与高频率地重复同一种思想、同一个词汇，它的结果多少有点像是王小波曾经描绘过的那个前苏联外交官，在连续看了两百场《天鹅湖》后，每当听到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他就烦躁不安。
我喜欢公共讨论，我钟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无一不是那种深刻地卷入公共生活的人物，这正是一个健康社会的表征，知识用来指导行动，启蒙则是一个必需的步骤。我总想像着伯特兰。罗素在通过BBC向全球5亿听众讲述他对世界的思考的场景，以赛亚。伯林语以他特有的流畅与吞音向公众讲述黑格尔，或是A。J。泰勒在电视屏幕上与人讨论当下政治活动的历史意义……
公共讨论的前提是，这个社会拥有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