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中国人-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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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同享〃。当然，如果〃单位〃上有了困难，大家也应〃有难同当〃。这时领导也可以同样〃理直气壮〃地要求群众暂时放弃和牺牲某些个人利益，共渡难关。在这个时候，率先主动提出放弃和牺牲个人利益的，就叫〃识大体〃。也就是说，个人是〃个体〃，集合起来是〃集体〃，团结起来是〃团体〃。〃单位〃作为〃集体〃和〃团体〃当然是〃大体〃（反之个人则是〃小体〃）。因〃小〃失〃大〃，便叫〃不识大体〃，更何况小大之〃体〃，早已融为〃一体〃？更何况〃单位〃上平时〃关怀〃我们，〃照顾〃我们，这个〃人情〃又岂可不〃回报〃？不难看出，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群体意识〃，在''单位〃上确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发展到了一种无可挑剔的极致境界。所以说，〃单位〃决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工作场所〃，而可以说是强化群体意识、维系群体关系的一种〃机制〃。
4。时尚问题
当今社会，随着『潮』流的发展，文明的进步，人们在渐渐求一种〃时尚〃，〃时尚〃也自然地成为一〃社会问题〃。
的确，一方面是对〃奇装异服〃的深恶痛绝，另方面是对〃时髦新『潮』〃的盲目追求，这看起来犹如冰炭而不能两容的矛盾倾向，又是什么原因使它们并存于中国文化之中的呢？
根子仍在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所谓〃群体意识〃，如前章所述，就是说群体先于高于个体，每个个体都只能作为群体的一员而生存。因此，每个人的价值……尊卑、贵贱、优劣、是非、善恶、美丑等，都只能通过自己与群体、与他人的关系，从他人那里得到证明。就连〃冠冕堂皇〃的〃羊人〃，也只是〃于人而美〃，于我则为〃仪〃，更何况其他？又更何况，服饰这东西，原本就是穿在自己身上给别人看的。如果没人看，再漂亮的衣服穿在身上也没有意思。陆游咏梅之词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花儿尚且不能无人观赏，而况美貌盛妆之人乎？所以爱美的女子一旦无人观赏，也就无心梳妆：〃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年轻貌美的妻子，尽管家中各类洗发香波和润发膏油应有尽有，只因丈夫从军东征，便〃首如飞蓬〃，这就叫〃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 既然穿衣打扮，原为让人观看，则每个人的服饰，便必须根据自己面对的对象而加以确定，不能一味地讲什么〃美学原则〃，更不能随心所欲，别出心裁，甚至不能修饰得过份。完全不假修饰，固然粗野陋俗，会被人〃看不起〃；过于讲究修饰，又显得虚伪做作，会让人〃信不过〃。所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质彬彬〃，就是既文雅又质朴，既有修养又不失本『色』，才是真正的君子。
君子既然必须〃文质彬彬〃，当然也就不能〃奇装异服〃。奇装异服之所以遭人物议，表面上看是因为不合〃礼〃，实质上则是因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这样的衣服，你却偏偏要穿那样的衣服，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过不去吗？不是存心要让大家瞧不顺眼吗？不是公然不把大家伙儿放在眼里吗？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无人、太自以为是了吗？难道就你懂行就你出新就你爱美？难道别人都是阿斗，就你是孔明？难道别人都是卡西莫多，就你是皮尔卡丹？……厌恶、反对、痛恨〃奇装异服〃者，大多是这种心理。
不能完全说这种心理毫无道理。道理也很简单：既然穿着一定的服饰，是对他人的尊重；那么，穿着〃奇装异服〃，当然也就不能不被视为对他人的蔑视。并且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蔑视，而是对公子、对群体的蔑视，这就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公愤〃。所以历史上喜爱〃奇装异服〃的人，差不多都鲜有好下场。甚至像公于臧那样因一顶奇特的帽子而丢了脑袋，还不能得到舆论的同情，当然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了。
穿着过时服装，用过时的方式装饰自己，情况则又不同。它虽然也是〃不合群〃，但却不是因为看不起群众，故意和大家作对，而只是比较〃傻〃，比较〃笨〃，或比较〃闭塞〃，才〃落后〃于群众。穿着者本人既无〃恶意〃，当然也就不会引起反感、厌恶、憎恨和敌意，而只会引起多半是〃善意〃的嘲笑，或仅仅只是觉得〃可笑〃 而已。〃落后〃 已是〃吃亏〃，岂能再加谴责？更何况，有人〃落后〃，才显出自己〃先进〃，自然也就不会必欲去之而后快。
至于〃赶时髦〃，则原本出于〃群体意识〃。〃时髦〃即〃流行于时〃者，是一种群体『性』的行为。〃赶时髦〃的人都有一种〃合群『性』〃，其深层心理在于眼见群体已向前进了，生怕跟不上，这才去〃赶〃。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宁说合群之心太切，过于猴急而显得可笑。〃奇装异服〃则不同，它是〃标新立异〃，故意〃与众不同〃。所以，中国人反对〃奇装异服〃，决非反对〃时髦〃，而只是反对〃独异〃。〃独异〃是〃与众不同〃，所以会成为〃众矢之的〃；〃时髦〃则是大家一窝蜂地去做同一件事，当然不会〃犯了众怒〃。
总之，群体意识是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只有懂得这一点，才看得懂中国文化现象。
以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中国人的处理时尚问题，就有两条原则，也是两条古训，一条叫做〃变通以趋时〃，另一条叫做〃不为天下先〃。
先说〃变通以趋时〃。
有人说，中国有些人是守旧、因循、最不愿意改变现状的，这话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可以举出诸如饮食习俗等许多事例来证明这一点，也可以举出诸如〃以不变应万变〃、〃一动下如一静〃之类的古训来加以证明。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还有一些人是最善变的。而且，有时变化之快，弯子转得之大，也同样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比如阿q，刚刚还嘲笑过假洋鬼子及其老婆的，一转眼，自己的辫子也盘到头顶上去了；刚刚还绘声绘『色』地讲过杀革命党的，一转眼，自己也是革命党了，而且除假洋鬼子之外，在未庄还是〃头一份〃。义哪有什么〃祖宗成法不可变〃？
这就叫〃变通以趋时〃。也就是说，时代变了。服饰及其它方面，也要〃跟着〃变，否则就是〃不合时宜〃。〃不合时宜〃便会〃落伍〃，〃落伍〃也就〃不合群〃。〃不合群〃的人肯定〃吃不开〃，甚至可能会〃吃亏〃、〃吃瘪〃，至少也要担被人耻笑的风险。严重一点的，则可能会丢了〃身家『性』命〃。因为〃时变〃常常因于〃政变〃，〃易服〃往往意味着〃易主〃。大家都跟着去朝拜新皇帝、当新国民了，你自家一个人还穿着旧时冠服，便难免被视为〃敌对分子〃。所以中国又有一句古训，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说，时势变了，风头变了，大家都跟着变了，你也要尽快变过去，否则就会〃背时〃。〃背时〃就是〃倒霉〃，〃趋时〃才有〃甜头〃。关键在于要看什么东西〃行时〃。反正首先要变的，都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如服饰之类。骨子里的东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这叫〃万变不离其宗〃。但是表面文章，却也不可不做。因为〃跟不跟〃，是〃态度〃问题；〃跟不跟得上〃，是〃水平〃问题。水平不高，无可指责；态度不对，便要整肃。所以时势变了，人们也会跟着变，至少在口头上和表面上是如此。
这些中国人 一、闲话国人（2）
显然，中国人并不一味地反对〃变〃，更不反对〃趋时〃即〃赶时髦〃，反对的只是某个个人的〃超前〃，即做时髦的〃带头人〃，亦即所谓〃出头〃。〃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领先、带头总是可怕的。因此又有第二条原则，叫做〃不为天下先〃。……不但是〃不为戎首〃，〃不为祸始〃，而且也〃不为福先〃。当然也〃不耻最后〃，即不能〃落伍〃，〃掉队〃。最好是〃随大流〃，〃甘居中游〃，既不担风险，又不费脑筋。如果居于〃中上游〃，则很可能还有便宜可占：冲在最前面的人牺牲倒下之后，胜利的果实岂非正由中上游者享用？
〃不为天下先〃，正是〃群体意识〃的体现。在一种〃群体至上〃的文化中，个人总是渺小的，群体才是伟大的。群体代表着正确方面，个人则往往难免要犯错误。在中国，少数人被称为〃分（fēn）子〃，而〃分子〃往往是不好的，比如〃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相反的名词则是〃农民群众〃、〃革命群众〃等等。因此有人戏言，说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落得个又〃穷〃又〃臭〃的地步，就在于不幸而为〃分子〃之故。总之，〃变〃也好，〃不变〃也好，〃快变〃也好，〃慢变〃也好，只要〃合群〃，就不会有什么错误。
那么，什么是〃群〃？
〃群〃这个字，依照字形，是〃君〃引导、统领、管辖、放牧的〃羊〃，……当然是许多的羊。〃兽三为群，人三为众〃，〃群众〃就是象〃兽群〃、〃羊群〃一样的〃人群〃，因此也需要由〃君〃来引导、统领、管辖和放牧。中国古代的统治术，就叫〃牧民之道〃（如刘备就曾当过〃豫州牧〃）。至于〃君〃，就字形而言，是一〃手〃一〃口〃。大概原始时代的〃君子〃，原本是脑体并用、动口又动手的，到了后来，才〃君子动口不动手〃。〃君〃……牧羊人，手里挥着羊鞭，口里喊着号令，把羊们从一个地方引导到另一个地方，共进共退，共行共止。单个的羊跟着〃群〃，群体的羊跟着〃君〃，从一个草场〃赶〃到另一个草场，叫做〃赶场〃。于是，当〃人众〃也被视为〃群〃时，他们的〃赶时髦〃，也就必须遵循这样两条原则：一是〃从上〃，二是〃从众〃（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最后变成三个人）。
〃从上〃，是包括服饰在内的中国一切时尚形成的主要原因。〃上有所好，下必从焉〃，历来如此。〃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吴王好剑术，国人多伤疤〃，审美风尚的形成往往源于上流社会的好恶与倡导。王涯《宫词》云：〃一丛高鬓绿云光，宫样轻轻淡淡黄，为看九天公主贵，外边争学内家装。〃宫廷、豪门、都市，从来就是领导服装新『潮』流的〃带头人〃。比如〃长冠〃（又叫〃斋〃冠），是一种竹皮冠，相传是刘邦发迹之前发明的，所以又叫〃刘氏冠〃。只因为它是高祖早年所造，后来竟被定为官员的祭服，而且规定爵非公乘以上，一律不得服用。又比如〃花钿〃（又称〃额黄〃），是一种两眉之间的装饰。它的缘起，据说是南北朝时，南朝宋武帝之女寿阳公主一日仰卧殿檐下，一朵梅花正好落在额上眉间，染成颜『色』，拂之不去。宫女们见之奇异美观，便竞相仿效，蔚为风气。李商隐《蝶》诗云：〃春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说的就是它。最可笑的是〃点痣〃，原本是天子后宫嫔妃，月事来临时，不便承奉龙恩，又不便言说，便以朱砂点面以为标记，传到宫外，竟也成为一种妆饰了。
〃从上〃就是〃崇上〃，也就是〃崇尚〃。它一方面表现了〃下层社会〃对〃上流社会〃的一种盲目崇拜心理，另方面也未尝没有一种较为〃保险〃的功利考虑在内。因为一方面，惩罚总是〃自上而下〃的；另方面，也〃刑不上大夫〃。这样，〃从上〃，就可以避免承担〃始作俑者〃的风险，即便错了，也不会被视为〃奇装异服〃而受到追究。更何况，在中国古代社会，无论饮食起居、服饰妆扮，宫廷较之民间，都市较之乡村，上层较之下层，总是更豪华、更排场、更精美、更〃先进〃。跟着〃上面〃走，就既保险，又可〃得风气之先〃，何乐而不为呢。
〃从众〃的心理也如此。中国人做事，对错先不论，只要是〃大家〃都这样做了，便先有了三分〃合理因素〃和〃保险系数〃。即便果真错了，也无庸忧虑会受处罚，因为〃法不治众〃。惩罚总是针对少数人的，即那些胆敢〃出头〃的〃分子〃。至于〃群众〃，则只是教育问题。〃首恶必办，胁从不问〃，〃随大流〃不会有太大的风险。因在中国文化中，每个个体的价值都要由他人来确证。这样，〃他人〃便成了〃自身〃行为是非对错的参照标准。〃别人〃既然可以这样，自己也就可以这样，而〃群众〃也会对此表示同情。所以阿q欺负小尼姑，明明是〃非礼〃，阿 q也要强词夺理地说：〃和尚『摸』得，我『摸』不得？〃好像这样一来，他的非礼，也就合理合法了。
既然说话做事，都是跟着〃别人〃跑，用〃别人〃的眼睛看事物，用〃别人〃的脑袋想问题，则一旦犯了错误，亦往往不假思索地便把责任都推到〃别人〃的身上，委过或迁怒于别人。比如阿q，捉不到可以咬得很响的大虱子，便迁怒于王胡；挨了王胡的打，又迁怒于假洋鬼子；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则又迁怒于小尼姑，并把所有的帐，都算到最后才见到的小尼姑身上：〃我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这样晦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