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培养精英-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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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再往东方走一步就到。现在如果要有一个人在我们面前像他这样表演，我们肯定说他精神不正常。但是，他的精神要不出毛病，今天的美国还不知道在哪里。
美国的“建国之父”之一汉密尔顿，是个典型的有自杀倾向的“轻症躁狂”。他本是来自西印度群岛的私生子，一路奋斗，二十几岁就成了华盛顿最得力的助手。但是，他在华盛顿的帐下坐不住，一天到晚想上战场寻死，甚至和华盛顿公开翻脸吵闹（这大概也是美国史上惟一一位敢冒犯圣灵般的华盛顿的）。后来他四十岁出头，和当时的副总统决斗而死，也是其性格使然。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疯狂的人，几乎一手创立了美国政府，被称为“美国政府之父”。从联邦政府、美军、海岸警备队、乃至包括华尔街在内的现代金融体制，都是这么一个人在三十几岁以前一手奠基的。没有一种癫狂的状态，这样的成就简直就不可思议。后来的工业家卡耐基和福特，也都有类似的品性。卡耐基十几岁时不过是个送电报的报童，但因为博闻强记，掌握了当时费城的大部分通过电报传送的商业信息。他白天打工，晚上自学记账，甚至凭打电报的键盘声音破译电文，精力旺盛得像个小疯子。福特则以缺乏耐心闻名，觉得世界总是跟不上他的车轮，这也成了他成功的秘诀。总之，这些人都是精力过剩、脾气火爆、极富有侵犯性。没有他们的疯劲儿，美国也就不成其为美国了。
其他一些心理学家，也支持加特纳的结论。比如贾米森（Kay REdfield Jamison）的近著《充沛》 （Exuberance），探讨了移民对美国人性格的影响。她的结论是，那些求新、敢于冒别人不敢冒的险的人，那些敢于反叛自己所在的压抑性社会制度的人，最有可能移民到美国。UCLA的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怀布劳（Peter C。Whybrow）出版了《美国的癫狂：当永远没个够的时候》 （American Mania：When More is Not Enough），揭示这个“轻症躁狂的国家”负面。他发现，美国的人口中D4－7等位基因确实非常高，这种基因就是一种冒险基因。这使得美国人喜欢求新。但是，在Peter C。Whybrow看来，这样的躁狂已经到了失去控制的程度，使得焦虑症、抑郁症、肥胖症在美国泛滥成灾。
美国人有病（2）
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Jon Mcomlellan则对这套理论极为忧虑。他认为，这样的学说，等于把美国人从基因上描绘得比别人优越。这将导致一种种族优越论。看看人类20世纪的历史，这样的理论的危险性不言而喻。
加特纳则坚持，他的理论基本还在猜想阶段。他的研究揭示了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有最高的癫狂性抑郁症的发病率。不过，关于这些患者的亲戚“轻症躁狂”的发病率，他还没有掌握数据。他诊断了10个自愿在网上回应他的调查的企业总裁患有“轻症躁狂”，但这些病例还不足以支持他的最后结论。他称自己至少指出了一个事实：美国是个最大的移民国家，有最高的“轻症躁狂”发病率，同时又是新公司诞生最多的国家。这些当然都可能是偶然的。但这些事实，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其实，加特纳的理论并非横空出世。美国最早是个清教国家。清教徒对自己要求严格，进取精神强，发疯一样地要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弗洛伊德当年就发现，在自己的患者中，清教徒比例甚高这大概是因为其文化行为和价值观念使其容易形成心理的紧张和癫狂。韦伯写《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预示了加特纳的理论。加特纳只不过把过去的思想传统化成了临床诊断。
以笔者的观察，加特纳的理论在美国有现实的根基，但他未免把美国社会的一个侧面无限夸大，用来界定整个美国社会。比如斯坦利（Thomas J。Stanley）出版《百万富翁的意识》〖WTBX〗（The Millionaire Mind）〖WTBZ〗，虽然是本平浅的畅销书，但作者认真调查了许多富人的生活形态。结果发现，这些富人，生活克勤克俭，为了省钱用旧家具、开平民车、甚至换电话公司，同时又是忠实的配偶和负责的家长，婚姻稳定，绝无“轻症躁狂”那种穷奢极欲的劲头。再看美国的“建国之父”，汉密尔顿不过是个异数。富兰克林靠克己和勤奋，成为一代天骄。开国三位总统，华盛顿、亚当斯、杰弗逊，都是相当稳健的政治家。华盛顿对傲慢无礼的汉密尔顿能够容忍退让，爱惜其才，使其为美国的建国发挥了关键作用。要是华盛顿也是个“轻症躁狂”患者，怎么会这样对后辈“低三下四”？亚当斯关键时刻排除好战的汉密尔顿的干扰，冷静地避免了和法国的战争，谨慎压倒了冒险，使新生的国家得以生存。这些人对美国的贡献，恐怕更大。
美国如果有什么特异之处的话，那还在于其制度和文化对这种“轻症躁狂”患者有所宽容，
使之尽其才；同时又对之有所控制，使希特勒式的狂人无法得势。
家庭主妇在美国回潮？？
最近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了一个颇为惊人的数据：在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中，黑人和亚裔都比白人挣得多。亚裔大学毕业的妇女平均每年挣43656美元，黑人41066美元，白人仅37761美元。全美的平均水平是38447美元。
受大学教育的人享受着高就业率，属于中产阶级。亚裔比白人挣得多，也许还容易理解，因为亚裔受的教育好。黑人长期以来处于教育劣势，如何会比白人挣得高？人们百思不解。有人说，这主要是因为黑人因为经济所迫，同时干几个工作。但这一解说，并没有统计数据作为支持。
事实上，这些数据，表明了美国社会的一个新转型的开始。从1960年代开始，美国的女权运动如火如荼，妇女纷纷出来工作，要与男人平等。在这场运动中打先锋的，是白人妇女。如今，白人妇女再开风气之先，开始重新回到家庭妇女的位置上。与几十年前不同的是，当时的家庭妇女属于文化不高的一族，如今的家庭妇女，则是文化优越的阶层，文化低的反而当不起。由于许多白人妇女回到家中，自己没有收入，自然把白人妇女的平均工资拉下来。
现在的美国，双职工的家庭过得一般都颇为辛苦。有钱人家，则可以让当妻子的专理家务。受高等教育的白人妇女挣得少，主要是她们的配偶挣得多，不需要她们再出去挣钱。这一点，可以从如下的统计数据看出来。
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男性中，白人平均年收入为66390美元，亚裔为52508美元，黑人则仅为45635美元。这样，一对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夫妻，平均收入为104151美元；一对亚裔夫妇则为96164美元；一对黑人夫妇仅挣86701美元。白人明显高出一头。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白人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远远高于黑人。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白人夫妇都受了高等教育。但这种情况在黑人中很少。所以两个种族家庭收入的实际差距，比上面的数据显示得要大得多。
不错，黑人妇女中有许多失业领救济的，但在受过高等教育的黑人女性中，这种人非常少。与此相对，没有上过大学的白人女性，一般还都有工作，但许多受了良好教育的白人妇女，是家庭主妇。
那么，她们为什么受了那么好的教育后要回到家里呢？她们回家，不是回到厨房，而是给自己的孩子当家庭教师，高学历完全派得上用场。笔者的孩子上的学校，班上几个最出色的孩子，母亲都是家庭主妇，不仅回家相夫教子，而且一天到晚跑到学校打义工，守在自己孩子的班里不走。不久前碰到一个白人单身母亲，她一口气领养了3个中国女婴，住在附近一个学区好、房子贵的镇。她守着那么好的学区，竟放着公立学校不上，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一个孩子一年缴2万多美金的学费。但是这么投资，孩子在私立学校还是竞争不过人家。据她讲，那个学校，90％的孩子的母亲是家庭主妇，专职于孩子的教育。她则要工作，同时拉扯3个孩子，怎么能够和人家比？在美国，一般穷人找学区不好的便宜房子住，只能送孩子去差的公立学校。富裕的中产阶级住得起好学区的贵房子，孩子上好的公立学校。只有最富的才放着富人区的公立学校不上，送孩子进私立学校。在笔者孩子的学校中，母亲是家庭主
妇的还是绝对少数。但在那个奇贵的私立学校，大部分当妈的全是家庭主妇。看来，家庭主妇和私立学校一样，已经快成为上流社会的标志了。
那么，白人妇女这样的战略是否合乎理性呢？笔者以为这不仅合乎理性，而且是一个长远的经济战略。一般在这种家庭中，男人挣六位数的年薪，当妻子的出去工作挣那点钱，就显得意义不大。况且，妇女在家，使男人免了后顾之忧，事业进展迅速，而且可以不受妻子工作地点的制约，哪里有高薪工作就去哪里。但更重要的是，目前美国中产阶级下一代的教育竞争太激烈，即使一个受了良好教育的母亲全职呆在家中，也得全力以赴地教子，不会感到闲得无聊。而这最终会保证他们的下一代在竞争中先声夺人，回报远远大于付出。
《纽约人》社会（1）
《纽约人》（又译《纽约客》）已经享有80年的寿命。这80年来，《纽约人》已经成为那些受过良好教育、有自由派倾向的高中产阶级白人市民的主要信息资源。
《纽约人》号称是为知识分子社会服务的杂志，其读者圈子之稳定，是让任何一个杂志发行人都羡慕的。其70％的订户，订了这个杂志超过10年之久。可以说，《纽约人》是个围城，或用行内人的话说，是一个“纽约人社会”。
仔细检讨一下这个“社会”，则远非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概括。比如1949年的读者调查表明，只有9％的读者从事教育工作，3％是学生。知识分子似乎占读者的少数。那么，这个杂志究竟是个什么货色？何以有如此大的影响？我们不妨看看历史，查查其基因。
在《纽约人》登场之前，美国经历了南北战争后镀金时代的高度繁荣，在19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这样的起飞自然引发了杂志热。1885年，美国市场上就已经有了3000多种杂志。这时的杂志，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绅士杂志”，如〖WTBX〗The Nation，Harper’〖KG－＊6〗s，Atlantic Monthly〖WTBZ〗等等，其基本的格调反映了新英格兰的知识精英的文化，讲究的是高雅的趣味，读者圈子自然严格局限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流社会。这些杂志，实际上也是上流知识精英的阶层标志，读者有限，价格甚高，靠订户而非广告来维持。
同时，又有一种大众化的杂志。比如《星期六邮报》，类似我们的“周末”类报刊吧。这类杂志售价甚低，针对识字的劳工阶层，在财政上靠的是广告收入而非订费。19世纪的广告，常常是一些用小得几乎看不清的字体印出来的“说明书”。但到了世纪末，广告技术革命，图像、大字号广告词纷纷出现。一下子吊起读者的胃口，广告生意兴隆，便宜杂志畅销。
但是，20世纪初，特别是“一战”以后，一个新阶级迅速崛起。首先，1920年代，公共教育突飞猛进。1890年，只有3％的适龄青年上大学，到1928年，这个数字涨到10％。一个受
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生成。同时，美国迅速都市化，这些受教育的青年，走出校门常常就
远离家乡，一头扎进举目无亲的大城市开始自己的人生奋斗。
19世纪的杂志，根本无法满足这些“新人类”的需要。首先，这一阶层都是小民百姓出身，既不是新英格兰的精英，也不是刚识几个大字、口味庸俗的劳工阶层。另外，19世纪末的杂志，基本还是农业社会的趣味，充满了杰弗逊式的淳朴乡村道德，对大城市不信任，对工商社会的美学取向很抵触。鼓吹的最多是小镇的价值观念，立足的是一个缺少流动、以“面对面”的人际关系为基本社会网络的封闭乡土世界。但20世纪初，曼哈顿崛起为一个世界之都，全球商业的心脏，是一个“背对背”的陌生人社会，小镇主义在这里当然行不通了。
这时出来一位报业奇才罗斯（Harold Ross）。此公是个生于科罗拉多的“乡巴佬”。1918年
服役美军，驻扎在法国，当了军内小报《星条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