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十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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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碰硬只有死路一条；另一方面，严嵩是个大『奸』臣，迟早须被铲除。

　　　　毫无疑问，徐阶是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就会跟严嵩翻脸！一场政治上的大决战，正埋伏在表面和平的两大权势之间。

　　　　不久，第一个时机终于到来了！

　　　　“庚戌之变”时，明王朝不敢开战，大将军仇鸾只有采取“马市”的办法。“马市”就是由俺答每年“进贡”若干马匹，朝廷则每年给予若干的币帛粟豆。

　　　　大家不要以为这样的“马市”是在通商，实际上，由于俺答“进贡”的马匹都是老弱病马，而得到的币帛粟豆却是生活必需品，因此这种做法无疑是赔钱买和平。

　　　　这样的屈辱，自然引起了很多忠心大臣的反对。在嘉靖三十年（公元1551年）三月开了马市之后，时任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就上奏将“马市”关闭。

　　　　可是，在世宗召集的大臣会议上，已经勾结了严嵩的仇鸾诋毁他说：“杨继盛没有看过战争，把事情看得这样容易！”世宗听信了仇鸾，不仅没有关闭马市，而且还将杨继盛贬为甘肃的狄道典史。

　　　　对于世宗的这个决定，徐阶几乎不置一辞，尽管杨继盛是徐阶执掌国子监时的门生。

　　　　这是徐阶『性』格的最好说明，他并非不关心学生的命运，而是他看到仇鸾勾结严嵩，正在得宠的时候，才只好如此。

　　　　可是，马市对于朝廷和世宗，毕竟是一种侮辱。

　　　　我们知道，明世宗并不是一个完全放开权力的皇帝，他还有威权，而且对于一些重大政治事件，他还要行使自己的权力。因此可以说，在他心中一直不甘心失败，他还想着复仇。

　　　　也正在这时，俺答又开始进攻大同和怀仁了。嘉靖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三月，气愤的世宗一面派仇鸾赴大同巡视边防，一面起用徐阶兼东阁大学士，进内阁参与军事机务。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徐阶明白，世宗已经不那么相信仇鸾了，于是他就做了这样两件事：第一件，向世宗告发仇鸾贻误大局；第二件，拉拢张居正。

　　　　第一件事的结果，五月仇鸾被召回京城，八月被没收了大将军印，九月关闭了马市。第二件事的结果，徐阶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人才做助手，张居正开始逐渐靠近政治核心。

　　　　在这两件事上，徐阶取得了巨大的收获，而严嵩却损失惨重。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一，严嵩也知道世宗对仇鸾的反感，他正在筹划着借徐阶和仇鸾平时的接近，给他们来个一石两鸟之计，却没想被徐阶占了先。

　　　　其二，正如《明史·张居正传》上所说：“严嵩为首辅，忌阶，善阶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

　　　　严嵩同样器重张居正，可是却被徐阶把这个人才给抢走了。

　　　　或许在严嵩看来，张居正虽然有才，但是却只是一个善于应酬写作的文人罢了，毫无安邦治国的伟略。这也难怪，他总是看见张居正在那里写诸如《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冬至表》、《贺元旦表》一样的文章，不能不让他忽略了张居正的大才！

　　　　按理说来，经过了这一次的胜利，徐阶应该能够明目张胆地跟严嵩斗了，但是徐阶还是那么沉稳。他知道，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就最好不要做。马市关闭之后发生的一件事情，证明了他的政治智慧。

　　　　前面说到，杨继盛是因为奏请关闭马市才被贬官的。因此，到了嘉靖三十一年仇鸾失败后，杨继盛就由狄道典史，一升山东诸城知县，再升南京户部主事，三升刑部员外郎，四升兵部武选司，并且这四次升迁都是在一年内（嘉靖三十一年到嘉靖三十二年）完成的。

　　　　对于他的升迁，严嵩可是作了很大的努力。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一方面是因为严嵩的权倾一时，他对于官员的升降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是因为严嵩知道，世宗了解自己和仇鸾的关系，而仇鸾又是主张贬斥杨继盛的人，这次仇鸾失败了，如果不赶快把杨继盛弄上来，自己恐怕就难辞其咎了。

　　　　他肯定在想：“杨继盛是我给弄上来的，这小子一定对我感激涕零了！”然而，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杨继盛是个忠肝义胆的人，他早知道严嵩的误国害民，于是在他到任一个月后，就以十大罪状弹劾了严嵩。

　　　　然而，杨继盛上疏之前忘记了一件事：任用严嵩的是明世宗，指摘严嵩是『奸』贼，实质在指摘世宗不会识人。因此，他的这次上疏注定以失败而告终。

　　　　不仅如此，杨继盛的上疏自然惹得严嵩大怒。很快，严嵩和刑部尚书何鳌（音同“熬”）就依照这个上疏给他罗织了许多罪名。最后，杨继盛被廷杖一百，关进了刑部监狱，一直到嘉靖三十四年才被杀死。

　　　　对于自己学生的再次蒙难，身为内阁要员的徐阶当然是知道的。然而，这次他仍然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

　　　　这样的态度依然在于他的处世『性』格：自己这时如果出面保救学生，只会被严嵩抓住小辫，救人不成反要搭上自己的前途。如果自己不能保住官位和权力，又怎样能够最终斗垮严嵩呢？

　　　　然而，这毕竟是一个五十二岁、经历过很多风雨的内阁大学士才有的沉稳和老练。

　　　　对于二十九岁的张居正来说，这样的处世态度让他受不了。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抱负的读书人，正如他的一首名为《拟西北有织『妇』》的诗中所说：安得随长风，翩翻来君傍，愿将云锦丝，为君补华裳。

　　　　什么意思？他可不甘愿在翰林院待一辈子，不做官就不做，要做就要当上“为君补华裳”的宰辅！对于这样的人，长久的忍耐和等待，只会让他觉得异常郁闷和愤懑。

　　　　这样的情绪，在杨继盛下狱以后，就更加强烈了。然而，现实却让他不得不小心谨慎：就连身为内阁要员的知己徐阶都要如此，自己又有什么办法呢？

　　　　自己能做的，就只有写些不痛不痒的文章，给自己的政敌拜寿，给昏庸的皇帝称颂。除此之外，就只能在诗中宣泄自己的一腔哀怨了：《述怀》岂是东方隐，沈冥金马门？方同长卿倦，卧病思梁园。蹇予柄微尚，适俗多忧烦。侧身谬通籍，抚心愁触藩，臃肿非世器，缅怀南山原。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山中人不归，众卉森以繁。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百年贵有适，贵贱宁足论。

　　　　《蒲生野塘中》蒲生野塘中，其叶何离离，秋风不相借，靡为泉下泥。

　　　　四序代炎凉，光景日夜驰，荣瘁不自保，倏忽谁能知。

　　　　愚暗观目前，达人契真机，履霜知冰凝，见盛恒虑衰。

　　　　种松勿负垣，植兰勿当逵，临市叹黄犬，但为后世嗤。

　　　　（均见《张文忠公全集》）的确如此，在那样一个“幽涧有遗藻，白云漏芳荪”的时期，还不如“永愿谢尘累，闲居养营魂”呢！让那些“但为后世嗤”、“黄犬”一样的权贵们见鬼去吧，我要去“种松”、“植兰”了！逃出这个纷纷扰扰的北京吧！宏伟的抱负无法实现，当道的『奸』臣无法灭除，知己的沉着无法入怀！

　　　　这时的张居正虽然年仅而立，但是已经满心忧伤。人生的痛楚，他已经感受太深，竟觉得衰老病倦了！

　　　　终于，在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张居正留下一张病假条，回了江陵。临行时，他给老师徐阶留下一封名为《谢病别徐存斋相公》的长信。

　　　　在信中，他隐隐地抱怨徐阶“内抱不群，外欲浑迹，将以俟时”，意思是指明徐阶的内外不一、一味等待，因此劝他“披腹心，见情素，伸独断之明计，捐流俗之顾虑，慨然一决其平生”。

　　　　然而，在徐阶看来，这仍然是青年的口吻，太缺乏政治经验了！“披腹心，见情素”，说得容易！难道不知道在一心宠信严嵩的世宗面前，指摘严嵩的罪过，实质是在指摘皇上吗？杨继盛的结局还没有看到吗？

　　　　并非徐阶不意如此，只是为了国家和自己的安全，还是隐忍些好！经验果然是跟着年龄来的：三十岁的编修已经忍耐不住，归隐田园了；五十二岁的内阁大学士，却在复杂的政治环境里继续忍耐。徐阶心想：“既然年轻人不知道自己的苦衷，那就让他去吧！我宁愿‘内抱不群，外欲浑迹’。”

　　　　心怀天下的归隐者张居正毕竟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当他面对混『乱』不堪的政局时，自然就生出了出世的念头。

　　　　然而，心怀天下的张居正，即便是在出世的时候，仍然没有全心投入归隐的生活。他还在记挂着北京的政局。张居正离开朝廷后，政治生活依然混『乱』不堪。这里我们只关注他的出世生活。据张居正的《先考观澜公行略》中记载：“甲寅，不肖以病谢归，前后山居者六年，有终焉之志。”

　　　　意思是说，他的归隐时间有六年，也就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其实，在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张居正就已经销假，这在他的《种莲子戊午稿序》中可以找到证据：“往甲寅，不佞以病谢归。”

　　　　甲寅年就是嘉靖三十六年。如此说来，张居正真正归隐的时间是从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整整三年。

　　　　可是，为什么他要说是“六年”呢？原来，他在嘉靖三十七年曾经便道回家，嘉靖三十八年才回到北京，因此“六年”只是个笼统的说法。

　　　　现在的问题是，这三年张居正过的是怎样的出世生活呢？通过了解这三年的生活状况，我们就能看出他那种明显的双重『性』格！

　　　　一般说来，古人在隐居的时期，占据其思想的主要是出世的情怀、『性』格。然而，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这只是事情的一面。

　　　　他们即使在这时，仍然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性』格，表面上看来矛盾，其实如同上文已经说过的那样，有其内在的心理依据。这种双重的『性』格在已经归隐的张居正身上同样存在。让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出世『性』格吧！

　　　　说起张居正的这段归隐生活，一般都要引用他的儿子张敬修的《张文忠公行实》。在这本书里，对张居正三年的归隐生活，作了如下的记载：“三十三年甲寅，遂上疏请告。既得归，则卜筑小湖山中，课家僮，『插』土编茅，筑一室，仅三五椽（音同“船”），种竹半亩，养一癯（音同“渠”）鹤，终日闭关不启，人无所得望见，唯令童子数人，事洒归，煮茶洗『药』。有时读书，或栖神胎息，内视返观。久之，既神气日益壮，遂博极载籍，贯穿百氏，究心当世之务。盖徒以为儒者当如是，其心固谓与泉石益宜，翛然无当世意矣。”

　　　　这段记载跟周圣楷《张居正传》上的记载几乎一样，后者说张居正“终日闭关不起，人无所得望见，久之，益博极载籍，通当世之务”。

　　　　据此，许多人就说这便是张居正归隐生活的全部：住在一个清幽的小茅屋里，种竹、养鹤、读书、养神。整个一个隐者风度！

　　　　这就是张居正归隐生活的全部吗？曾经雄心万丈的他真的就能如此沉寂，从此恬淡吗？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里的记载是完全虚构的。毕竟，这种生活对于被北京纷扰的政局整得烦闷的张居正来说，既是期望的，也是应有的。他期望着这种生活，儒家读书人心中那种穷则独善的精神要求他跟那些肮脏的政治人物划清界限，躲进一个清雅的世界里修身养『性』；他也应有这种生活，没有这种生活让他摆脱时局的纷『乱』，他就没有重新校准自己的目标，理顺自己的思路和再次蓄积力量回京展开政治权力之争的机会。

　　　　可以说，这段时间的归隐生活，对于张居正的一生是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这些记载并没有反映张居正这三年的全部生活状况。

　　　　很显然，作为一个有着宏伟抱负的政治家，即便是在归隐时期，也是心系政局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张居正的生活，并不像上面说的那样是完全恬淡的。

　　　　他的确读了不少书，也写了不少诗文，但正是在这些诗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时政的关心——那颗火热的入世之心在清寂的出世情怀下，从来没有停止跳动！

　　　　先来看一首写于嘉靖三十三年的诗，名为《登怀庾（音同“语”）楼》，其中有如此几句：“但恐濛汜（音同“四”）夕，余光不可留，风尘暗沧海，浮云满中州。目极心如惄，顾望但怀愁，且共恣啸歌，身世徒悠悠。”

　　　　这时的张居正已经离开了北京，但是这个曾让他厌烦的地方还是让他“顾望但怀愁”。看来，他还没有完全心冷，他还是惦念的。

　　　　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