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现象学导引-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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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方针有了新的提法，一九八三年邓小平提出来教育要三个面向，面前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显然痛感中国教育三十年走入了封闭一个死胡同。那么这样的一个教育提法也有所变化。比如有人提出教育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改成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有的人干脆就说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变化。第二个变化，加强了对文化知识的技术的分量，比如说把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扩展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提出来要成为合格的劳动者和各类专门人才，这是非常技术化，工具化的提法，以前要被称作白专道路的，只专不红了。就是有了两大改进。但所有这些提法并没有 从本质上对教育有实质性的改变，只不过换了一些说法，宽松了一些。教育仍然被看做国家意识形态的一条战线，我们今天讲教育战线，我们好像在战壕里，前面是敌人，我们在讲台上面，前面是敌人，我们要对其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用军事化的方式把它变成官方独揽的教育。这一点并没动摇，必然是如此。只不过更加强调了知识的技术性和工具性，特别提出专门人才。那么这种技术工具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它就与经济效益，经济利益挂钩了。既然有这么强大的工具性，可以培养专门性人才，专门人才是可以带来效益的会创收的。所以教育出了衙门权力的特点以外，又带上了经济的特性。知识被看做一门赚钱的技术。知识分子被看做资本家。这两个特点结合起来导致大规模的教育腐败，使得教育管理部门形成了利益集团。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工具化是的大学成为机械化管理的重灾区，现在这种机械化的管理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了，而且还在变本加厉。一切人文指标都按照一种量化的原则标准化治理。比如教育大跃进，扩招，扩招百分之几十甚至几百，这就是量上的大跃进。所以我们这几年的教育改革基本上就在干这些事情。就是使一切关系都理顺，什么是理顺呢，就是可以输入电脑操作，变成一种程序。教学行政管理是越来越健全了，规模是越来越大了，而教学本身却死气沉沉缺乏活力了。
我们回顾三十年的教育改革历程，我们可以发现，真正教育最有生气的时代，恰恰是教育体制最不健全的八十年代，那个时候甚至百废待兴。但是那个时候最有活力，也就是刘道玉的时代，最有活力的时代。而目前是空前健全而又空前死板的时代。
有的人把这种技术化量化归结为我们引进现代西方大学的分课题制。其实大谬不然，这完全是搞错了。西方大学固然有学术化专业化的分科体制，也分得很细。但是他们的分法和我们的分法不一样。没有哪个西方大学有我们这样完善的量化统计的标准。什么核心期刊和权威期刊，一般出版社和权威出版社，论文篇数和影响因子，什么省级项目和国家项目，一般项目和精品项目，重点项目和重大项目，什么省部级奖励和国家奖励，博士点硕士点，一级学科和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师，还有院士的人数，这些都是评价一个大学排名的指标。我不知道国际上大学排名的指标是否按照这个来排的，我觉得按照这个尺标中国大学绝对是世界一流大学，怎么会落到一百名之外，这很奇怪。但是它是国家投入教育经费的一个凭据。国家没有办法，它按什么投经费，它根据什么来给你，就靠这些东西。教育部门和各个领导都被纠缠在这个指标里头，根本没精力去做实际的有意义的工作。当然，这要归结为中国大学衙门化管理的体制。就一个科研教育的教师，他是根本不需要这些指标的，我做科研，我发一篇文章我就发一篇文章，我管他是一般期刊还是权威期刊的，我们只要发出去就行了。是行政部门制定的政策逼得他去争取这些繁琐的名目，否则他即评不上教授也没办法获得必要的科研经费。对文科来说好像问题不大，君子固穷。但是对工科的就非同小可了，你没有经费你怎么做实验，一个实验室好几千万呢，这是致命的。西方它再细再严也是科学本身发展的过程。但按照行政级别加以制定这是根本违背科技发展规律的。所以我们不能把我们的量化归结为西方的分科体制。
我们今天不断地呼吁要加强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博雅教育，要扩展跨学科交叉学科的建立，这个没用。这种东西都可以变形为官僚来控制个门学科。量化指标膨胀对意识形态没有坏处，甚至是有力的一种东西。为什么要这样的膨胀量化指标呢，因为它没有思想，意识形态最怕碰见的就是和它相反的思想，这量化没有标准，所以意识形态可以容忍它，甚至于可以利用它。因为这些指标的管理都在官方的掌控之中，可以支配教师的教学活动，可以从学术内部迫使教师服从。你不服从就扣掉你的项目，让你申报不成。你要按照我的指导来，每一次评奖每一次申报项目我都有一个指导。要按照指导上面已经规定好的去做。你要与他要求的合拍。所以它是受权力控制的。官方它所认可喜欢的方面，它就向那方面倾斜。所以在理工科方面就是的它更加技术化和实用化。最近袁贵仁当教育部长，大家关心他的教育方针有什么不同啊，结果他上来第一个方向就是说将来我们研究生应该向应用化的方向发展。我们老师一听就觉得，这个没希望了。现在还不够应用化，还要朝着应用化的方向发展。特别是理工科，理工科是要运用，但是我们当今最缺的是科学精神。在文科方面就是使得它更加意识形态化，无害化，甚至于无聊化。我们只看见当前学术中经常地抄袭剽窃，这当然是令人深恶痛绝的。但是我们往往忽视了那些占用了大量的科研经费，生产出一些千人一面空洞无物的垃圾成果，这实际上是更加普遍跟加严重的腐败。你个人的剽窃，只是涉及到一个人，你得几百块奖金几千块奖金，或者是得一个什么项目，或者评一个什么职称。那么那边的经费因为重大的学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的学科，好几百万啊一些垃圾成果。从行政官员的眼观看起来，诺贝尔奖得不得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要出格，不要出事。在大学里面你为官一任你没出事，那你的乌纱可保，身前有望。国外也有国立大学和官办大学，但没有像我们一样的家长式的垄断。民办私立大学在我们这了就是所谓的野鸡大学了，它立不起来的。民办私立大学当然有的也能找到工作，但一般来说是被瞧不起的。但在国外呢，民办私立大学，像在美国，有相当强的竞争实力的。很多大学都是私立的，它不亚于官方的大学，它有独立性有竞争力。另外一方面，即使在官办的大学里面，它的大学校长，有实权的大学校长，也是由政府所聘请的教育家，不是官僚，不是上级委派的官僚。它是一种雇佣关系。这个教育家只向他的教育质量负责，向大学的地位负责，而不向行政官僚效忠。而我们的学官，他是在忠孝立国的大前提下来从事教育事业的，真正的教育者他不是教育部门，而是一个政府部门。政府部门不懂教育，但是他懂得政教，政治教育就是权力教育，懂得忠孝的教育。但是它不懂得一般的教育。我们每一个大学都要受到教育部的教育。教育部受谁的教育呢，教育部受党中央的教育，这个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们的国立大学不是政府在办教育，而是政府通过政教，来迫使教育给这个大家长尽忠尽孝。
所以我讲中国教育的病根其实就在于我们的这一种教育理念，建立在忠孝立国。我反对今天还把我们的国家政治体制建立在忠孝这样一个一脉相承的立场之上。这是历史的倒退。这才是中国教育的病根。
邓晓芒：德里达：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字学转向？
其实在德里达看来，两千年的西方哲学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语言学转向”，而是从巴门尼德以来一直受到强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所谓“语言学转向”的说法，只不过表明现代哲学开始意识到并重视自己的这一传统而已；但这并不说明现代哲学在这一点上有了什么重大的突破，恰恰相反，即使我们时代最具哲学反思意识和冲击力量的海德格尔哲学，在德里达眼里也仍然没有走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传统。我以为，德里达写作《论文字学》（De La Grammatologie）的意图，正是尝试在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边界上跨出决定性的一步：追溯语言之源并超出语言学的视野，去解构和任意重组一切“痕迹”（Spur）或“记忆的原始现象”（第100页）。但德里达首先必须面对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逻各斯中心主义”怎么啦？
换句话说，逻各斯中心主义难道不好么？错了么？德里达没有这么问，他的分析是超越善恶、对错之外的，或者说，他正是要解构基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之上的善与恶、真与假等等一系列的对立。他唯一执着的是“理性”，而这理性当然是完全超出传统逻各斯的理解的，它是一种严格的分析手段，通过这种分析手段，传统逻各斯的一切理性系统（包括海德格尔这样的“存在—神学”系统）中的那个非理性的根昭然若揭。德里达把逻各斯中心主义归结到语音中心主义，而由于语音“与心灵有着本质的直接贴近的关系……它表达了心境，而心境本身则反映或映照出它与事物的自然相似性”（第14页），所以它又体现为一种以人心为基点的“主体性哲学”，进而体现为“人类中心主义”和（西方的）人种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西方形而上学（不论是主体形而上学还是实体形而上学即神学，或者黑格尔的“主体—实体”的形而上学）都有一个（常常是隐秘的）本体论前提，即言语、语音与存在是“绝对贴近”的，真理的获得依赖于主体通过言语的能指“从自身进入自身”，也就是诉之于“倾听自身—言说的经验”（第145页）。想想海德格尔对言谈（Rede）、道说（Sage）和倾听的一贯的本体论强调，可知此言不虚。语音中心主义在索绪尔那里就是音位主义，它来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的古老传统，即把言语、语音视为直接标明所指（首先是心境，意义，然后是事物）的符号，文字则是言语的符号（“符号的符号”）。这种思路把文字看作语言的附庸，甚至是语言的堕落，它对语言虽然起一种记录、加工和简化作用，但这种方便恰好使语言落入了陷阱，使活生生的语言受僵化死板的文字的限制和窒息，使暴力和压迫能有籍口肆意扼杀人性和自由。所以西方哲学史上，文字通常承担了人类一切恶的名声，所谓“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几乎成了人类的“苦难史”、“血泪史”、“阶级斗争史”的别名，语音中心主义则往往成为内在良心和善良情感的化身。这一点在卢梭的一系列著作（《爱弥儿》、《语言起源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音乐辞典》等等）中，以及在莱维—施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和《热带闲愁》中，均有极其敏锐和深入的论述。这两位思想家也正是德里达在此书中重点分析的对象。然而，德里达的分析恰好是要给文字“正名”。
如何给文字正名？
德里达认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一惯做法是先确定一个终极所指（“绝对存在”等等），然后把能指一层一层地复盖上去，形成一个固定的等级系统。但由于这个等级链条的无限性，所以每一层能指都只能视为对更深层次的能指的一种“替补”，而整个过程就是一个以时间为线索的线性地进向最终目的的历史进程。然而，这正是导致现代科学理性和技术主义的最深刻的根源。因为，既然一切能指本身并无独立的价值，一切所指又都是另一所指的能指，现代理性就早该猛醒，认识到我们在对一个虚妄的终极所指（最终目的）的追求中把一切都工具化了。德里达主张从这种无望的框架中摆脱出来。其实一切都是“替补”，而且互相替补：文字是语言的替补，语言也未偿不是文字的替补；而且真正说来，语言更应该看作文字在某种场合下的一种替补，因为文字除了表音文字（拼音文字）外，还有表意文字和象形文字（如中文）。文字从起源上说比口头语言更本原、更原始。当然，这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