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第19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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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元旦的前一天我从清泉浴池回旅馆时看到门缝里塞了一封信。我一看信封上那蝌蚪般的字迹就大声叫了起来，“养蜂人。”信封里是一角《南津晚报》，我看见报纸的一角画了一张图，图下写着几句流草难辨的诗句：
四面是城市中心是你家养蜂人在天上
你来找我吗？
我从来没读过这样混帐透顶的信。但我不相信养蜂人的出现就是为了作弄我。我拿着那一角《南津晚报》去找服务员，我说：“这封信是你塞进门缝的吗？”她说：“没有。”我又问，“那你看见有一个养蜂人来过吗？”她厌烦地说，“没有没有。我没有看见什么养蜂人。”她拧过脸去又低低地骂，“神经病。”我跑到百子街上逡巡街上的人流。街上拥挤着五颜六色的人群五颜六色的汽车摩托车售货车。没有高个子细长眼睛络腮胡子黑皮夹克那个养蜂人。风从街口吹来，卷起地上的最后几片梧桐落叶，有一个中学生把微型半导体收音机装在衣袖里回家，我听见女播音员在播送天气预报：“明天阴有小雪西北风五到六级。”这是１９８６年最后一个冬天日子，在一座城市的一条街道上。又是一个微雪的傍晚，我由西向东从百子街的和平旅社走到火车站。我挤在等待检票的队伍中心里寂静空旷，我跟着杂乱喧闹的队伍往检票口一点一点地移动，身后是我的第九座都市。事情就是这样，你总是离开一个地方再去另外一个地方。你想不出其它生活的方法。
我得坐在火车上决定目的地。
我永远不回家，因为我发过誓。
我想在哪儿下车就在哪儿下车，问题是我不知道养蜂人躲到哪里去了。中国这么大，你要找一个养蜂人多不容易。谁来告诉我养蜂人躲到哪里去了？人人都在忙碌，谁有功夫来告诉我养蜂人躲到哪里去了？
蝉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依然鸣唱。
我选择了这个有风的午后开始记录去年的流水帐，似乎相信这样的气候有益于我的写作。日子一天天从北窗穿梭而过，我想起一九八七年心情平静如水。在潮汐般的市声和打夯机敲击城市的合奏中我分辨出另外一种声音，那是彩色风车在楼顶平台上旋转的声音。好久没有风了，好久没想起那只风车了，现在我意识到风车旋转声对于现实的意义，所以我说，平静如水。
或者倒霉的一天
日记写道：你作为一个倒霉蛋的岁月也许始于这一天。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我带着一只大帆布包和一把黑雨伞到了火车站。那是这个城市的被废弃了一半的旧车站，只发开往南方的短途车。那天有下雨的迹象，天色晦暗，但雨却迟迟下不来。我走进低矮的候车室时觉得里面很黑，好像停电了，五排长条凳上坐着的人一个个孤岛似的若隐若现。我找了个空位坐下，我把包放在地上，把伞插在帆布包的拉手里，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邻近的一条壮汉盘着腿在看《家庭医生》，我问他，“停电了吗？”他说，“车站怎么会停电？停了信号灯怎么亮？”我想想也是。但我对旧车站的幽暗实在不习惯。为什么不开照明灯呢？
检票口还不放人。我听见一个女检票员尖声对冲撞铁栏杆的人喊，“急什么？火车不是马车，该走就走不该走你打死它也不走。”我记得我笑出了声，我对于别人的幽默总是忍俊不禁。然后我闭上眼睛等待广播检票。事后我想想我的一切都没有异常之处。我是想回老家过春节的。不知什么时候我觉得额头上被什么冰凉的物体一点，睁眼一看，候车室天棚上的吸顶灯都亮了，一个白衣警察岿然站在我面前。当时我觉得光明是和警察一起降临的，这很奇妙。
“放人了吗？”我说。“把你的证件拿出来。”他说。
我这才意识到哪里出了毛病。我拉开帆布包的拉链，掏出工作证给他。“怎么啦？”“没什么。”他翻开工作证溜了几眼，然后递还我说：“放好吧。”
“快放人了吧？”我问。
“快了。请你跟我来一趟。”他又说。我注意到他的脸色很严肃，胡子修得发青，双眼炯炯有神，而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抠着鼻孔。“为什么？你觉得我是坏人吗？”我盯着他的另一只手。“跟我来一趟吧。”另一只手正慢慢举起来。“去哪儿？”我猜测那只手才是关键的手。“跟我来就知道了。”关键的手朝我肩上拍了一下。我想了想还是拎起了包，我不知道哪里出了毛病。他领着我朝盥洗室旁边的铁门走，一根黑色的镶有皮套的警棍挂在皮带上不时碰撞他的干瘪的臀部。铁门后面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在走廊里我想起那把伞忘在长条凳上了。我像一只没头没脑的羊跟着他走进车站派出所，我预感到一场莫名其妙的宰割就要开始了。办公室里还有四个人，好像在玩牌，一个刚把纸条从鼻子上揭下来，另一个手指关节咔咔响着把凌乱的扑克刹那间洗成一块。这时候我又笑了，我总是难以克制自己的笑，这种毛病总有一天会惹来灭顶之灾。揪住我的警察猛地回头：“不准笑！”“不笑。”我应着坐到屋子中间的圆凳上。我觉得自己像个老练的被捕者，这让我有点迷惘。我弓腰坐着，看见帆布包可怜地缩在地上，我在想帆布包里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肯定没有携带任何违禁品，我只是想回老家过春节。“姓名？”“李多。”“我问你真实姓名。”“那就是真实姓名。我没有假姓名。”
“住址？”“江南路１１号五楼。”
“老实点，到底有没有住址？”
“怎么会没有？我不是流窜犯。”“谁知道？不查清楚怎么知道你是不是流窜犯？”我终于明白我被怀疑是个流窜犯，但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被怀疑是个流窜犯，在春节前遇上这种事情不能不说是倒了大霉。我看了看手表，离火车发车只有五分钟了，我站起来说，“完了吧？再不完我就误了火车了。”他们坐着不动，那些眼睛有着相仿的严峻和淡漠的神色。假如我是羊，他们就是牧羊人。牧羊人不让羊走羊不能走。于是我又坐下，我隐隐听见候车室的广播在嘤嘤地响，一定是检票了，要坐火车的人都上火车了，而我却突然失去了这个权利。你体会不到我的绝望和沮丧。揪住我的警察跟审讯者小声说着什么，然后我听见他们提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问题。
“有前科吗？”“什么？”“装蒜，问你有没有参与流氓盗窃反党活动，譬如河滨街纵火案，友谊商店失窃案，或者民主墙运动，你有没有前科？”“没有。这太荒唐了。”
“你说谁荒唐？”“我说火车，火车要开了。”
“你说坐火车重要还是维护社会治安重要？”“都重要。可我没有扰乱社会治安。”
“那你为什么私藏凶器？”
这时候我真的懵住了。我没有凶器。我从来不打架为什么要私藏凶器。我说，“你们弄错了，我没有凶器。”然后我把帆布包朝前面推了推，让他们检查。揪住我的警察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走了过来，他斜视了我一眼然后刷地打开帆布包拉链。我看见他飞快地掏出一把手枪来。我松了一口气，差点又笑出来。但我拚命忍住了。因为那是一把香港产的塑料手枪，形状逼真，但毕竟不是凶器。“是玩具手枪，给我小侄子玩的。”
他把塑料手枪在手上掂了掂，脸色恼怒。他继续在包里摸索着，又抓出一把西瓜刀，拎着刀柄朝我晃着。“这又是什么？”“西瓜刀，不是凶器。”
“现在没有西瓜，为什么带西瓜刀？”
“到夏天就有西瓜了。”
“狡辩，凡是十公分以上的刀具都算是凶器。是条例。”“我不知道这个条例。”
“带你来就是让你知道。手枪和刀我们没收了。现在你可以走了。”“没收刀我没说的，但枪是玩具为什么要没收呢？”“玩具枪也不准携带上车。这也是条例。”我终于站起来，脑袋已经被搅得像一团浆糊，我真的像一个被假释的犯人朝他们点点头告别。突然想起我是来坐火车的，赶紧朝候车室跑。候车室的灯光再度隐去，我看见我坐过的那排长凳上已经空无几人。我挥着车票朝检票口闯。那个女检票员眼疾手快地把栅栏门拉上。她说你干什么？我说我坐火车。她夺过我的车票看了看，对我微笑着说，“放你进站你也赶不上那趟车了，火车比人跑得快你明白吗？”我把包挂在脖子上愣了一会儿，然后我说，放你妈的狗屁。她拧起柳叶眉说，骂谁？我说我骂全世界，骂全世界，不关你的事。我又去找那把伞，根本不见伞的踪影，伞也让谁偷走了。我朝外面走发现那场雨已经下了很长时间了，我竟然不知道。知道了也没办法，有人想偷你的伞你只能去商店买一把新伞。买一把新伞没什么，可惜的是我最喜欢的塑料手枪被没收了。
没有第二节
我给江南路１１号的公寓起名为太阳大楼。那是我爷爷革命六十年得到的礼物。他把房子里的所有乳白色门窗壁橱都漆上了一层红色，然后交付我使用。我说为什么要把白房间漆成红房间？他说不能让你太资产阶级化了。红的使人进步，白的使人堕落。我觉得爷爷的思维很可爱，对这种婴儿式专制你只能听之任之我行我素。我在墙上贴满了从各种画报上剪来的彩色画页，从拳王泰森到性感女明星金斯基到美国总统里根，那些人爷爷都不认识，他问我这是哪路英雄？我说是美国共产党，他就朝我头顶刷了一巴掌，“你骗人，哪国共产党也不是这种熊样，不穿衣服吗？”我说那我没办法他们穿不穿衣服你可管不着。那是美国啊。
太阳大楼的居民习惯于蜗居生活，有时候我在楼下的信箱边看见那些深居简出的邻居，他们的脸上有一种纵欲过度营养不良的晦气。他们夹着报纸慢慢地上楼，臀部像地球一样沉重，我不知道他们从早到晚忙了些什么，搞成这种半死不活的样子。以后太阳落山了，以后天就黑了。从太阳大楼的各个窗口涌出电视机的音量，射雕英雄郭靖播音员杜宪罗京还有美国唐老鸭歌星×××吵成一团。偶尔夹杂着一只饭碗砰然落地的声音。这就是夜晚了。
夜里难熬，有时我穿过回形走廊去楼顶平台，一路打开所有熄灭的灯，我看见那把木梯依然躲在隐秘的角落里，我把梯子架到通口爬上去。太阳大楼如今失去了新鲜的意味，让我喜欢的事物只有这楼顶平台了。
平台上的四座碉堡实际是四只大水箱，除此之外它基本上是一片城市的草原。草原中央有一只断腿的靠背椅子，从我头一次上平台起那只断腿椅子就孤独地站着，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那里的。我如果坐上去就感到自己成了一位现代国王，身边的世界清凉而神圣，一切都已远去，唯有星星和月亮离你很近。夜露坠下来了，西北方向的铁路上驶过夜行货车后我将听见某种神秘的召唤。我总是听见那把椅子折断的声音，咔嚓，轻轻的然而深邃富有穿透力。早在一九八六年我就听见了这声音。我在平台上静坐着，听见从我的背后响起了这声音。我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