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第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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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孤独倒是一个永恒的命题，当然传统小说在这方面的表现和认识不算太清晰。　我相信这个命题虽然可以演变为许多细节，但作为一个大命题它是永恒的，就像爱情一　样。《樱桃》写的就是孤独；其实前面谈到的《那种人》也是。《樱桃》的外壳很古典　的，几乎就是一个人鬼恋的故事。这篇小说来源于一次聚会，一帮朋友在一起聊天，每　人讲一个鬼故事，许多鬼故事很夸张很青面撩牙，却没让我心动，只有黄小韧说的一件　事触动了我。他说是文革时，南大与鼓楼医院后面之间是一条小巷，没什么人家，一天　黄昏，一个男人从这条小巷的一个门口定过，突然遇到另一个男人并被他抓住聊天，聊　得非常好，他们大概有一些共同的话题。最后这个男人给他一块手绢，他也居然收下。　并相约去找他，没两天这个男人真的去找他了，按照他留的地址找到了医院，一打听才　知道，那个男人在太平间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无人认领，于是这个男人走进了太平间，　看到那具尸体，手里握着他送的那块手绢。我把这个故事中的一个男人换成了女人，这　就成了《樱桃》这篇小说。
　　林：将原故事中的男的改成了女的，大概使孤独在凄美的映照下愈显透亮了。女性，　孤独，美的幻灭，这些让我想起有人在谈到你的小说时，指出你很受日本小说家：像三　岛由纪夫、川端康成的影响，尤其是女性的描写方面，你能就此谈谈吗？苏：其实我并　不太喜欢日本作家的东西，我觉得他们的情绪可能宣泄得非常淋漓尽致，但软绵疲查，　缺少张力，你比如川端康成的一些小说就给人醉入花丛的感觉，那背后隐藏的东西不能　满足我。这方面给我启发很大的是我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三言二拍》，它们虽然　有些模式化，但人物描写上那种语言的简洁细致，当你把它拿过来作一些转换的时候，　你会体会到一种乐趣，你知道了如何用最少最简洁的语言挑出人物性格中深藏的东西。　当然你对福克纳式的背后有一种博大的东西、一种对人类问题的关心，也得有感觉。
　　林：你的几部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当你的小说以另一种形式传达以后，你对它　的关注如何？苏：我很喜欢电影，所以跟导演有接触，完全出于对电影的喜欢。我的　《妻妄成群》、《红粉》都是由我国著名的导演执导的，应该说都是还不错的。小说缀　电影毕竟是两回事，冷静地想不应对电影有所奢求。镜头中竞难以捕捉到小说的语言能　够产生的意味，无接完全传达小说的气息，相反，小说的表达没有镜头来得那么直接，　给人的视觉印象那么强烈，小说给你那么大空间让你玩味、想象，当然也容易走失。
　　从小说到电影，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是，很少有导演是真正喜爱这部小说才把它搬上　银幕的，国外情况我不太清楚，就国内而言，导演往往是就一些具体的东西，比如一组　人物关系或情节，觉得这个可以拿来拍电影。所以导致这样的结果：最后你在电影中看　到的小说，只是这些小说的一些个碎片，而且是按照导演的方式串接的，所以中国根据　小说改编的电影，好多是成功的，那是导演的眼光，导演对这个小说的见解也能够成立，　而与原作者的那种精神上的联系基本上是割断的。也有非常理想的小说与电影的关系结　构，像德国著名导演法斯宾德的一个十几个小时的巨片《亚历山大广场》，就是根据德　国一位作家在二三十年代写柏林底层市民生活的长篇拍摄的。法斯宾德小时候看这个小　说非常喜爱，到青年时看仍然喜爱，后来把它搬上银幕，以致什么都不舍得扔弃，一拍　拍了十几个小时。导演与小说这么一种情感上的联系，令小说家欣慰，是最理想的，但　在现实中很难找到。
　　林：《妻妻成群》改编成电影后，你的名声大噪，被认为是“走红”的作家，你对　“走红”怎么看？苏：这其实与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从来就这么认为。
　　好像普遍有一种误解：书印得很多就变得流行和通俗了。我觉得我的小说除了个别　的，我兴之所至地写的好多小说不可能为许多人喜欢；对此我自己没弦解释。我感到，　电影及其他传播媒介会改变一个作家本身的面貌。像贾乎凹的《废都》出现，经舆论一　“炒”，弄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我仍然认为贾平凹是个非常好的作家，他的“商州”　小说放在那儿，排除许多的嘈杂，仍然显示出很高的价值。《废都》那么一“炒”，竟　然改变了他的成色，还有多少人认为他是个纯文学作家呢？《废都》一下子印了一百多　万，贾平凹就成了一个通俗作家了。有多少人去关心作者本来的意趣呢？林：有一次我　在山西路书摊上拿起你的《米》，老板说：“这书好呀，是苏童写的，苏童你知道吧？”　我说我不知道，请你介绍一下。他说：“嘿，就是写电影《大红灯笼》的作家，很有名　的。”我说好吧，我就买吧。
　　苏：书商就看什么好卖，《米》的写接其实跟流行通俗不沾边的，就是因为它里面　有关于“性”的描写，他们感兴趣，就成了受到书商欢迎的东西，慢慢的书商就觉得好　卖，你的什么书他就都要了，书的发行量上去了，你就成了一个通俗作家了，谁去管你　本来的意思？林：《米》的“逃亡——挣扎（奋斗）——回乡”三段式，在整体上就是一　个象征。
　　苏：它负载的命题就是我设想的人类的种种团境，它们集中于王龙一人身上，这个　人既属于过去也属于现在，人带着自身的弱点和缺陷，与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种种问题　发生关系，陷入困境。当然它比较主观，拆射世界的色彩不可能面面俱到，而只有阴暗、　残酷，但这是人必须面对的东西。
　　林：大众文化对作家本来面目的歪曲和冲蚀，在当今中国是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国　外的情况就是你所知是怎样的，比如说美国吧。
　　苏：像诺曼。梅勒，他的《郐子手之歌》一出来即很畅销，但他并没有被当作通俗　作家，他怎么写也不会是一个通俗流行的作家。
　　林：如果不从对你个人真实面目的了解出发，那么，现在你这种书的印数可观的状　况对你的生计来说倒是不错的。
　　苏：只会对我有好处，只是我在一种误解中生活得很好，这很奇怪。
　　林：那么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你怎样看待你已有的名声呢？它对你构成负担吗？　苏：古人说得好：“过眼烟云”，它对我不构成负担，构成什么负担呢？我当初写小说　时从没指望我的书发行到六万册什么的。关于名声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比喻，有了名声就　像是在路上捡了一个钱包，检到检不到都属正常，前者概率很小，检到自然高兴，但你　不能检到钱包就不走路了，也不能永远检到钱包，你还得永远地走下去。
　　林：你对目前中国的文坛有何基本的估计？苏：有人认为这两年中国的文学滑坡了，　我觉得好作家还是很多，比前几年多得多。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对每一个真正的作　家都是好事，它让你抛弃那种想一下子就出人头地或一夜之间声名鹊起，全国人民都认　识你的妄念，老老实实地去写，出现写作上的韧劲。以此维系小说家的存在和生命力，　因为你不可能指望一篇作品确立自己，而要一大堆作品，你不能倚靠所谓社会命题，而　必须呈现极具个人色彩的作品，靠个人小说自身的魅力、语言文字的奇迹来唤起认识和　尊敬。在这样的局面下，不是为了写作之外的东西，而是真心地爱写作，希望得到的就　是写作本身能够产生的东西的作家，有更加阔大的生存空间。
　　林：你对同行们的具体作品关注程度如何？
　　苏：前几年在《钟山》作编辑看得多，这两年少得多，真少、只读一些比较感兴趣　的。像前不久我读到《收获》上余华的一个短篇：《我没有自己的名字》，就非常喜欢、　它可以说是我近几年来读到的最好的短篇小说之一，非常的古典、朴素，又非常的深刻、　意昧深长。
　　林：你、余华、格非等人近年的创作都发生了一些变化，有入从中概括出“先锋性　的失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苏：评论的语码跟创作的实际永远不是一回事、谁会　想到我是要“先锋”才写作的？我只是想到我怎样写出满意的小说而写作的，所以也并　不顾忌什么什么会不会失去。余华也很明显，你说他“先锋”勉强，说他“古典”也不　古典，他并不顾忌现有的相对固定的界定和容易被套进去的某种理论。我想对于我们来　说，重要的是能写，是继续写下去，大家都在认真地写着，在写作中遇到各自的问题，　并努力用自己的方式和招数去解决。
　　林：你对文学界的一些活动持什么态度？你近年的创作量似乎不是很大。
　　苏：对一些活动我能逃则逃。就我现在的状况而言，比较平静，感觉冲动多就多写　一点，能够写作才是最重要的。我没把写作看得非常神圣，也不是被外部所说的那些命　题占有着，比较单纯。一林：你已有的几个长篇都不算长，中篇不是很多，大量的是短　篇；你还打算写长篇吗？苏：长篇可能还会写昭，但我更喜欢短篇，它往往写一个单纯　的事件，或者由很单纯的念头引发出去，它可以一气呵成，精神情绪上不用负载太多。　我始终觉得短篇小说使人在写的时候没有出现困顿、疲乏阶段时它就完成了，所以我一　直比较喜欢短篇。
　　林：你刚才提到许多作家都有他自己的问题，并在用他自己的方式、招数去解决，　你本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苏：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是，要抛弃（肯定是要抛弃的）所有　你从前已经驾轻就熟的小说路数之后，你如何找到新的方式方法，当你觉得想象力已经　不如五六年前那么有一个神奇的翅膀而显得“匮乏”，创造力不如前几年，那么还有什　么？这个东西我现在自己也还说不清楚，光说有经验不行、经验是比较脆弱的、也是比　较虚假的。
　　我还在找另外一种写作方法，我并不知道我所处的位置，不知道什么东西对我来说　是长短优劣，“寻找”是永恒的。
　　（根据1995年6月20日下午谈话录音整理）


　　　　　　　　　　　　　　　　　　　　　　　　　　　　　　　　　　苏童不姓苏　

　　作家的笔名有讲究，就像茅盾不姓茅，胡风不姓胡一样，苏童也不姓苏。我曾向苏童询问其笔名的典故。他淡档地说：姓童，生在苏州。如此简洁、单纯，一眼见底。苏童，本名童忠贵，属虎，１９６２年的虎。
　　　苏童十分欣赏自己这个笔名，他甚而有点迷信“命与名随”。那抑或是他早期的作品屡遭厄运，某日更名改姓，启用苏童这个名字后，凑巧一炮打响，继之百发百中。自他的《妻妾成群》被张艺谋策划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搬上银幕后，苏童就有了不少崇拜者，特别是有的年轻女士、小姐对其崇拜程度，堪可与大岛茂、高仓健和郑少秋媲美。
　　　苏童走上文坛，是上苍的赐予，家庭并没有给他什么熏陶。他说上初中时读《红与黑》《复活》，书是借的，人家要得急，一个下午看一本。看多了，手痒。中学时写诗兼而练写小说，模仿当时流行写农村生活的小说。先列一张人物关系表：党支书、民兵队长、妇联主任，地主和富农。还煞费心机给每个人物起个与身份相称的名字。写好了，便像放飞鸽一样投给某报纸，然后天天翻阅那张报纸。煎熬半个月，不见影子。再然后，那放出去的“鸽子”再飞回来。广种不收。

　　　　　　　　　　　　　　　　　　　　　　　　　　　　　　　　　　一棵歪歪斜斜的树

　　　１９８０年，苏童考取北师大中文系，在那里他受到了正统的语言训练与文学熏陶。他把对付功课外的全部时间，用在泡图书馆上，不停地练笔。是时，他很想当个诗人，对自己约法三章，每天写一首诗，在吟诵一番后再进教室，心里才感到充实。班上想当诗人、作家的同窗很多，一日，他读一位同学的三行一句话的一首小诗：
　　　　　产房　
　　　　　在　
　　　　　太平间的底下
　　　他感到震惊，自愧弗如，有点觉得自己不是写诗的料子，故转攻写小说。倒霉的是，每稿必退。羞愧尴尬，怕同学笑话，他借用一女同学家的地址，稿件由那位同学转。即便如此，他仍矢志不渝，不信上苍不感动。到１９８３年，青果终于熟了。《星星》开始发表他的诗作，《青春》发他的小说《第八个是铜像》，且获了奖，这大大地鼓舞了他继续写作的勇气。
　　　他自嘲，说自己在北京上学期间像一棵歪歪斜斜的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