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文集-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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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德老汉尴尬地苦笑着,再也说不出话。志良把话说死了。
无奈,老汉召开三队社员会,选队长。开了三场会,选了四个人,没一个人愿意上场,象是谁教给他们同一句道理:“志良这样的人都挨整,当不下去,谁还能干成?”
我看队长选不出来,自己又驾不起辕,干脆,也撂吧!没等得我开口,老支书难受地拍拍我的肩头,说:“没办法!你就挑起来干吧!”
我急忙推辞。
“叔明白!你不说叔也明白!可眼下有啥办法?”他说,“我给你找几个老农,当参谋……”
看看支书为难的神色,我不忍心再给他加忧愁,想撂挑子的话急忙说不出口。这样,我忐忑不安地当上了三队队长了。
二
紧张繁忙的三秋管理季节,玉米要锄草,谷子要薅苗,红薯要翻蔓儿,棉花要打杈,接着就要施肥。化肥供应少得可怜,我正发愁这二百多亩秋田,真会成了卫生田哩!天又旱得秋苗发蔫。社员们思想散里散伙,大概对我并不抱什么希望吧!我急得东跑西颠,眼也红了,声也哑了。听说夜晚浇地的人把水放到地里,任水乱流,自己在渠岸上睡觉,我忍不住发火了,说了不少难听话,仍不抵事!
老支书给我把参谋还没找妥,就到公社参加什么学习班去了。我自己找了几个老农商量,有的说这样办,有的说那么干,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怕我把三队搞烂了,他们要落话把儿。
“缠马,快到公社找志德去!趁早把事卸了!”妈妈说,“再干下去,怕……”
“哼呀!你当那个队长好当?那不是抢篮球!”爸爸教训我说,“一百几十号劳力,二百多亩庄稼,那是闹着耍的?你,本事不大胆子大!”
我吃着饭,听着妈妈担心的劝说,爸爸的训戒,心一横:吃罢饭,上公社,找支书,不干咧——确实不干了呀!
主意一定,我赶紧吃饭。不料,一抬头,富农分子田学厚站在当面。奇怪,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呢?
我问:“你有啥事?”
他答:“我来交思想改造汇报材料。”
噢,我记起了。按照马队长春天给队里严格立下的制度规定,四类分子每月逢十,三次向生产队长兼治安员汇报,月底给大队汇报,一季度末,向公社派出所汇报一次。今天逢十,我倒忘了。
我说:“你先拿着,我明天就不是队长咧!”
他说:“我得按时交,你今天还是!”
其实也无所谓,爱交你就交吧!
他从压着蓝布带子的口装里,掏出折迭着的材料纸,放到我搁着饭碗、菜碟的石桌上,转过身,走了。
我哪有心思看他的什么思想改造汇报材料!他放在那儿,我冷漠地瞧了一眼,连动一指头的兴趣也没有。
一阵风从大门洞儿吹进院子,打着小小的旋儿,把那份材料从石桌上吹到地上,翻了几个过儿,散开了。
我拣起两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又照旧迭好,却发现地上还散落着二指宽的一绺纸条儿,也就顺手拾了起来。
无意间的一瞥,纸条上的字吸引住我的目光,象磁铁吸住铁屑一般,眼睛就再也移不开了。
天呀,你猜这纸条上写的啥哟:
“水肥是关键,抓紧浇地,晚上要派可靠的人去。快组织劳力拆旧墙,换火炕,动手慢就跟不上了。妇女锄秋,搞成定额。其它杂活能缓就缓,你亲自出马抓水抓肥。甭慌!甭乱!撑硬!不敢松劲!”
我抬起头,不由地瞧瞧大门口,那个微微有点驼的背影早已消失。低头看看手里的纸条,硬胳膊硬腿的字迹,切切实实还印在纸条上。
怎么理解眼前的事呢?听说他过去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四清运动给他扣上富农分子帽子那时候,我刚刚脱下开裆裤。我所看见的,已经不是在人前讲话、办事的当权者,而是终年挑着一对大桶,给队里挑稀粪的“富农分子”,冬天和春天,担粪泼麦子,夏天泼玉米。他做着这样一项单独的劳动,很少和社员在一起干活。我对他说不上憎恨,也不甚喜欢,按乡村延续下来的班辈儿,我叫他七爷。他给我写纸条,肯定是看见我狼狈不堪的样子了吧?
我把那两页思想汇报材料扔到桌子上,把写着生产安排的纸条儿,夹在一本从来未用过的红皮日记本中,这是不能让人看见的。
我觉得心里有数了,倒产生了一种试试看的勇气,忽然改变了主意,不去公社找老支书了。
我把妇女队长和记工员叫来,一块下到田间,逐块查看了苗情和草情,酌情定下了每一块地的工分标准。从后晌起,分组锄地,定额管理。妇女队长笑了:“缠马,这下你放心!嫂子五天给你完成任务!”
当天晚上,我指派了几个老实可靠的社员去浇地,果然,浇得又快又好。
拆旧墙换火炕的活也拉开了。
十天以后,全部秋田锄过头通,浇完头茬水,旱象解除了。在打麦场上,堆起了一座小山一般的大粪堆。
又过了半月,二百多亩秋苗,全部施过肥,眼见着三队的秋苗由黄变黑,由细弱变粗壮。大队检查评比的时候,流动红旗居然评给三队了。支书田志德老是皱着的眉头舒展了,拍着我的脊背:“崽娃子!没看出,你还有两手哩!”
社员们的赞扬就更多了。三队的社员增强了信心,人心齐了!调皮捣蛋的,偷懒耍滑的,也自行检点了行为。我说话顶话了!
我却总想打听、了解七爷的过去。劳动休息时,我往那些年老人跟前靠,渐渐地,我明白了:当我诞生到田庄的土地上的时候,田学厚带领田庄的贫雇农,早已把田阎王统治田庄的那一页灾难史翻过去了,崭新的一页正在他手中展开:为从田庄的街巷里彻底驱除饥饿和贫穷,他带头创办农业社,日夜奔忙,把自家田里的农活和屋里的家务耽搁了,真正是公而忘家!农会主任,农业社社长,人民公社田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时代不断变迁,社员和党员把适应时代的官名拥戴到他的头上。在他当权的十五六年里,田庄的土地,从田阎王的大块地分割成一绺一块,分配给一户一家耕种;又从一绺一块上拔除了界石,合并成更大的整块,全村集体耕种;防止河水泛滥的大堤修起来,从后沟的果园里,每年不断开出装满苹果、核桃的汽车,眼见得红瓦新屋一幢一幢盖起来……那是田庄历史上最红火的年月。四十岁左右的男女社员,怀念田庄历史上这一段欣欣向荣的日子,深深惋惜好当家人田学厚不在位了;憎恨四清工作组瞎了眼,把他们的好支书,硬给扣上富农帽子压死了……
那个微微有点驼的背影立在我的心中,那么实在,那么亲近,他算什么富农分子!他忍受着政治上的压力和人格上的屈辱,心里怎么想啊?每月逢十,给我交来思想改造汇报材料的时候,里面肯定夹裹着一绺或长或短的纸条儿,心里又想的是什么啊?
七月的最后一个逢十的日子到来了,我照例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吃着饭,不时瞧瞧敞开的大门,盼着那个微微背驼的身影的到来。
期待中,他果然进来了。
快六十岁的人了,步子多轻捷、利索!头上落了一层霜,面孔却红黑红黑!个子虽然不高,肩膀却又厚又宽,腰里终年四季扎一条蓝布带子,浑身恰如一块极富弹性的钢锭。我瞧着他,忽然想,一旦他那微微驼着的前胸挺起,大约会把整个田庄都扛起来!
他走到我面前,还像往常每次来一样,不卑不亢,不恼不笑,说:“我来交思想改造……”
我听不下去,早已慌忙站起,礼让他坐下。
他把材料塞到我手里,和善而精明的眼睛里有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掠过,随即转过身,走了。
我瞧着他的背影,踏着轻捷的脚步走过院子,消失在大门口。我呆呆地站着,捏着他交来的材料的手,不由地发抖了。绽开来,又有一张纸条!我心头一热,两眼怎么也看不清那纸条上面写着的字了……
三
一桩横祸却由此而生!
晚上,当我从村里归来,跨进我独身居住的小厦房的时候,无论多晚,多累,都要翻开那个红皮日记本。怪!一翻开它,瞧着那一绺一绺用各色纸头写着字的纸条,我的脑子就格外清醒。有时,因为生产上取得进展而兴奋,纸条教我冷静下来!有时,因一件棘手事而气恼烦躁,纸条又使我心地踏实!甚至因工作中的失误而横遭社员指责,使人容易灰心的时候,纸条又把我鼓舞起来!纸条不仅是我的智囊,而且成了我思想情绪的“空气调节器”!
我翻开红皮日记本,习惯地瞧瞧亲爱的纸条,拧开水笔,记下我在纸条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实践活动中的得失。纸条攒贴了六七条,我的实践记录也有五十多则,一百多页了。我甚至想,明年再当队长的话,我的心里就有数码了。我一笔一笔记着,眼前总有一张奇妙的纸条在飞舞,又有一双和善可亲的眼睛在闪光,渐渐地,那纸条变成一只蝴蝶的翅膀,在青绿的田野上飞旋……
八月中旬,县上又分片组织秋田管理大检查,大评比。我们这一片区的检查团长,就是春上在田庄搞过路线教育的马队长。公社刘主任陪着检查,大队的田支书和各队队长,都参加了检查评比。
检查评比的结果,三队秋田的长势在这一片挂上了号。大家鼓励我的话暂不提起,马队长简直高兴得不得了。他一会儿拍我的肩膀,一会儿递给我一支恒大牌香烟,硬叫我抽。我有点难堪地想:春上,你没死活地批判志良队长的“唯生产力论”那阵儿,也捎带给我多少难听话!你那阵儿脸多难看,口气多歪!
评比总结时,马队长又夸奖我:
“田庄三队的秋田,大家都看见了吧?服不服?不服也不行!这是谁领着干的?不是长胡子,也不是刷刷胡子,是嘴上没毛的小伙儿!有的老先生,有一点生产经验,撞不得,一撞就拿势扣板,撂套示威!其实,你那一套经验,不过是修字号的货色!缠马同志干得好!证明春天在田庄进行的路线教育的深远意义……”
我听得出来,表扬我,是为了骂志良叔,又是为他自己在田庄胡整的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遮羞。我心里像塞了一把猪毛,过分地别有用心的赞扬,使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无力正视任何人的眼睛,特别是田志德老汉那忧愁的眼光,只盼会议早点结束。
会议结束后,马队长吩咐秘书说:“把缠马同志的事迹好好整理一下,写成材料,一份送我,一份送报社,一份送县广播站。要造舆论,目前正需要这号材料……”
干部们走散以后,马队长居然亲热地提出:“走,咱到缠马家里去,好好谈谈,这个材料要快!”
我无法推辞,就领着马队长和秘书走了,其他随行人员,也跟着田支书休息吃饭去了。
在我的小厦房里一坐定,马队长就指示秘书和我谈,他靠在被卷上休息了。
秘书问我当队长的前前后后。我结结巴巴,说不顺畅。想想吧,马队长在当面,我怎么说呢?编又编不出来。最后就变成提问式的,我越发被动了。他又问我大批判搞了多少场,批判稿写了多少篇,怎么和守旧复辟派作斗争。我流着汗,终于鼓起勇气说:“那都是没来得及做的事……”
秘书为难地摊开手,瞧一眼马队长。
马队长耐心地笑笑:“不要太死板!灵活一点,譬如说批判,你在田间地头,给社员讲话,批评一些错误倾向,那就算数儿嘛!”
秘书得到启发,又问起我来。
我却忽然瞧见,马队长在我的枕头边抓起了那个红皮日记本!天哪,那个东西怎么敢让他看呢?
“马队长,那本本儿记得乱七八糟……”
“随便翻翻!”马队长兴味很高,“好多先进人物的思想,是从日记里发现的……”
想挽救也来不及了。
马队长翻着,看着,奇怪地问:“这纸条是谁写的?”
“村里……一个……老农。”我撒谎。
“这个老农不错呀!给年青干部撑腰!”马队长兴趣更浓更高了,“材料里插上这一笔,教训教训那些老不识相的,硬占着位子不让给年青人,看这个老农风格多高!”
我心里简直哭笑不得。
“这个老农是谁?”马队长问。
“一个……老汉……不出名的……”我搪塞。
“啥名字?”他直截问。
“七……七爷……”我慌了,仍不敢说出名宇。
“哪个七爷?”
“就是那个七爷!田……”
“唔!田老七?田学厚?富农分子?”马队长忽地从炕上翻身坐起,眼瞪得鸡蛋大,一连串的问话之后,他沉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