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文集-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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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坏点子真多！”她歪一下头。
“有趣儿！你试试。”他怂恿她，“小时候，我们在山坡上割草，三四个伙伴争着咬一颗杏儿，看谁咬得准……”
她咯咯咯笑着，和他同时站起，用嘴巴去吞咬那颗毛茸茸的绿杏儿。树枝晃着，杏子晃着，谁也咬不着。她开心地笑起来，他也哈哈笑着。
她没咬住绿杏儿，却碰到了他的嘴唇，一刹那间，那双强悍的胳膊搂住了她的肩膀，她也伸出了双手……俩人跌到树下去了。她和他全忘记了是站在树上。
跌下去了，俩人跌落在草地上还搂在一起。
绿叶如盖的杏树下，绵软软的草地上，她和他依偎在一起，感觉到了他嘴唇上的绿杏儿的酸味儿……
她招工回城了。一年多时间里，母亲给她介绍了七八个对象，她一律拒绝结识。母亲终于打听到她在下乡时交下一个男朋友，经过几次劝解，不得结果，父亲终于出面了。
“我们应该尊重莉莉的自主权。”父亲说，“但总得让我们知道他是谁，了解一下情况嘛！”
母亲憋气地斜眼瞅着她，到底憋不住了：“说呀！他是个什么人呢？”
“他是个农民。”她说，“你明明知道，还要问！”
“农民又怎么样呢？”父亲严肃地反问，“农民是我们国家的根基。我不反对你嫁给一个农民。”
母亲朝父亲撇着嘴角。
她一愣，瞧一眼爸爸，又低下头，看来只有母亲一个投反对票了，父亲毕竟是领导干部。
“爸爸自小就是农民，放羊的农民。”爸爸颇为动情，“解放后进了城，陕北家乡的农民来到咱家，我总是当上宾招待。我们怎能忘记农民父老！”
这是真的，姜莉多少次亲眼看见过父亲和陕北乡亲在家里畅饮畅谈的场面呀！
“问题不在他是不是农民。”父亲说，“干部，军人，医生，无论干什么的，主要要看这个人如何。你说说，你喜欢的那位青年农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倒慌了神儿。是啊，她和他在一个村子里生活过三四年了，只觉得喜欢他，一天不见他就心烧神乱，却从来没有来得及想过他有什么优点，缺点。他是个什么样儿的人呢？她也说不清白。
“他家啥成份？”母亲急了。
“贫农。”她说。
“是党员不是？”
“不是。”
“那么总该是个团员吧？”
“也……不是。”
“你看看！连个团都入不上，肯定是个落后分子。”母亲很得意，“你怎么能与这号人拉扯呢？”
“他写过申请，团支部老是怀疑他。”她说，“怀疑他想里通外国。”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怀疑呢？”父亲问。
“他喜欢研究国际关系。”她似乎才找到了话题，可以谈他的独特长处了，“甭看他是个农村青年，才二十出头，他到处搜集资料，把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以及民族风俗都研究了……”
“他研究这些干什么呢？”父亲惊奇了。
“他说他将来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准备出任驻国外的外交官。”她说，“他正偷偷跟一个中学老师学英语……”
母亲早已忍俊不禁，大笑起来，胖胖的身体笑得颤抖着，掏出手帕擦眼泪。她不能忍受母亲的轻蔑的笑声，看看父亲，父亲冷漠地扭过头去，她看不清他的脸，就急忙解释说：“他对非洲最有兴趣，如果能出任到非洲某个国家，他将来要写一部研究黑人的书……”
“神经病！”母亲挥着胳膊，没有耐心再听下去，“绝对是个神经病！”
“什么‘神经病’！”她顶了妈妈一句，“我觉得他……”
“起码可以看出他不成熟。”爸爸的语气虽不严厉，却是肯定无疑的，“莉莉，甭计较你妈妈的话，她说得不准确。我看呢？咱们既不嫌弃他是农民，也不要想高攀未来的大使。我觉得关键是他不成熟，二十几岁的人了，有点想入非非吧？我想看见你找一个更稳当更成熟的对象。”
“我只是说他的兴趣和爱好。我压根儿也没指望他当什么外交人员。”莉莉说，“我就是要跟他这个纯粹的农民。”
“你呀……你也更不成熟。”父亲站起来，摇摇头，走出门去了。
随后……她听从了父亲的指导，与父亲的战友介绍来的一个青年结识了，这就是她现在的孩子的爸爸。
他是个医生，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他给她做饭，洗衣，做一切家务中的琐屑的事，从来不厌其烦，而且根本无需她开口。他从来也没有和她争论过什么问题，更谈不到吵架拌嘴了。即使她偶然火了，他即刻就默然了，过一会儿又来嘘寒问暖。他从来也不说长道短，出门上班，进门做饭，他从来也不谈及医院里的任何是非，更不会像那个不成熟的乡村青年张口东南亚时局，闭口非洲大陆的干旱问题。她和他组成的这个小家庭，经济富裕，关系平静和谐，却也有点寂寞，甚至乏味。她从来也没有过欣喜若狂的一阵儿，也没有过心儿震颤的一刻，杏树上的那种疯狂的追逐和如痴如醉的依恋，再也没有重现过。近年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她发觉自己也变化了，变得既不会任性，也不会撒娇了，甚至说话也细声慢气的了……她也成熟了？
他说过，杏子成熟了，把儿也就松了，风一吹就落下来了，风不吹也要落下来。倒是那未成熟的毛茸茸的酸杏儿，那酸得使人不敢合牙而又不忍吐掉的味儿啊！留在心中，永难忘怀，什么时候一想起来，嘴角就会有酸水泌出来。
他在恢复高考制度的头一年，就考进了国际关系学院，而今确实做着驻某国大使馆的秘书工作。妈妈卑视为“绝对的神经病”人，现在正在重要的岗位上，为祖国服务。她既没有心思和妈妈赌什么输赢，也不是遗憾自己丢掉了这样一个体面的丈夫。她现在更多地想着的，是父亲所谓的神秘的成熟的含义。
她刚才在电视里看见他在舷梯上回过头来的一笑，笑得自负，笑得顽皮，还是那一股火辣辣的进攻的精神，却依然看不出任何成熟的标志。
他大约永远都是个不会成熟的人？
她却成熟了，不可挽回地成熟了！
丈夫心平气和地走过来，坐下了。儿子也完成了作业，在小竹椅上坐下了，晚上有电视连续剧《陈真》，爷儿俩最快活的时间到来了。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端起茶杯，准备去备课。当她坐在桌前案头的时候，却怎么也集中不起思维来，眼前总有那么一嘟噜毛茸茸的酸杏儿……
1985。5。草成
11。小改于西安
南北寨
腊月里，深更半夜，正是庄稼人棉被热炕睡好觉的时分。南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常克俭，猛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接着就听见街门外传进来粗重的呼叫声：“老常！老常！”这声音太耳熟了，是大队长吴登旺。家伙！刚才开毕大队委员会扩大会议，把春节前的工作包括社员的生活都作了安排，有啥紧事等不到天明！这样想着，他已经穿好衣裳，同时把脚往棉鞋里塞。他赶紧应了一声，再晚一会儿，那个小土门楼会给性急的家伙用拳头砸倒的！
他拉开街门，黑漆漆的门口，看不清大队长的脸色，只有他的烟锅一闪一亮。不等常克俭开门，吴登旺就亲昵地抱怨：“说你性凉，真个性凉！把我在门口能冻失塌！你起来还缠裹脚布吗？”
进得里屋，常克俭坐在方桌边，摸出烟袋、烟包慢慢装烟。他不招呼大队长，他们俩在南寨共事二十多年，他进大队长吴登旺的家，吴登旺进他常克俭的家，都跟在自家屋一样，饿了在笼里摸蒸馍，渴了取暖水瓶倒水。事业把这两个年龄相差不多，而性格截然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至今肝胆相照，信任无惑。二十多年里，还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某一年老常被罢官了，某一年大队长被人推倒了，文化革命初，他们都一同靠边站了！南寨能出来说话办事的人都显示过一番，结果人们又不得不把他俩推到南寨的主要岗位上来。他们的共同感觉是，无论风霜雨雪，双方都没有做过对对方昧良心的事，无论自己当时承受着如何的压力和可能发生的最不好受的结局，都坚持是啥说啥，有啥说啥，既不包庇，更不栽赃！有了这一点，就使他们俩能畅快地说话，畅快地商量事情，畅快地工作，而不用花提防对方那一份心力，人在恋爱的时候，总希望找着和自己胜格合得来的配偶；人在自己工作的单位，也希望遇着一位和自己性格差不多的同志。可是，南寨的书记和大队长，性格相差太远了！老支书蔫不拉踏，很少有失急慌忙的时候；大队长却是个“紧三火”；长相也差得远：老支书瘦小，背有点驼，一双眼里温厚多于严厉，大队长长得腰粗膀宽，立眉虎眼。这两个紧性子和慢性子的共产党员，却觉得谁也离不开谁，用吴登旺开玩笑的话说：“老常哥，下辈子你脱生个屋里家，我娶你！定下咧！”
这时，吴登旺拿起捅条，把封严的只留一个透气小孔的砖盘火炉戳开，顺手从桌子上的搪瓷茶盘里拿起装茶叶的小铁盒，对着套间故意问：“老嫂子！茶叶在哪达搁着哩？”常克俭的女人在屋里嗔怒的回答：“还不是在老地方嘛！”吴登旺做个鬼脸，滑稽地一笑：“噢！我当你睡着咧！你把被子盖严噢——”
常克俭哑然失笑。这家伙，肯定是什么事儿办得顺利，正在兴头儿上，你看眉眼里那个得意劲儿嘛！看着自己的同志热心集体事业，情绪饱满，他的心里特别舒畅。他的清瘦的脸对着大队长，泰然而温和的眼睛催促对方：说你的好事吧！
压抑了半宿的火炉一经捅开，蓝色的火苗呼呼窜上来，格外欢快地跳跃着。吴登旺把水壶支好，这才坐下，得意而神秘地说：“北寨俩人在咱村借粮来咧！叫我给逮住咧！”
“噢！这事——”多少有点出乎常克俭的意料之外，他眨着眼，说，“就这事，你也等不到天明，半夜三更，冷熊砸门……”
“好事！大大的好事呀！”吴登旺从炉边站起，牢骚大发：“我明天把这两口袋粮食，给北寨那个王样板背一袋，再给公社那个‘鸽鹁客’——韩主任一袋！我问他，你北寨是样板队，唱戏唱得美，编诗编得多，墙上贴得花，广播上扬，材料上登，你王样板到处介绍经验；现时，你的社员到俺‘黑斑头’南寨来借粮做啥？你韩主任大会小会刮俺南寨，咱俩的鼻子幸亏有骨头，要是肉囊子，早叫‘鸽鹁客’给刮平了！我要问他，你刮俺不学北寨，说俺是‘唯生产力论’，只拉车不看路，这咧那咧一大堆；叫俺学北寨的啥？学他们虚报产量，完不成公粮扣社员口粮吗？让俺社员学北寨社员靠借粮买黑市粮过活吗？”
常克俭仍然捉着烟袋杆，长着一溜黑胡须的嘴和鼻孔里同时悠悠冒烟，轻淡地说：“这何必要你背上粮食口袋去问他！咱早都料到这一步——瞎子也能猜摸到这一步！”
“我把北寨人借粮的口袋给他背去，看他给我说个啥！”
“嗨呀！好我的伙计呢！这还用得着你问嘛！”常克俭不屑地说，“韩主任早就敞开说，‘宁要低产的社会主义的北寨，不要高产的修正主义的南寨。’你再问啥吗？”
“鬼话！”吴登旺气愤得脸红了，“弄得交不起公购粮，让社员东跑西颠借粮、买粮，还是社会主义？俺南寨年年超交公购粮，社员吃得饱，倒成了修正主义？啥嘛！啥球道理嘛！”
“啥道理？颠倒子道理！歪歪子道理！现时就兴这！”常克俭说，“不要发牢骚了吧！伙计！说说事情怎么办吧！”
吴登旺象泄了气的皮球，拉长声调说：“那好吧，让北寨人跟上王样板和‘鸽鹁客’，享他们没粮吃的社会主义的福去吧！咱们——”登旺又来了劲，优越地说，“咱甘当咱的‘黑斑头’！咱今晚的会一开完，分给我的工作，我安排了一下，几个小队队长劲大着哩，赶腊月二十，全部结束平地任务！我跟饲养员老大说了会议精神，今年要多杀几头猪，老大高兴死了，说明天就加料，赶腊月二十六八，正好追肥！好哩！咱杀猪过年！……”
“好咧！不说那些了，刚才会上安排过的事就不说了。”常克俭打断吴登旺的话。显然，吴登旺没听明白他问话的意思，就直接提出来：“北寨人没吃的，年怎过呀？日子怎过呀？”
吴登旺睁着虎眼，直愣愣看着常克俭，吃惊不小！他忽儿眼睛一眯，脖子一仰，哈哈笑起来，笑毕，说：“叫寨人过不了年，要你南寨支书同志操心吗？让他们朝‘鸽鹁客’要去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