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文集-第2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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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呀！”惠畅一口咬掉了酒瓶上的铁皮盖子，喝下一口，交给马罗。没有酒盅和酒杯，只好对着瓶口喝了，惠畅大声笑着，“世界多好！生活多好！”
“多多写……文章！”马罗口齿不清地说，“叔跟你们……沾光，吃点心…… 喝烧酒……”
“亏得你给我们吃烧烤包谷棒子！”惠畅粗声豪气地说，“你是个好大叔哇… …”
“我早看出……你们都不是……平常之人！”马罗不自觉地用秦腔道白的腔调说，“从古戏看，状元郎都有不得志的时光……”
点心和蛋糕，统共四斤，我们三人吃光的时候，似乎肚里还有很大的空间。马罗满意地咂着舌头，掏出烟包来：“噢！算我今日过生日。”
惠畅早已把茶叶撒在小铁锅里，用马罗唯一的一只大海碗从锅里舀出半碗殷红的茶水，喝了两口，递给我，他说：“马罗叔她！我给你念一篇文章，你听了，谈谈意见。”
“那——我可不懂！”马罗摇摇头。
“没关系！你听听以后再说。”惠畅已经展开报纸，就着马灯的灯光，念起来了。
我和马罗香啧啧地抽着“海河”牌香烟，坐在火堆旁，静静地听惠畅念《小河秋高》。马罗很不自然，大约是受宠若惊，格外用心地支楞着脑袋，连咳嗽也压低了声音。
惠畅敢于给马罗念自己写下的小说，也令我钦佩，我至今没有这样的勇气。我的那些稿子，在整个人口开始出现膨胀趋势的中国，只有一位读者，这就是惠畅；寄出去的稿子，我一直怀疑报纸或杂志的编辑是否有耐心将其读完，充其量是半个读者。我尽管知道许多作家都把稿子读给工人、士兵或农民听，征求意见，再修改提高，我连给我父亲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更甭说别人了，我觉得这种勇气需得有一个产生的基础，那就是作品有了一定的水平。惠畅的作品已经发表，无疑已经具备了这个水平。我离这样的水平还差得不知其多远呢！
惠畅在昏暗的灯光下，困难而专注地辨别着报纸上的字迹。我回过头看时，马罗刚才支楞得又端又直的脖颈歪下去了，脑袋低垂着。这个吃饱了点心、蛋糕又喝足了烧酒的马罗，已经响起舒悦的鼾声……
我得到一个消息，公社里要办一个民办中学，教员将从全社历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择，选择将通过考试的办法。我跑到公社一问，果然属实，而且已经到了报考的最后一个限日，真是侥幸。我不假思索，在报名册上依次填下自己的姓名、家庭成分、学历、年龄和籍贯等，又接着填上了惠畅。
公社文教干部姓仲，戴着一副黄腿黄框的近视眼镜，瞅着我填过的表格。这是一位黑大汉，黑油油的脸皮，透着红光；厚厚的嘴唇朝外噘突出来，真像一位来自非洲大陆的异族人。他瞪着一双黑仁小而白仁多的眼珠，瞅着我，并不严厉，倒有点奇怪地问：“你咋填了两个人？”
“我给他捎带报名，他忙着哩！”
“不准捎带，要本人亲自来。”
“他有急事，他爸……病了！”我不得不撒谎，“他才托我来给他报名。”
“不成。”老仲摇摇头，直率地说：“报名时顺带目测体型。他要是破子腿、背锅腰咋办？”
不准捎带报名的原因，不过如此，我释然放心了，就给他吹：“你知道惠畅是谁吗？”
老仲扬起他的黑脸，眨眨眼。
“惠畅在省报上发表过小说！给民办中学做语文教师，谁能敌过他呢？”我说。
“噢呀！是他！”老仲眼里滑过一道不胜惊喜的光后，对我也热情起来，此时才想到让我坐下，问我喝不喝水，“我早都听说惠家庄有个回乡高中生，会写文章，没记住名字……”
我和老仲的第一次接触，就从此开始，而且喜欢他了，他对能发表一篇稿子的人所表示的热情和器重，使我自觉消除了心里诸多的界碑。
“没有问题，你报的两人都有效。”他送我出门，在公社院子分手时，恳切地叮咛，“你和惠畅都来参加考试，后日早晨8点，在小学校里。甭迟到了……”
“我不去。”他淡淡地笑笑，口气却不容置疑，固执地摇摇头，“我不喜欢教学这工作。”
我很丧气，又不死心，给他解释：“生产队里劳动太累了，干一天活儿，晚上就很难再熬夜，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太少了。再说，学校里有收音机，有报纸，能听到新闻、时事……”
“所有工作中，我最烦教书。”他说，“那些鼻涕娃娃，无法交流思想和感情。打铃上课，下课又开会，晚上还得备写教案，批改作业。啰嗦！太啰嗦！使人无法集中心思……”
“当然……是啰嗦一些，可也有好的一面哩！”我说，“有礼拜，又有寒暑假 ……”
“我宁愿在生产队里劳动，也不想干我不喜欢的工作。”他不为我说的那些教学的优惠待遇而动心，“生产队里，其实也自由着哩！我急着要写一篇稿子，就不出工了，反正生产队的工分不愁没人挣，队长才不计较哩！学校就不行了。缺一节课也得请假……关键是生产队里没人管我，学校对教员管得太死太严，我这个人哪 ……就怕有人整天在我屁股后头嗡嗡！”
“据说给民办中学的教员订下三十块工资。”我说，“有这点收入，我们可以买点书，买点稿纸，也能……买一盒烟抽了……”
“哈呀！我可不为五斗米折腰……”
我这时就说不出话了。我的家境，似乎比他的已经很困难的经济状况还要糟，我得折腰去挣那三十块钱的月薪。我不能忘记，为了去市里听那一场文学讲座，我怎样难为情地向父亲提出了要一块钱的盘费。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不能再为一块钱向父亲张口，我宁愿去做那种其实我也不大喜欢的教师的职业。
“你愿意教学，你就考去。”他说，“我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当然，我不是像邢燕子那样扎根农村，我是为了文学，为了我追求的文学事业，同样要扎根。”
“民办中学是公社办的，也没脱离农村嘛！”我听到关于扎根的话，忍不住申辩我的见解，“在农村的民办中学工作，接触的生活面更宽了，比在自家门口能更多的见识世面……”
“柳青在皇甫村住下快十年了，写下了史诗。王汶石在渭北，听说在一个村子里，挨家挨户座谈访问，你看他写的那些短篇，绝了！我现在下定决心，有三个规划——”惠畅最近的思想活动，显然已经因为《小河秋高》的发表而大大地受到鼓舞，有了更大更远的考虑，“第一，我今年冬天，对我们村的社员，挨家挨户调查研究，给每一个家庭都写一部家史，一来配合团支部的阶级教育活动，二来我可以深刻了解农民和农村。说真的，我虽然生在这个村，人都认识，可不大了解他们，尤其是解放前的生活……”
不管他不愿意教学多么使我丧气，也不管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说法使我多少有点不愉快，而他的这种为进一步发展创作的扎实的打算，却不能不使我佩服。是啊，我和他一样，解放那年进学堂，直到毕业返乡回到家中，对农村的实际有多少了解呢？对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的百余户农家里的种种人，过去和现在，能知道多少一点呢？在读了《创业史》和王汶石的短篇小说之后，我已经深切地知道自己对农村的所知所感是多么浮皮潦草！ 而惠畅的这种打算也正切合我的思索， 就深表赞成： “这当然……非常好了！非常有必要！”
“第二，培养我的夫人。”他笑着说，“从长远考虑；光叫她缝衣做饭不行呀！我已经给她制定了三年学习计划，从认字开始，三年内阅读五十至一百本小说。每天写一页大字，一页小楷，练习书法，将来好给我帮忙。计划已经开始实行，秀花，把你写的大字拿出来，让我们欣赏……”
秀花从针线上抬起头，红了脸，嗔爱地呀着嘴，腼腆地又是幸福地笑笑，说： “见不得人……我才学，你胡吹啥嘛！”
他却不以为然，从桌上翻出一本用黑麻纸装订的本子，那上面布满秀花的歪歪扭扭的墨迹。
我知道那是一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家媳妇的笔迹，鼓励是自然的。我从这两项计划里，已经感觉到惠畅的那种强大的心劲了，一个月薪三十元的民办教师的工作，怎么能与这样强大的心劲去抗衡呢？
“昨天接到《春雨》杂志一封信，我的那个《播种记》，他们准备采用。”惠畅说得很平静，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更没有第一次发表《小河秋高》时的狂热了。他笑着，像是鼓励我，“他们让我修改一下，提出的意见基本跟你相同，我倒佩服你的欣赏能力，那回你对《小河秋高》的意见，我没同意，结果省报发表时，把那一段删了！你看毛病看得很准……”
他的创作上的顺利进展，倒促使我想尽早地离开村子，希望到那个民办中学去教学。他已经跨上第一级台阶，正信心百倍地向前阔步进发。我依然信心不足，我不知我这一辈子能否发出一篇作品来。我并不惧怕农村里的沉重的体力劳动，我的比惠畅还要强壮的体格完全可以适应农村里最繁重的农活。我盘算在教学之余，一定会有更多的剩余精力，从事读书和写作……我决计去投考民办教师。
他送我到村口，水泉边是我们分手的老地方，似乎带着同行已久而终于走到一个岔道口了，我们都有一种分手的感觉。
“杨琴茹不久前来了一封信，她也在省报上看见我的小说了。她说她剪贴了那篇小说， 由不得每天晚修课后拿出来看看……” 惠畅动情地说着，随之一挥手， “我们要干的事业，路还长哪！我不能让她把我的思想搅得纷纷乱乱，我要集中心力，走我的路，所以我要把她彻底排除，下决心培养秀花。秀花不错——这女子真是不错！我发觉我对她的感情日渐深厚了，她前几天到娘家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看书，感到孤单了！我突然想她了，第一次——结婚一年多来，我第一次感觉到离不开这个女人了！黑天半夜，我赶到她娘家，造谎说我妈有病，把她给叫回来了。一出她娘家村子，我就笑着说其实屋里谁也没病，是我想她了。她高兴死了，抱住我的脖子直叫哥，说我想她，她都要高兴死了……你看看，人的感情原是可以培养的！”
我的直接感觉是，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爱情上的割舍，以集中全身心的力气去走自己的路，这无疑给我以强大的冲击。
我参加了民办教师的考试，在百余名应考者中，我是被录用的四个幸运儿中的一个。我背上念书时用过的那一卷简单的被褥，到社办中学去任教了。临走时，我和他作了告别，约定每周六我回家时，晚上聚面。话虽这样说定了，后来的生活实际却无法保证。作为先行者，他的新作一告完成，就急于送进邮箱，等不及听我的意见了。另外，我所去的民办中学，简直无法预料它的简陋。仲同志只交给我们两座古庙里的房屋，说是暂且“艰苦奋斗”，至于学生必需的桌凳，他说也要“自力更生”。于是我们就用土坯垒泥台阶，上面搭上木板，算是桌子，凳子只好让学生 “自力更生”，从家里自带……无论如何，民办中学还是开张了，破旧而荒凉的古庙里，传出读书的声音了。
我也无法保证周六晚上去找他，民办中学太忙乱了。我们常常没有休息日，礼拜天用来做义务性劳动，整修学校。加上我刚刚走上讲台，业务生疏，需要更多的时间熟悉教学。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日趋减少，甚至一月俩月也难得聚面一次。我常常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情景，躺在水里，仅剩的一支“航运”牌纸烟，换着口抽；坐在马罗的庵棚前，胡说。那种生活结束了，我做了为人师表的教师！
谢天谢地！第二年春天，当绿色溢满河川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篇二千字的散文在市里的《晚报》上发表了。有例在先，我和他再次找到马罗的庵棚，吃了一顿野餐，谈了半夜闲话。虽是久别重逢，却不能再现当年的气氛。马罗没有为我放一声火铳。惠畅也没有惊羡之情，他已经发过大大小小七八篇作品了，早已没有新鲜的感觉。尽管这样，他热情地表示了祝贺，说我能及早发出作品，他心里也更舒坦，我们毕竟是共同患难过的……
谁也无法预知，就在我们欢乐的时刻，头顶正有乌云在悄悄地聚集，“四清运动”即将开火，首当其冲的，我们的惠畅应声趴下了，再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