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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3章

陈忠实文集-第2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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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里暗暗吃惊。这个老农民,一身黑色家织粗布棉袄棉裤,补丁摞着补丁,肘头露出变成黑色的棉花絮子,一脸皱折,鼻尖上吊着清凌凌的水一样的鼻涕滴子,捉着烟袋的手指像树皮一样裂开着口子,嘴里却吐出一串一串半生不熟的词句。我早已从田芳口里得知,她的父亲是个一字不识的粗笨庄稼汉。一个大字不识的粗笨庄稼汉子,谈起话来,却要讲信义,夹杂些半通不通的古文词。如果是我的父亲这样讲话,也不足怪,而田芳的父亲却叫我奇怪了。 
  王老师索性问起八石麦子的事。 
  “有这事。”田芳的父亲一口应承,“家家的女子都卖钱,家家的儿子订媳妇都花钱。我吃了人家的麦子,我不昧良心……” 
  王老师又讲道理,说那根本不是昧良心的事。我也就一手掏出四百元钱来:“这是我们同学和老师的一点心意,目的只有一个,让田芳能安心读书,再甭逼她上轿了……” 
  老汉瞪大眼睛,瞅着我递到他眼前的一厚扎票子,愣住了。他显然没有料到我们的这个举动。愣了半天,忽然醒悟了似的,猛地伸出双手,把我的手推开,并且站了起来:“这不能,这不能呀!” 
  “我们是为了田芳的前途……”我说。 
  “为了啥也不能失信!”老汉说。 
  “你要是不收,我们就——”王老师看看说服不下,就使出我们路上商量好的最后的一着,“交给乡政府,由乡政府交给大张村那家人。当然,这样一来,媒人和你难免就不好看了。你知道,上次抢人,县上扣了大张村三个人,刚刚释放……” 
  “唉呀!”田芳的父亲颓然坐在门槛上,双手抱住头叹息。 
  王老师示意我把钱放下,我瞅瞅那张破烂的用麻绳扭着腿儿的小桌子,上面摆着盆盆罐罐,把钱放下了。 
  “我们走了。”王老师站起来说。 
  田芳的父亲抬起头,看见桌子上的那一摞钱,没有推辞,脸上露出愧疚不堪的神色,张开双手,挡住门:“说啥也不能走……不吃饭了,再坐坐……” 
  我们又坐下了。 
  “唉,三位同事……”他摆摆头,一脸诚恳的又是慌愧的神色,“解放了,已往的礼性全部不合时了吗?” 
  王老师笑了:“也不是这么说。你,一个贫农,翻身了,扎实种你的地,把日子往好里过,顾那么多臭礼性做啥?” 
  “解放了好!确实好!不拉兵了,不抽税了,官人不欺百姓了,确实好!可这新社会——”田芳的父亲现在显出一个老庄稼的天真来,说,“全都没大没小了么?男女不分了么?不顾脸面了么?” 
  王老师哈哈笑着,摇摇头。 
  “你看——”老汉举出例证来,“俺田家寨,有五个姓氏,田姓是主,其余是后来添进来的。人说,‘歪胡家,捣秦家,恶鬼出在刘、李家,仁义礼智大田家’,而今,田家人也不讲礼义了!你看看,那些男男女女,这个离婚呀,那个自由呀!闹得全都乱了套……当然,咱连咱的女子也没管得住!” 
  “你为啥要管人家哩?”王老师笑着问,“人家年青人,听啥不听啥,自己有主意了!你拿那些老封建思想管人家,肯定管不住!” 
  田芳的父亲叹息:“咱们人老几辈儿没跟人胡说白道过,穷是穷,可没做下让人指脊背的事……” 
  “你把我压迫了一辈子!”田芳的母亲说,“而今孩子压不住了……才好!” 
  “你——”田芳的父亲红了脸,“我看我活不成了!” 
  “穷得叮当响,臭礼性倒多!”女人更加壮起胆子,“土改时,工作组分给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他呢?晚上悄悄给人家送回去,让民兵抓住了,审了半夜,说他跟财主有勾搭,他只说……我不能白受不义之财……你们三位听听,这就是他的礼性!” 
  告别了田芳的父母,我们三人重新返回来。太阳升起在冬日灰蓝的天际,寒气消散了,道路上开始松冻,泥泞布满乡间大道。我们三人回味着刚才和田芳父亲的有趣的谈话,说着笑着,走到漫坡顶上。 
  眼前是渭河平原的壮丽的原野,坦坦荡荡,一望无际,一座座古代帝王、谋士、武将的大大小小的墓塚,散布在田地里,蒙着一层雪,他们长眠在地下宫殿里,少说也有千余年了,而他们创造的封建礼教却与他们宫廷里的污物一起排到宫墙外边来,渗进田地,渗进他的臣民的血液,一代一代传留下来,就造成了如我的父亲和田芳的父亲这样的礼义之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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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已觉不是家


  接到父亲一封信,我才记起,离开家庭已经四五个月了,父亲关心我的学业,我的身体,问我是否恪守着“慎独”的嘱咐。父亲的很合规范的文言体书信,功夫独到的小草墨迹,把一个遥远的记忆勾回到我的心里来了。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陈旧。 
  班级之间的篮球比赛正在进行,我继续履行我的衣服架子的职责,父亲的信装在口袋里,赛场上激烈的竞争牵动着我的神经。有人在拉我的胳膊,我一回头,是田芳。什么事,等不到球赛结束吗?我实在不能从这紧要关头走开。她却拉着我的袖子,硬把我从人窝里拽出来。 
  “告诉你一件事。”她说,“县宣传部来人通知学校,让我们的《白毛女》歌剧下乡宣传演出。” 
  “真的吗?”我忙问。 
  “真的。”田芳说,“王老师刚才告诉我,让我叫你去,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演出呢?”我问。 
  “寒假里。”田芳说,“马上要放假了。” 
  我和田芳找到王老师的房子,完全证实了这件事。这无疑是一件光荣的任务,王老师也很高兴,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什么困难也没有,只是应该回一趟家,放假后就没有时间了,王老师批给我两天假,让我考试前赶回学校,下周就要期终考试了。 
  “你这次回去,你爸可能要认不出你了。”王老师笑着说,“你把老先生能吓一跳!” 
  田芳瞅着我,抿着嘴笑。我也笑了。 
  从王老师房子出来,我又朝操场走去,仍然惦记着速成二班的最后的胜输。田芳狠狠拽了我一把:“那么球迷呀!我还有事儿跟你说。” 
  我只好站住。 
  “你把募捐时记下的花名单给我。”她说。 
  “要那做啥?”我问。 
  “有用。” 
  “干啥用?” 
  “你别管。” 
  “你不说清楚,我不给你。” 
  她无奈了,只好说:“我要保存下来。待我毕业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我要加倍给每一个募捐的同学偿还!” 
  “噢!这样——”我说,“这样……不好。” 
  “为什么不好?”田芳说,“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很不安呀!” 
  “那样……起码在我,就伤心了!”我说。 
  “你伤什么心呢?”她问。 
  “我们募捐,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封建婚姻的反抗。”我说,“那些外班的同学,有的根本和你连一句话也没说过,你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为啥自动捐款呢?你想想……” 
  “我明白。”她说,“即使这样,我也应该偿还。同学们的心意我明白……” 
  “当然,怎么处理这件事,由你决定。”我说,“不过,你千万别给我……偿还什么钱!” 
  “那……好吧!”她沉吟说,“你把那个名单给我,我要保存,比什么东西都珍贵了!” 
  “这倒好!”我说,“我抄出一份给你,我也保存一份。过多少年,看见这名单的时候,心里会是怎样呢?啊……这是几百颗心呀!” 
  “你说得多好!”田芳眼里浮出动人的泪光,声音低低的,抖颤着说,“比金子还贵重的心呀!” 
  从学校吃罢早饭就动身,回到东源上的我的老家杨徐村的时候,暮云四合了。冬日天短,又是步行,八九十里路走回来,整整用了一天时光。我的心情很好,离家几近半年,家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我站在门口,门楼兀立在寒冷的暮色里,那令整个家族引以为自豪的“读耕传家”的门匾题字,有点孤寂,也有点过时黄历的冷漠,我走进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和我的媳妇住的那间厢房,传出牛粪和牛尿的混合气息,我一探头,就看见一头黄牛正在槽头嚼草舔料。走进上房,父母住的房子从中间隔开了,分成两间住屋了。父亲正在小小的南间屋的火炕上坐着,抽着烟,母亲在炕的另一头坐着。天气寒冷,人都坐在炕上了。 
  昏黄的煤油灯焰下,父亲伸着脑袋,辨认着我。我叫了他一声。他惊喜地从炕上下来,坐在椅子上,就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母亲也溜下炕来,走出门去,从门外领着我的媳妇进来了。 
  “先生,你擦擦脸。”她把洗脸水放到我面前。 
  她还叫我先生,这是结婚以后她对我的称呼,而今我不是先生,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了,她还那么叫,听来已经恍若隔世了。 
  “先生,你想用啥饭?”她在身后问。 
  “随便做点吃的。”我说,听见她又在问母亲,究竟该做什么饭。我的答复反倒使她为难了。母亲总算点出清汤细面的食谱,她轻轻走出屋子去了。我心里清楚,她的言语和行为举措,全是结婚后到我家里养成的。请人洗脸叫“擦脸”,洗手叫“净手”,吃饭也说成“用饭”,全是我父亲的家规。这些我过去司空见惯的东西,现在听来倒有一种好笑的味道了。 
  父亲在灯下伸着脖子,瞅着我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我从家里走出去时,穿的是一件蓝袍,小包袱里装着一件备换的蓝袍,头上戴的是礼帽。父亲现在是第一眼看见我穿着的列宁服和头上的八角帽子,就那么狠看。 
  “你把蓝袍换了?”父亲问。 
  “换了。”我心里有点忐忑,父亲会生气吗?“我是用蓝袍……改的这身衣服。” 
  “改了好!嗯,改了好!”父亲笑着点头说,“而今先生不兴穿袍子了。” 
  我的心里高兴了,父亲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坐在炕边上,和父亲聊起家常。 
  在我离家的半年里,家庭分化瓦解了。父亲很伤心,说人心不古了,民风不朴了,连我的两位伯父也在家庭内部捣他的鬼。土改时,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爷爷的神匣儿哭笑一场之后,看看再无什么风险,政府一股劲鼓励庄稼人发展生产,二位伯父把爷爷死时留下的遗嘱统忘记了,要买牛,要置地,要增盖房屋,再不听父亲的指挥了,把爷爷确立的我父亲的主事位置不当一回事了。争论时有发生,矛盾难以掩盖,终于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亲简单地给我叙述完这种变故,不屑地说,“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时弄不清家庭里的谁是谁非,不好掺言,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既然过不下去,各家过各家的日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管怎样,你该去给大伯、二伯问安。”父亲说,“家里分家归家里,你在外边读书,全当过去在一起过那个样子,该走的路要走到,该行的礼要行全,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我点点头,就去看大伯。 
  大伯住在上房东边里屋,正在吃晚饭,放下筷子,忙让我坐。一句关于家庭矛盾的话也不提,只是夸赞我出息了,完全像个新社会的干部的模样了。 
  “这新社会真是好!”大伯说,“国民党的官人一进村,吓得百姓鸡飞狗跳墙,躲的躲了,跑的跑了,跑得丢了鞋子也不敢拾!而今共产党的干部一进村,老百姓一呼啦就围上了,胡拉乱偏,到饭时争着往屋里拉……我的天,那天正在碾子上说闲话,老杨同志顺手从我嘴里拔下烟袋,塞到嘴里就抽!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干部多亲……” 
  我也很感动。解放初期,受惯了国民党官匪欺压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最敏感,谈论也最多,我虽已不惊奇,却仍然很感动。 
  “好好念书,日后好好干工作。”伯父说,“你能在外边干事,咱徐家人都光彩!” 
  我告别大伯父,又走进二伯父的屋门。 
  二伯父正在给牲口拌草,扔下搅草棍子,把我引到他住的厢房里:“屋里地方窄,没处坐,你坐炕边上。” 
  “你走时咱是一家,回来变成三家了。”二伯父笑着。这样毫不掩饰地说出分家的现实,反倒使我觉得实在。他笑着说,“天下水朝东流,弟兄们再好难到头。我看呢,分了也好,免得好多麻烦。谁有啥本事谁就成自家的精去!” 
  我与二伯的想法很接近,就笑着赞同他。 
  “二伯一辈子说话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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