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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7章

陈忠实文集-第21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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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奠祭活动一结束,我随着父亲走出文庙,刚一出门,那些老庄稼人就把父亲围住了,拉他的袖子,拍他的后背,摸抚那条耀眼的红绸,说着听不清的感恩戴德的话,我站在旁边,同样接受着老庄稼汉们诚心实意的鼓励的话,心里很激动,由爷爷和父亲在杨徐村坐馆所树立起来的精神和道义上的高峰,比杨家的权势和财产要雄伟得多!我从今日开始,将接替父亲走进那个学馆,成为一个为老少所瞩目的先生了! 
  那把黑色的座椅,那张黑色的四方抽屉桌子,能否坐得稳?一直到将来再交给我的尚未成形的某一个后代,大约至少要二十多年吧?二十多年里不出差错,不给徐家抹黑,不给杨家留下话柄,不落到被众人撵出学堂,何其容易!要得到一个善终的结局,就必得像父亲那样…… 
  乡村的私塾学堂也放寒假,每年农历的冬至节气就是下学日,祭过老祖宗孔老先生之后,就放假了。 
  过罢正月十五,私塾又开学了。我穿上蓝布长袍,第一次去坐馆,心里怎么也稳实不下来。走出我家那幢雕刻着“读耕传家”字样的门楼,似乎这村巷一夜之间变得十分陌生了,街巷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树木,一搂抱粗的古槐,端直的白杨,夏天结出像蒜薹一样的长荚的揪树,现在好像都在瞅着我,看我这个十八岁的先生舍不会像先生那样走路!那些拥拥挤挤的一家一户的门楼里,有人在饵视我的可笑的走路的姿势吧?唔呀!从我家的街门口到学堂去,要走到街心十字,再拐进南巷,距离不近哩!不管怎样,我已经走出街门了,没有再退回去的余地了,只有朝前走。这时候,像面对一个十分面熟而又确实读不出字音的生字时顺手掀开字典,我想到了父亲走路的姿势。我多少次看见父亲来去学堂时走在村巷里的身姿,而他训导我的如何走路的条文倒模糊了。 
  我抬起头,像父亲那样,既不仰高,也不低垂,两目平视,梗直脖根,决不左顾右盼,努力做到不紧不慢,朝前走过去。 
  “行娃……唔……徐先生……”杨五叔笑容可掬地和我打招呼,发觉自己不该在今天还叫我的小名,立即改口,脸上现出失误的歉疚的神色,“你坐馆去呀?” 
  “噢!对。”我立即站住,对他热诚的问话表示诚意的回答,站下以后,却又不知再该说什么了。我立即意识到,不该停下脚步,应该像父亲那样,对任何人的纯粹出于礼节性的见面问候之辞,只需点一下头,照直走过去,才是最得体的办法……我立即转身走了。 
  走进学堂的黑漆大门了,三间敞通的瓦房里,学生们已经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摆满了学生自己从家里搬来的方桌和条凳,排列整齐,桌子四周围坐着年龄差别很大的学生,在哇喇哇喇背书。今日以前的七八年里,我一直坐在这个学堂的左前排的第一张桌子上,离安在窗户跟前的父亲的那张教桌只隔一个甬道。这个位置是父亲给我选定的,从第一天进入这学堂接受父亲的启蒙,直到我今天将坐在窗前教桌的位置上,一直没有变动过,我打第一天就明白,父亲要把我置于他的视力首先所能扫瞄到的无遮蔽地带……现在,那个位置坐上新进入学堂的启蒙生了。 
  除了新添的几个启蒙生,教室里坐着的全是那些春节以前和我同窗的本村的熟人、同伴、同学,有的个子比我长得还高还壮实,我今天看见他们,心里却怯了。我完全知道他们和我父亲捣蛋的故伎,尤其是杨马娃和徐拴拴两人,念书笨得跟猪差不多,却尽有鬼点子捣蛋。我一进门就瞅见他俩的诡秘的脸相,倒有点怯场了,那些不怀好意的脸相! 
  我立即走向那张四方教桌,偏不注意那几个扮着怪相的脸。我在父亲坐过的那把直背黑漆木椅上坐下来,腰似乎自然地挺直了,父亲就是这样挺着身坐。我回忆父亲的工作程序,坐下,先把桌上的四宝摆整齐,抹干净桌子,再掀开书本,或者在砚台里磨墨。一当听到教室里有异常的响动,就转过头来,睃巡一遍,待整个学堂里恢复正常的气氛,再低头看书或者练习写字。 
  父亲一般是先读书的,后晌上学时才写字,我也应该这样做,只是今天例外,读书是难得专注的,写字肯定对稳定情绪更好些。我在父亲用过的石砚台上滴上水,三只指头捏着墨锭,缓缓地研磨。磨墨也该像个先生磨墨的姿势,不能像下边那些学生乱磨,最好的姿势当然只有父亲磨墨的姿势了。 
  墨磨好了。桌子角上压着一迭打好了格子的空影格纸,那是学生们递上来的,等待我在那些空格里写上正楷字,他们再领回去,铺在仿纸下照描,我取下一张空格纸,从铜笔帽里拔出毛笔,蘸了墨,刚写下一个字,忽然听到耳边一声叫: 
  “行娃哥——” 
  我的心一扑腾,立即侧转过头去,看见本族里七伯的小儿子正站在当面,耍猴似地朝我笑着:“给我题个影格儿。” 
  教室里腾起一片笑声,唔!应该说学堂。 
  笑声里,我的脸有点发热,有点窘迫,也有点紧张。学童入学堂以后,应该一律称先生,怎能按照乡村里的辈份儿叫哥呢!可他是才入学的启蒙生,也许不懂,也许是忘记了入学前父母应有的教导吧!我就只好说:“你放下,去吧!”他回到位置上去了,笑声消失了。 
  我又转过头写字,刚写下两字,又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蓝袍先生——” 
  我的脑子里轰然一声爆响,耳朵里传来学堂里恣意放肆的哄笑的声浪。我转过头,看见一张傻乎乎愣笑着的脸,这是村子里一个半傻的大孩子。他的嘴角吊着涎水,一只手在背后抓挠着屁股,得意地傻笑着,和我几乎一般高的个子,溜肩吊臂,像是一个不合卯窍的屋架,松松垮垮。这个老学生,念了七八年了字认不下二百,算盘打不到“三归”,只是家底厚,又是他爸唯一的顶门立户的根,就这么在学堂里泡着。这个傻瓜蛋儿,打破他的脑袋,也不会给我起下这样一个雅号的,我立即追问:“谁叫你这么称呼我?” 
  教室里的笑声戛然而止,静默中潜伏着许多期待 
  “他……他不叫我说他的名字。”傻子说。 
  “你说——他是谁?”我冷眼追问。 
  “我不敢说——他打我!”傻瓜怕了。 
  “我先打你!看你说不说!”我说。 
  我从桌上摸过板子,那块被父亲的手攥得把柄溜光的柳木板子,攥到我的手里了,心里微微忐忑了一下,我就毫不退让地说:“伸出手来!” 
  傻子脸色立时大变,眼里掠过惊恐的阴影,把双手藏到背后去了。 
  我从他的背后拉过一只左手,抽了一板子,傻子当下就弯下腰去,用右手护住左手嚎啕起来:“马娃子,×你妈!你教我把人家叫‘蓝袍先生’,让我挨打……呜呜呜呜呜……” 
  我立即站起,一下子瞅住杨马娃,这个暗中专门出鬼点子捣乱的“坏头头”。不压住这个杨马娃,我日后就难得在这张椅子上坐安稳。我命令:“杨马娃,到前头来!” 
  杨马娃虎不失威,晃一下脑袋,走到前头来了。他个子虽不高,年岁不小了,也是个老学生。他应付差事似地朝我草草鞠了一躬,就站住了。 
  “是你给他教唆的吗?”我斥问。 
  “没有。”他平静地回答,早有准备。 
  “就是你!”傻子瞪着眼,“你说……” 
  “谁能作证呢?”杨马娃不慌不急。 
  “……”傻子急迫地瞪着眼。 
  “不要作证的人!”我早已不能忍耐这种恶作剧还在继续往下演,“伸出手——” 
  杨马娃伸出手来。他的眼里滑过一缕冤枉的莫可奈何的神色,既不看我,也不看任何人,漫不经心地瞅着对面的墙壁。 
  我抽一下板子,那只手往下闪了一下,又自动闪上来,没有躲避,也听不到挨打者的呻唤。我又抽下一板子,那只手依然照直伸着,我有点气,本想经过教训他解气,想不到越打越气了。那只伸到我跟前的手,似乎是一只橡皮手,听不到挨打者的呻吟,更听不到求饶声了,我突然觉得那只手在向我示威,甚至蔑视我。教室里很静,听不到一丝声响。我感到了两方的对峙在继续,我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不然就会被压倒,难得起来。我也不吭气,谁也不看,只看着那只要击中的手。我记得父亲打板子的时候就是这样,从来不看被打者的脸,更不听他们的呻唤和求饶,只是打够要打的数字。我抽下五板子了…… 
  傻子突然跪倒在地,抱住我的板子,哭喊说:“先……先先先生!马娃叫我叫你‘蓝袍先生’,我说你要打手的,他说不会,你和俺俩都是在一块念下书的,不会打手的。他就叫我跟你耍玩,叫‘蓝袍先生’……我往后再不……” 
  我似乎觉得胳膊有点沉,抬不起来了,再一想,如果马娃一直不开口,我能一直打下去吗?倒是借傻瓜求情的机会,正好下台,不失威风也不失体面。 
  傻瓜先爬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跑下去了,杨马娃则不慌不忙,文质彬彬地鞠了躬,慢慢走回到座位上去了。 
  我重新坐好,提起毛笔,题写那张未写完的影格儿,手却在抖。我第一次执板打人,心里却没有享受打人的畅快,反倒添加了一缕说不清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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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动的邪念


  无论如何,对杨马娃的一顿板子,彻底划开了我和同伴、同学之间的界线,那些心存侥幸企图开我的玩笑的人,那些想试试新上任的先生的脾气软硬的人,全都得出了自己应该得到的结论,学堂里的秩序按照父亲过去的模式继续下来了。 
  杨马娃退学了。挨打的当天后晌,他就没有再来上学,扛着撅头跟他爸上坡挖地去了,迅速地从村子各个角落反馈到我耳朵里的反应,却是绝对的一边倒。没有任何人同情杨马娃,听说连他爸也骂他不知深浅。执事杨步明当天下午跑到学校,给我撑腰:“打得好!念了几年书,连个礼性儿也不懂,没有一点规矩!不打的话,明日该翻天了!”他故意用大声说话,让那些坐在学堂里的娃娃都听见。不光执事杨步明,几乎所有送子入学的庄稼人,在我来去的街巷里,一律支持我动板子的举动。不过,我心里明白,不尊师长的越轨行动是不会有人同情的,所以并不觉得意外。 
  对杨马娃的退学,我也不觉得遗憾。按照我爷爷在这个学堂里开创的独特的教程(后来又经过了我父亲的补充),启蒙生从一二三四五开始识字,然后学《百家姓》,中年级学《七言杂志》,大约三年时间。附加的课程是珠算,先学加减,后学《九归》。三年时间里,那些穷庄稼汉的后代,学会了日常生活惯用的杂字,会打一手算盘,就走出学堂跟他们的父兄做庄稼去了,或者到西安某个铺店、作坊当相公(学徒)去了。留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富裕户的子弟,接着就开《论语》,步步深造。这一套教程,从爷爷创立,颇受庄稼人欢迎,可以说贫富皆宜,有普及也有提高,照顾了“面”又保证了“点”。杨马娃早该退学去做庄稼或当相公去了,只是生得矮小,父母疼其体力不支,就叫他在学堂多混几年……迟早是要走的。 
  两月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秩序正常,执事杨步明对我父亲几次夸赞:“栽培有方!”父亲自然很欣慰。我的自我感觉也甚好。我从村中走过去时,可以踏出缓急有致的脚步了,再不紧张了。我在教桌前端直坐一晌,看书或授课,不再觉得腰酸腿困了。人说,我活脱就是二十年前我爸的原样儿!连脾气也跟我爸一模一样了。 
  我也意识到我的脾性儿变了。我小时爱笑,妈说我长了一副笑面菩萨的脸儿,而且一笑脸颊上就有两个酒窝,我爸为我的爱笑没少训过我,说我长了一副没楞角的脸,尤其讨厌我脸上的那两个倒霉的酒窝……现在,我改掉爱笑的毛病了,酒窝自然也就极少出现了,我面对一伙性格各异的学生,没有威慑的力量是不行的,父亲说绝不能跟学生嘻嘻哈哈,笑了就失掉威势了。另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我自打媳妇一娶进门,就笑不出来了。 
  她是坐着轿子来的,在伴娘的搀扶下走进厢房,我一把揭开她的盖脸的红布,狂跳着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再也跳不起来了。我实在无法预料,父亲会给我娶回来这样一个媳妇。当然,父亲那种奇特的理论,我不敢顶撞,想想我现在在杨徐村的地位,想到徐家三代人在杨徐村所树立的威望,我觉得心里十分沉重,我不能给祖先丢脸,更不能耽于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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