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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岭南震撼-第13章

小说: 岭南震撼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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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米的支架自然不能达到全部清理的地方,于是,根据预先设计的增补方案,在这第一个支架搭成的基础上,以同样的方法继续向里延伸。当第二个、第屯个支架全部搭成并接近于西耳室的内墙后,再在这3个高度相同的支架上纵向平铺两条厚木板作为“滑轨”,最后在“滑轨”上用三四块略短于室内横宽的木板打横平铺,搭起一个高出室内地面约0。6米的低空操作平台。当这一切全部完成后,发掘人员拉进工作灯和电风扇,便可坐着或趴在平台上俯身进行清理作业了。因为平台上只有几块平铺木板,考古人员还可以随着清理进程的需要随时移动位置。看来,白荣金想出的确实是一个既简易又安全的办法。    
    既然考古队已决定由白荣金、陈伟汉、李季三人负责西耳室的清理工作,这三人理所当然地要负起责来,并率先进人室内开展工作。尽管白荣金设计的“悬空发掘台”看上去有些新鲜和浪漫,而一旦进入实际工作,却无法让人浪漫起来。这时的岭南地区已进人酷暑季节,广州的气温已达到摄氏三十六七度,虽然象岗山古墓深人地下加多米,气温略低于地表,但由于墓穴相对狭小,不能通风,令人感到闷热异常。又由于这座一占墓明显具有高度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考古队在发掘清理前就作了严格的规定,每清理一件重要文物之前或发现重要迹象,都要不惜代价由专门负责摄影和录像的姜言忠、韩悦分别拍出一套黑白负片(便于将来编写发掘报告时制版)、一套彩色负片、一套彩色反转片(幻灯片)、一套彩色电影片和一套彩色录像片、〕如此一来,在这个不算太大的墓穴中,白荣金等儿位考古人员趴在操作台上测量、清理,姜言忠、韩悦等摄影、录像人员也紧随其后,一刻不离地进行着取景、测光、调光、拍摄等工作,使本来潮湿、闷热的墓穴更加气闷难耐。尤其是那功率高达1万多瓦的摄影专用灯光一打开,整个室内温度立即上升到摄氏四十度以上,若时间稍长,不但考古人员感觉皮肉炙痛,眼花缭乱,痛苦难熬,就连墙壁也“磁磁啦啦”地直冒白气,似乎在向众人诉说着自己的痛苦。就在这次发掘成功几年之后,负责发掘此室的主力队员李季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满怀复杂的感情说:“谁要是觉得考古这个工作很浪漫,就该在这里呆上几天,准确地说是掘几天或趴几天,因为工作面远低于蹲跪面,干一会儿就感到大脑充血,恨不能一头栽下去…”从这段回忆中可以看出,当时发掘境况何其艰难。尽管如此,考占人员还是在这个深邃、阴森的墓穴之中,一丝不苟地从事着严谨而科学的发掘。    
    根据观察到的情况判断,整个西耳室地砚原来铺有一层木板,木板已大量朽毁,仅余少量残木。木板之上,层层堆叠着铜器、陶器、漆器、木器、丝织物等多类随葬品,这些器物种类繁多,互相叠压。最初发掘时,经测量得知门道处随葬品堆积高度最高约4O厘米,墓室内随葬器物一般堆积高度为25…32厘米,最低为10厘米左右。由于西耳室曾多次进水,随葬器物彼此之间交错叠压,零乱不堪,又由于墓室内环境潮湿,地面为弱酸性土壤,故器物锈蚀、腐烂严重,有的已全部氧化,只有少数器物保存尚好。面对此情,考古人员只好对器物大致分为三层来逐步清理。    
    在器物的最上层,表面覆有一层浮土,经分析,这些浮土是从室顶顶盖石板的裂隙中掉落的,浮土下隐约地透出一层丝织物和漆器的残痕。门道处,在一堆陶器的仁方散落着3个大号铜鼎,其中一个滚落到前室地面上,考古人员从这3个铜鼎人手,于过道处分层向前推进。在这3个大号铜鼎的旁边,又发现了一组9个小号的铜鼎,这组铜鼎原用丝绢包裹,与一组铜勺共置于一个竹筒内,只是竹筒早已腐烂,小铜鼎便四散开来,同那3个大号的铜鼎几乎混于一起,难辨层次和秩序了。    
    在出土的鼎中,有一件器形高大,整体形状与其他的鼎有很大的不同,这种形体的特殊立即引起了考古人员的兴趣。经测量,此鼎通耳高42厘米、口径31。5厘米、腹径35厘米、腹深17;5厘米。其形状为:敛口,深圆腹,圆底,长方形附耳,高蹄足,子口缺盖,腹上有一圈凸棱,蹄足上部为高浮雕羊首形,衬以卷云地纹,蹄足为13棱柱体。鼎的表面留有丝绢、竹筒残片,看来同那组小铜鼎一样,事先用丝绢包好,然后放在竹筒内人葬的。后经考古人员研究,这件形体特别的高足鼎是整个墓葬出土的铜鼎、铁鼎、陶鼎中惟一的一件楚式铜鼎,此鼎应是战国时期的楚鼎,由楚地辗转流人南越国。同大多数青铜器一样,鼎开始作为贵族阶级的一种食器,后来逐渐演化成贵族阶级作祭祀、宴会或婚丧礼仪的礼器,并成为“明尊卑,别上下”,即区分权力等级的一种标志。从典籍记载来看,大约自商代开始,对于鼎的使用已有了严格的制度,它体现了王室与其他社会阶层等级差别的森严和不可超越性。从考古发掘看,当时中小型墓葬大多用1个或2个鼎陪葬,而王室陵墓用鼎则大大地超出了此数。如已发掘的河南安阳商代殷墟妇好墓,共出土大方鼎2个、扁足方鼎2个、大小不同的圆鼎32个和许多鼎的残片。这个现象说明当时用鼎制度的等级差别。当历史进人周代,用鼎制度的等级差别就更为明显,这个时期已有了天子用九鼎,诸侯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或一鼎的严格制度,因为有了天子用九鼎的制度,所以鼎的身价和地位也就明显不同于其他器物,九鼎成了象征最高政治权力的国宝。为了强调鼎的神圣与威严,这种列鼎制度又被后人假托于圣人,以至杜撰出九鼎随权力的更替而因袭的说法,有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以像九州,成汤迁九鼎于商邑,周武王迁之于洛邑,以至到了战国时多有诸侯称霸问鼎的故事。九鼎成了正宗的不可缺少的传国宝,得天下者必先得九鼎以服群雄。到东周崩溃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由于连年的战乱,使原存于世的九鼎下落不明,有人说九鼎人于秦,有的说已沉没于彭城附近的泅水之中。当“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初登大位后,他为没有得到镇国之宝—九鼎感到心中不安,于是便借出巡的机会绕道彭城,斋戒祷祠,派出千人进人彭城郊外的徊水中打捞传说中的九鼎,但始终未能得到,只得悻悻而归。到汉武帝时代,有人在山西汾阳发现了铜鼎,拍马溜须的臣僚便以此大作文章,将此事与太昊、黄帝、禹等先祖铸鼎的传说联系起来,竭力劝说汉武帝“请尊宝鼎”、“见于祖称,藏于帝廷”。汉武帝也误认为自己得到了真正的镇国之宝,不但将鼎迎子帝廷,还将年号也改为元鼎元年,以示对这次未赐神鼎的纪念。    
    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共出土铜鼎17件,在后来的发掘中,又出土了19件,算在一起此墓共出土铜鼎36件,一个古墓竟有36件铜鼎随葬,可见墓主人对鼎是何等崇拜。    
    继铜鼎、铜勺发现后,考古人员又相继发现了铜黎、铜链、铜铐炉、铜钥、铜匝、铜镜等青铜器物,为了便于研究,考古人员把西耳室一、二、三层出土的青铜器物统归于一类,分别对制造技术、防腐性能等进行比较和鉴别。后经研究发现,这个室出上的青铜器,除个别器物的形体和东耳室出土的青铜器类似外,大部分则是东耳室未发现的,尤其是在西耳室中部南墙根下出土的一件铜虎节,乃是整个岭南地区惟一的一件重宝。    
    这件铜虎节出土时,通体裹有丝绢,与银片、染金瑟柄等器物堆放在一起。从外形看,全器铸成一只蹲踞状老虎,器长19厘米、最高11。6厘米、最厚1。2厘米。其状为目大张,露齿,弓腰,尾上卷成〃8〃字形,姿态生动威猛。虎节正面有错金铭文“王命二车徒”字样,另镶有27片弯叶形金箔作虎斑纹,背面无文字,但上贴33片金箔。虎眼、虎耳均以细金片勾勒,头部金箔多达10片。整个器形虽为一扁平铜板制成,但其头与足的各转折位置及脸部皱纹等均用粗线条勾勒,层次分明,纹路清晰。尤其虎的毛斑铸出弯叶形浅凹槽,上贴金箔片,致使虎的周身斑斓生辉,威势大增,其通体在增添了立体感的同时,又透出一股风生树撼的生气和灵性。    
    关于“节”最早始于何时,史学界尚无定论。在《周礼·掌节》中,有“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的记载。而在《小行人》中,对节的制作原料作了这样的解释:“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族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这个记载渐被后来的考古发掘所认定。1946年9月,有农民在长沙市东郊挖掘出了一件铜龙节,据当时的挖掘者说,这件铜龙节出土于一个小型的土坑墓中,墓室宽1。2米左右,同出的有素面铜镜和双耳陶壶等。铜龙节出于墓室腰部,出土后辗转于古董商人及恶霸之手,建国后此铜龙节收归湖南省博物馆保存。    
    长沙东郊发现的铜龙节为长条形,头端较大,尾端小,一端铸有龙头,其余为长方形,正面刻有铭文“王命命传赁”5字,反面有“一栖饮之”4字,正反两面共9字,其中正面的“命”字为重文,通长21厘米、头端宽3厘米、尾端宽1。9厘米,铭文留有明显的刀凿痕迹,应为镌刻无疑。根据《小行人》“泽国用龙节,皆以余为之”的记载,此寺;。t即是以金(古人称铜为金)为之,应属泽国用的龙节。    
    与长沙出上龙节在字体、时代基本相同的,还有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1957年4月,安徽寿县八公山乡农民李义文、徐世均在九里乡九里纤修复堤坎的工程中,于城东门二里许的丘家花园取土时,发现了“鄂君启金节”4件,与金节同时出土的还有小铁锤、小金块和一些陶片等。经文物部门派人到出土现场勘察,得知当地农民在修复堤坎取土时,掘出了一个墓葬的一角,随葬器物由此显露于世。    
    那次发现的鄂君启金节,为青铜制成,其形体极像现代文具中的竹制“臂搁”,中间有个竹节,将器面分为两段,呈卜长下短之势。4件金节中,有3件长短宽厚相同,器面竹节的位置上下相等,可以拼合成一个大半圆的竹筒。而另一件稍长,虽然宽度、厚度相同,但与其他3件器面的竹节位置不一致,器的弧度也略有差异,不能拼合于其他3件。两种不同的金节,器面上均镂刻8条绘纹直线,以为错金的直格。错金铭文,字形耀目,笔划娴熟劲秀。相同的3件,铭文每件计9行,每行16字,又重文4字,合文2字,共巧O字;形体特殊的一件,铭文计9行,每行18字,又重文2字,合文1字,共165字,有“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之散,夏你之月,乙亥之日,王倪于蔽郧之游宫……”“王命命集尹悲精、栽尹逆……”等句‘,此铭文后经文史大家郭沫若先生考证,其中的“集尹、栽尹”应为官名。有学者根据郭沫若先生的考证依次类推,认为湖南长沙出土的上有铭文“王命命传赁”金节中的“传赁”也应为官名。至于长沙金节铭文中“一梧饮之”的“梧”字,郭沫若先生在考证后“疑是背负的东西,犹今言梢子”。后有学者根据郭沫若先生的推断,将长沙金节铭文中“一焙饮之”4字连起来分析,认为“焙”是盛东西的器具,一桔饮之意即王命专门负责使命者,所到之处都要给以食宿等招待。由此可见金节应是当时的一种特别通行证。      
    象岗山古墓西耳室出土的虎节,其字体与长沙出土的龙节以 及安徽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相同,时代也大体相当。关于鄂君 启节的铸造时代,郭沫若先生考证应“在屈原任楚怀王左徒的时 期”,有的学者将这个年代定为楚怀王六年,即公元前323年。      
    似无疑问的是,无论是寿县的鄂君启金节、长沙的龙节。还是 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虎节均为战国楚器,而这些金节属于何王所有 则难以定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各地所有出土的节中,通 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的,仅象岗山’占墓出土的一件,至于这件虎节 从何而来,据考古学家麦英豪根据(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的武王 赵佗“攻长沙边邑”推断,此虎节极有可能是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 时所获,赵佗死后,虎节传给子孙后代并成为象岗山古墓的随葬 品。当然,除这个推断外,亦不能排除战国时代楚国的势力已逾越 岭南的可能性,但要使这个可能性成为事实,还需要有更多的出 土文物加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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