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康文集-第1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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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怕这种情况，它迫使我处于一种歉疚的状态，令我不知如何是好，一个人的情绪与状态会影响另一个人，而我十分容易接受别人的暗示，不管是心理的还是生理的，事实上我的心情变得极坏，一种厌倦与试图逃跑的想法油然而生，我站起来，头也不回地走向门口，路过桌边，拿起汽车钥匙及手机，一闪身便冲出房门，我快步下楼，然后坐进汽车，刚刚发动便一脚深油门，三拐两绕，把车开出小区，疾驶了一段儿，才放缓速度，又打开CD，听了一段流行音乐后，心情才变得轻松起来，我打电话给大庆，问他们在哪里，他们正在幸福花园酒吧，我开到那里，与大家汇合，王芸也在，见到我确实一个人，才跑过来跟我拥抱。
“奸情败露，很麻烦。”我悄声说。
“别怕，天塌下来这么多人呢，”王芸竟鼓励我，看来真是懂事，“你媳妇也是，对我那么不客气，电话里骂我西瓜胸，我还没说她呢，胸长得跟俩儿图钉似的，干嘛非按你这门框上？”
大庆端着杯酒笑眯眯地走过来：“大聚，大聚，一会儿还有人呢。”
我脱下羽绒服，拉着王芸，往人堆里一坐，便开始海阔天空地胡聊起来，一会儿，那边的台球案子空了，王芸叫我去打台球，我们俩走到案子，打了起来，王芸见我神色不安，便问我怎么了，我说就是屋里堵着袁晓晨在那里胡闹，估计过两天就会消停，正说着，电话响了起来，我一看，是袁晓晨，她在电话里嚎啕痛哭，叫我回去，我说正混着，晚一点再说，但她电话一个接一个，打得我烦不胜烦，那边已纠集起人玩“锄大地”，三缺一，我正要上场，袁晓晨竟说她要马上冲过来，看看王芸在那边正借酒浇愁浇得来劲，要是袁晓晨一来，不定有多麻烦，于是最终还是被袁晓晨的电话叫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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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回家，便遭到袁晓晨的热烈拥抱，眼睛哭得又红又肿，一副没有我不行的样子，倒像是她犯了什么错误，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
接下来，我们都没有旧事重提，努力把生活恢复原样，我也没有再跟王芸联系，事
情似乎就这么过去，袁晓晨如同被针猛地扎了一下，渗出一个血珠儿，但血珠儿刹那间便被抹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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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晓晨第二天早上去上班了，晚上按时回来，我稍微收敛了一些，晚上不再那么经常地外出，要是外出，也带上她，并且避免与王芸碰到，有关与王芸上床的问题，袁晓晨问了我几次，到底没有能够从我嘴里得到答案，最后一次，我甚至用“无理取闹”来回答她，这使她的侥幸心理得到满足，我记得她脸上忧心忡忡的表情一扫而空，转而变成心花怒放的样子，“真想不通，就你这样子，还有人追，真是破锅自有破锅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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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事情仍然有所改变，我是说，袁晓晨对我有了警惕性，我不再能够自如地对她胡说八道了，日常时间支配起来，总要把袁晓晨考虑进去，总之，对我来讲，生活不再优哉游哉，一种无形的紧张渗进我们的关系里，袁晓晨打给我的电话不再随便而盲目，而像是有某种目的，连语气都小心翼翼的，像是生怕激起我的逆反心理，特别是她去外地出差的时候。
看着她成天这么不畏艰苦，吭吃吭吃地使着拙劲儿守着我，反倒叫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得意，甚至有点沾沾自喜，一种被人需要的感觉抓住了我，我感到自己十分重要，不是对自己，而是对她，她为了我一次次寻死觅活，叫我说不出的满足，我相信我们俩十拿九稳，我相信没有我她无法生活，我相信我可怜的人生，怎么说呢——有点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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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意是不好的，我早说过，得意只是自大和愚蠢，看着她围着我瞎忙活，我坠入自大和愚蠢，这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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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我想写本言情小说，但下笔之处，满篇尽是愚蠢，很少有作家拿愚蠢当主题进行创作，我却无意间作了尝试，我从自己身上看到愚蠢，顾不得你笑话就急急写出来，真是叫我感到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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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我感到欣慰的是，依我的见解，我笔下的愚蠢绝不会轻意断绝，它将作为人类的一个该死的小传统代代相续，叫我不得不发出无奈的冷笑，我冷笑不全是因为我曾从中受到深深的伤害，而是因为这伤害定将绵绵不断，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给黑暗无聊的人世间平添恶意，我冷笑是因为这一切还在人与人之间一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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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情感来，人们普遍喜欢使用一个词语叫做“受伤害”，由于袁晓晨做出一副受伤害的样子，所以我就比平时更多地注意到她，我想我是一个粗心而自我的人，极少留意别人的事情，只要是与我无关，便怎么样都可以，而我恰恰又把别人的一切都看做是与我无关，人到中年，一种对外界的冷漠在内心深处中潜滋暗长，其势头愈演愈烈，报纸、新闻统统不看，聚会时认识的人都是点头之交，混了两年都不知人家姓甚名谁，从事何种职业，有时候在什么地方看到诸如什么“生活的魅力”之类的词语，一律想在后面加上“滚滚滚”三个字。有一次，送大庆回家，在车里，他向我感叹，说女朋友走走说他自私冷漠，我说袁晓晨也这么说我。“咱到底是不是呢？”我问大庆。
“可能是吧。”记得大庆这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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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往往是这样，当你从远处眺望的时候，往往觉得只是灰蒙蒙一片，每一样东西都很模棱两可，但如果换成望远镜，一样一样地仔细观瞧，有时却能叫人大叫一惊。
我本人对姑娘一直不太上心，总想着这个去了那个就会来，加之我没有什么占有欲，觉得来去都是姑娘的自由，而给了她们这个自由，相对之下，我也获得了这种自由，而自由不是别的，正是一种散漫而懒惰的生活方式，不惦记着收获什么，也就没什么付出的念头，手边的钱只要不买房换车，就用不着担心，明年、后年的生活费总是在身边，永远花不完，而挣钱也是在不知不觉之间，我有三张银行卡，连我自己都不知每张卡里有多少钱，只有一个大概的总数，并且，叫我惊喜的是，总是比我估计的要多，我还真说不清那些钱是怎么在糊里糊涂间挣来的，总之，稿费东一笔西一笔，版税、剧本费、咨询费，甚至还有些参加某些电视节目的出场费，这些七拼八凑起来的钱混乱地合地一起，以我的消费水平，根本就花不完。钱如此，姑娘就更不用提，欢场上总是有些新面孔出现，就像王芸，不知怎么就认识了，接下来，哪一天赶上一个状态，就混在了一起，状态一过，也就分手了，一切都像是自动地在我身边循环着，令人晕头转向，无始无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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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我特别注意到袁晓晨之后，却对她有了新发现，我原以为这个小可爱是个小孤魂儿，后来发现她男朋友满天下，也许她是突然间做给我看的，也许以前就是如此，我只是没有注意到罢了，我发现，她每天都会接到一些鬼鬼祟祟的试探电话，她利用她的性魅力，把他们支得团团转，当然，也有不灵的时候，这时候，她便表现得很任性，语气也干脆而坚定：“十年之内别来往！”
我以前是从来不注意她的电话内容的，总觉得不过是些说得翻来覆去的大妈话，要不就是无聊男同事的纠缠电话，袁晓晨外出，我从不过问，回来也如此，总之，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的公共生活是建立在吃饭、逛商场、看DVD、上床这四件事上，而与我的朋友们在一起，袁晓晨多半表现得十分得体，也就是说，她跟别人没什么话说。
记忆里袁晓晨说过一些我“不关心她”之类的话，而我的反应也只是点点头，表示同意，心想你把自己照顾得好好的，哪儿用得着我关心呀，更何况，关心了又能怎么样？她出差遇到难搞定的客户，我能帮什么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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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有一天晚上，我下楼散步，发现楼下停着一辆高级轿车，而回来的时候发现出差回来的袁晓晨正在开防盗门，才回忆起，当时轿车里亮着灯，好像有两个人在说些什么，其中一个像是袁晓晨，另一个像是她的前男友，我想我散步散了近一小时，他们难道就说了一小时不成？
我站在袁晓晨后面，帮她扶着她的手提箱，问她：“刚才是不是有人开车把你送到楼下？”
“是啊，是我前男朋友，他老送我，省了不少打车费。”她淡淡地回答。
“这人也真够痴情的，到现在了还念念不忘的。”
“什么呀，现在人家是我老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换了一公司，就是换到他创业的这个公司。”
“他这业创得怎么样？”
“还行吧，现在我的薪水比刚来的时候多了一倍。”
“怪不得你豪言壮语的，说要买大房子。”
“估计明年年底就可以了，现在我看中了一处期房，每平米八千多，但愿现房的时候不要涨得太多，我告诉你啊，装修就靠你了，别想跑。”
我没敢往下接，我不知她说的是装修费靠我，还是靠我出力气，事实上，两样事我都没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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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门后，我们一起去洗手间用热水洗脸，我脑子动了动，记起袁晓晨是出差回来，就问她：“哎，你这回出差是不是也是跟他在一起？”
“怎么了？”她把涂满洗面奶的脸转过来冲向我，看起来很古怪。
“没事儿，瞎问问。”我的心头已是一股无名火起，但表面儿还是装做很自然的样子。
“那是我前男友儿啊，既省了每月的五百块房费，又是老熟人，还省了你接送的麻烦，何乐而不为？”
“你可真会算计！”我忍不住回了一句。
“生气啦？”她高兴地问，“还是嫉妒？”
她再次转过来脸，这一回，她洗干净了，我分明看到一丝痛快的表情浮现在她的脸上，那是一种因报复而显出的得意忘形。
“有什么可生气的，不就是旧情复燃吗？理解。”我说着走了出去。
“哎，去哪儿啊？该你洗脸了！”我听到袁晓晨在后面叫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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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之后，不知为什么，凡是她买的东西，我都尽量不用，总觉得那是她从那次房费里省出来的，而且，我弄不清的是，省了房费以后，他们省没房事？我回避这个问题，只是更加少地与袁晓晨做爱了，即使做，也是忽而狂暴忽而半途中止。
也许我的态度被袁晓晨察觉到一些，她表现得更为自信，经常抓住一些她自认为的我的弱点来攻击我，比如她看一本时尚杂志，仔细看其中的一页珠宝广告，知道我照例会说那东西没用，她便像早已准备好了一样，对我说那种珠宝的制作工艺，做珠宝的公司多么有名，甚至有一天，当我把一块她用的手绢丢进洗衣机时，她竟说要拿去干洗，说那块名牌手绢是如何的贵，又是谁送她的，等等，又比如，她更经常地说我比她岁数大，却没她挣钱多，颇有一种自己奇货可居的沾沾自喜，还说等她买了大房子，让我也尝尝寄人篱下的滋味，以前我们也说这些玩笑话，但不知为什么，现在听起来却十分刺耳，我想这主要是袁晓晨在说的时候语气发生了变化，她开始当真进入一种强调自我的状态，这令我觉得说不出的可笑。
这些话听来听去，总算叫我听出讽刺意味，总结起来也不过就是四条儿，那就是嫌我年龄大，挣钱少，不努力，没前途，可气的是，这四条儿结论的参照者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和她的前男友。
“你看看人家，跟你一边儿大，我认识他的时候，一起在公司里打工，开着跟你一样的捷达，还是分期付款的，现在已是八千万的身价了，保时捷就换了两辆，和媳妇离婚给了媳妇一千万，我要是跟你分手，顶多能得到几本你签名的书，里面写的还是跟别的姑娘的乱搞经历！”一天，她竟这样口若悬河地对我说，说的时候，抑扬顿挫，一种奇怪的快感在语气里显露出来。
“大姐，要说有钱人，美国不是有一叫比尔·盖茨的吗？成天数钱点财产累得跟孙子似的，为了发展，还得忙着跟各种人握手，什么总统法官律师之类，烦不烦啊，有点自由时间全都拿来算计别人，订合同冲市场什么的，低不低级？不就是商人吗？”我这么回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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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某些方面我确实得感谢袁晓晨，她是商业社会的使者，是她向我报告商业社会来临的消息，这个社会不知从哪一天起，变成了商人的天下，一座座形状相似的写字楼里，一张张交易合同像雪片一样漫天飞舞，里面写的全是一些保护自己、损害别人的明确条文，那是商人生命的精华，勾心斗角、斤斤计较、连蒙带骗成了一种职业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