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月记-第1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拐叽亓昃≡诘南⑹保徽钦庑┤司合喑圃蘩盍旯戮苷健⒉焕⑽罟阒锏穆穑吭谡飧瞿凶友劾铮袢幻菜撇患堑霉フ庖磺械南怨倜牵褂写厦鞯米阋钥雌扑堑内期娜慈匀谎崽婊暗木鳎枷缘檬悄敲床豢伤家椤２唬⒎遣豢伤家椤Ｈ吮纠淳褪钦庋源俗约涸缇土私獾搅四宸车某潭取？伤淙蝗绱耍庵植豢旄腥匆廊晃薹ǜ谋洹�
作为一名下大夫列朝的这位男子也被征询了意见。这时，他毫不踌躇地称赞了李陵，说道：“试观李陵平生，事亲孝，与士交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诚有国士之风。今不幸事破，唯念全躯保妻子之君侧佞人借李陵此一失，夸大歪曲，欲蒙蔽圣主明鉴，遗憾莫过于此。且陵此次率区区五千士卒，深入敌地，令匈奴数万之师疲于奔命。转战千里，矢尽道穷，犹张空弩，冒白刃与敌死斗。能使部下归心，尽其死力，虽古之名将莫及。虽然军败，然其善战之功正足以彰显天下。念之，陵之不死降虏，岂非潜于彼地，欲期有以报汉者乎？……”
列座的群臣都惊讶了，世上竟然有敢于说出这种话的男子。他们小心翼翼地抬眼观望武帝抽搐着嘴角的面孔，想象着竟敢称自己为“全躯保妻子之臣”的此人今后的命运，暗自微笑了。
这名不知瞻前顾后的男子——太史令司马迁从御前退下后，立刻有一名“全躯保妻子之臣”向武帝汇报了司马迁和李陵的亲密关系。接着又有人进言，指出太史令因故与贰师将军有隙，之所以盛赞李陵，无非是想借此机会陷先于李陵出塞但无功而返的贰师将军于不利。总之，众人一致认为，作为区区一名以掌管星历卜祝为职的太史令，其态度过于不逊。
离奇的是，比起李陵的家族，司马迁先被问罪了。第二天他就被廷尉拘捕，判处宫刑。
在中国，自古以来沿用的肉体刑罚主要有黥、劓、劊⒐闹帧Ｎ涞鄣淖娓肝牡墼谖皇保铣怂闹中谭Ｖ械娜郑ǘ辣Ａ袅斯獭Ｋ焦蹋幌稻褪前涯腥吮涞貌皇悄腥说墓殴中谭āＫ殖聘蹋腥怂凳窃底源纯诜⒊龈舻脑倒剩灿腥怂凳窃涤诟静簧档谋扔鳌Ｊ芄诵痰娜怂壮蒲巳耍⒅械幕鹿俅蠖嘤纱硕础�
司马迁受到的偏偏就是这种刑罚。对后世的我们来说，《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是一个无比响亮的名字，然而在当时，太史令司马迁不过是一个地位卑微的文笔吏罢了。在周围人眼里，他只是个不善与人交往，就算头脑明晰也对其头脑过于自信，并且在辩论时绝不肯输给任何人的我行我素的怪人。没有人会因为他受了宫刑而觉得特别意外。
司马氏原本是周朝的史官。周亡后入晋、仕秦，至汉代时，第四代司马谈在武帝治下于建元年间出任太史令。谈就是迁的父亲。他除律、历、易等专攻外，精研道家教义，博采儒、墨、法、名诸家学说，并将它们融汇贯通，独成一家之见。司马谈对自己的头脑和精神力量有着高度自矜，这一点也被儿子司马迁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他对儿子最大的教育，是在传授完诸家学说后，让迁在海内纵横旅行。这在当时称得上罕见的教育方法，但无疑对后来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所资甚厚。
元丰元年，武帝东临泰山举行祭天大典时，热血汉司马谈不巧正卧病在周南（洛阳）。他由于慨叹在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这样的盛事时，唯独自己不能追随其侧，竟愤而死去。司马谈一生的愿望是编述古今一贯的通史，结果只来得及搜集到大部分资料。临终的光景通过儿子司马迁的笔致详细描写在《史记》最后一章。据该处记载，谈在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后把迁唤至面前，拉着他的手恳言修史的必要，并慨叹自己身为太史未能完成此事，徒令贤君忠臣的事迹空埋地下，以至于泣下。司马谈道：“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余所欲论著矣。”并再三叮咛此乃孝之大者，不可或忘。司马迁俯首流涕，发誓不违父命。
父亲死后两年，司马迁果然继承了太史令一职。他本想利用父亲搜集的资料与宫庭收藏的秘册，立即投入到修史这一父子相传的天职中，但就任后他首先被委派了修订历法的重任。埋头这项工作整整四年。太初元年，历法终于完成，他立刻开始了《史记》的编纂。司马迁时年四十二岁。
腹稿早已经有了。腹稿中构思的史书和以往任何一本史书的形式都不相同。在展示道义批评的准则方面，他首推《春秋》，但在传达事实方面，每本史书都令他觉得不尽如意。需要更多的事实。比起教义来，更需要事实。不错，《左传》和《国语》中的确有事实，尤其是《左传》巧妙的叙事令人叹服。但是，在那里看不到对创造事实的个人的探究。人们在事件中的身姿虽然被描绘得很鲜明，但是对导致做出那些事件的他们每一个人自我的诠索却不够，这一点最令司马迁感到不满。此外，过去的史书似乎全都过于注重向当代人告知从前，以致忽略了让将来的人了解当代。一言以蔽之，司马迁所想要的，在既往的史书中未能找到。
究竟是在哪一点对以前的史书不满，连他自己也只有到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之后才会知道。在他胸中，郁积着一团模糊的东西，在要求获得表现。这是在批判过去的史书之前就已经产生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他的批判只有通过主动创造新的东西才能表达。长期以来在自己脑海中描画的构想到底能不能称为“史”，他自己也没有信心。但不管能不能称为“史”，总之这样的东西最应该被写出来（对世人，对后代，尤其对自己），这一点他是有自信的。他效仿孔子，采取“述而不作”的方针。但是他的述而不作在内容上与孔子大相径庭。对司马迁来说，用编年体方式单纯地列举事件尚未进入“述”的领域，而作那些妨碍后人了解事实的过于道义性的断言，又毋宁属于“作”的范畴。
汉朝平定天下已有五代百年，曾经在秦始皇的反文化政策下或湮灭或藏匿的书籍逐渐重行问世，一股文运将兴的气运郁勃可感。不仅汉朝的朝廷，时代也正是要求史书出现的时代。从司马迁个人来讲，父亲遗嘱留下的感动，以及日益充实的学养、眼光和笔力相辅相成，酝酿着一个即将诞生的浑然之物。他的工作顺利地进行着。有时甚至会因为过于顺利而使他感到困惑。这么说是因为，从最初的《五帝本纪》到夏殷周秦《本纪》的部分为止，他不过是一位精心安排材料、叙述务期准确严密的技师；而当经过《始皇帝本纪》，进入《项羽本纪》后，那份技术家的冷静逐渐动摇起来。稍不留神，项羽就会附向他，或者他自己会附向项羽身上。
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这样写也可以吗？司马迁暗自疑惑。如此热切的写法是否没有问题？他一直高度警惕着“作”的侵入。自己的工作应该止于“述”之一事。事实上，他的确只是在“述”。但这是怎样生机焕发的叙述方式！不具备超乎寻常的视觉性想象的人决不可能有这样的叙述。
有时，他会因过于担心“作”而重读写好的部分，将那些使历史人物如同现实中的人物一样呼之欲出的字句删掉。这样一来，人物的确停住了热辣辣的呼吸，应该没有沦为“作”的担心了。但是，——司马迁自问：这样的项羽还是项羽吗？项羽也好，秦始皇或楚庄王也好，全成了同样的人。把不同的人叙述成同一个样子就是“述”吗？所谓“述”，难道不是把原本不同的人按照原本不同的样子来叙述吗？想到这里，他只得让删掉的词句重新复活。恢复原来的样子，重读一遍，他这才放下心来。不光是他，写在纸上的那些历史人物，项羽啦，樊哙啦，范增啦，也这才各得其所，全都放下心来了。
武帝在心情好的时候诚然是英迈阔达、富于理解的文教的保护者。同时太史令这一职务因为需要朴素的特殊技能，也得以免去官场中各种朋党比周、排挤诬陷所引起的地位（乃至生命）的不稳定。
几年里，司马迁度过了充实幸福的时光。（当时的人所考虑的幸福和现代人在内容上虽然大不相同，但在追求幸福这一点上完全一样。）在司马迁身上找不到妥协之处，从头到脚都充满阳刚，率性议论、大怒大笑，而尤以将论敌驳得体无完肤最为快事。
这样过了几年之后，突然天降此祸。
昏暗的蚕室里——由于刚受腐刑后不能见风，所以盖起这种密闭的暗室，室内生火保持一定温度，令受刑者在这里待上几天，休养身体。因为在温暖昏暗这一点上很象养蚕的房间，所以称为蚕室。——被极度混乱夺去了所有言语的他茫然靠在墙上。
在感到激愤之前，他甚至先感到了某种惊奇。如果是斩刑或者赐死，他早就有心理准备。他可以想象出被斩首的自己的样子；在逆武帝之意替李陵辩护时，也想过弄不好有可能会被赐死。然而在这么多刑罚中，偏偏遭受了这个最丑陋的宫刑！说是迂阔也罢（既然能预见到死刑，当然也应该预见到其他任何刑罚），他虽然想过在自己的命运中，或许潜伏着不测之死，但从来没想过会突然出现这样丑恶的东西。
他常常抱有一种确信，那就是每个人身上只会发生和他本人相符的事件。这是在长期接触史实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种想法。同样是逆境，慷慨之士承受激烈悲壮的痛苦，软弱之徒则忍受阴湿丑陋的痛苦。即使一开始看上去不相称，但是从后来应对命运的方式中，也可以看出该命运与该人是相一致的。司马迁自信是大丈夫，虽然身为文笔之吏，却比当今任何一员武将都更是大丈夫。不只他自己这么想，这一点似乎连再不喜欢他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哪怕是因自己的主张被判车裂之刑，他也能想像出自己的样子。
然而以年近五十之身，遭此奇耻大辱！他似乎觉得自己置身蚕室这一事实是在做梦。真希望是在做梦。然而靠在墙上，睁开紧闭的双眼，看到一片昏暗中，三四个毫无生气、似乎魂魄都已出窍的男子如同烂泥一般或躺或坐，想到这也就是自己现在的样子时，分不清是呜咽还是怒号的喊声冲破了他的喉咙。
痛恨与烦闷交织不断的几天里，有时，作为学者已成为习惯的思索——反省——会涌上心来。在这次的事情中，到底是什么、是谁、是谁的哪一点错了呢？虽然在他的国家里君臣之道和日本大相径庭，但自然，他首先怨恨的是武帝。事实上，有一段时间里由于满腔的怨恨，他几乎失去了顾及其它一切的余地。
但是，经过短暂的狂乱之后，作为历史学家的他醒了过来。和儒者不同，对所谓先王之道他懂得进行历史学家的衡量，同样，在对后王武帝的评价上，他也不会因为私怨混淆标准。无论如何，武帝都是位大帝。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只要这位帝王还在，汉朝的天下就会稳如泰山。高祖暂且不论，就连仁君文帝和名君景帝，与这位帝王比起来也还有些相形见绌。只是作为大器，相应地缺点也大，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司马迁即使在极度的愤懑中，也没有忘记这一点。看来，这次的事只能当作是被上天的疾风暴雨雷霆霹雳给作弄了。这想法既把他推向更深的绝望与愤怒，可同时也令他转向达观的方向。
怨恨在无法长期集中于君主身上之后，又一气转向了君侧的奸臣。他们是恶的，的确不假。然而他们的恶，是非常次要的恶。并且对高度自矜的他来说，那些小人连作为怨恨的对象都不够。
他至今为止，从没有象这次对所谓的老好人感到愤怒。这些人比奸臣酷吏更糟糕，至少从旁看来令人恼火。廉价地安于自己的良心，并只求令周围人放心，因此愈发显得奇怪。既不辩护也不反驳，在内心既无反省也无自责。丞相公孙贺那样的，是其中的典型。同是阿谀迎合，杜周（最近此人靠陷害前任王卿遂了当御史大夫的愿）之流无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这位老好人的丞相，恐怕连这点自觉都没有。即使被自己称作“全躯保妻子之臣”，这种人大概连生气都不会吧。这种人连作为仇恨的对象也都不值得。
司马迁最后试图在自己身上寻找愤懑的归宿。事实上，无论对什么东西感到愤怒，最终都不过是对自己的愤怒而已。但是自己究竟哪一点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