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杀鉴赏-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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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老式的水手服，女人头上盘着辫子。照片下还有不少图像：一个酷似大卫·克罗克特3的男子穿着鹿皮装，带着浣熊皮帽；埃利斯岛4上一长串移民；穿着灯笼裤滚铁环的小男孩。网页中心有一段文字，说明该网站是一个免费交流家谱信息的平台，其数据库目前已经存储了5万多个主题的资料。
我信手点击了一个图标，一下子就出现了很多标题：从南、北达科达州的冰岛人到墨西哥革命者的后裔，内容繁多。闪闪的光标催促我键入要搜索的题目或姓氏。我输入“福尔曼”，立即就出现了“福尔曼”姓氏谱系。难道我需要搜遍这个姓氏的所有帖子吗？
再次点击。跳出20条信息，每一条都要求输入所属的福尔曼家族的具体情况。爸爸是独生子，但他的家族延伸到罗斯、西蒙和利奥波德家族。我滚动屏幕寻找这些名字，结果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也没找到。
再点击一个新的链接；该网页立即邀请我上传我这一支的家谱。我不想上传，于是点击进入了另一个网址；该网址声称可以从四亿多个有亲戚关系的姓名中搜索。近五亿个名字！为何有人会花那么多精力去寻找几个远亲？人们真的感到那么孤独而需要那种家族归属感吗？也可能，找到一个远亲或姑表老爷就能莫名其妙地提升你家的地位，人们就会说那是你家的荣耀，又多了一、两个不平凡的人物吧。
我键入“斯库尼克5”，想象着电脑会从四亿多个姓名中搜寻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没有符合条件的信息。再试。依然没有。斯库尼克这个姓名没有家谱。
纸箱子不在了，衣服也没有了，网上也查不到。线索全都断了。我关了电脑，换上睡衣。那天在弗莱希曼太太家里，真应该多花点儿功夫打开那个铁盒子。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我关了灯，把被盖拉到了下巴，想到砸脑袋和露丝去世的时间如此相近，真是既讽刺又伤感。也许鲍尔斯警官说得对，他俩不仅仅是房东与房客的关系。我侧身曲腿而卧。至少，他俩相互也是个伴儿。
特殊的伴儿。想起露丝如何卖力地想要打开那个铁盒子、打不开时是如何泄气、然后又是如何伴着一声恼怒的叹息把它扔回纸箱的样子，我不禁笑了。
笑容突然僵住——这幅场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那个铁盒子！脑海里回放那一幕。露丝把铁盒子放回了纸箱，我发现了打火机，然后她要我把砸脑袋的衣服送到哦哈达斯6，我就拖着两个纸箱出去放在了我的车上。不对，问题并不在铁盒子本身，而在于那个装有它的纸箱子。第三个纸箱。我带了两个下楼，但还剩下第三个。现在想来，我记得那天返回露丝家的时候，并没有看到那第三个纸箱。
我倒肘一撑，起身开了灯。露丝当时是侧身躺在屋子中央的，一只手臂长伸似乎正在举手，另一只弯曲地横在腰部。床紧靠着墙壁，书桌在窗前，壁橱门开着。可屋里没有纸箱。我敢肯定。弗莱希曼太太正好躺在当初纸箱所在的位置。
我下了床，拖着脚步进了卫生间。露丝很可能是自己移走了那个纸箱，她说过要扔掉。不过，她当时眼睁睁地看着我吃力地拖着那两个纸箱下楼，并没有出手帮我一下。为什么她会突然决定亲自搬动第三个纸箱呢？再说了，就她那样的年龄和身体状况，怎么搬得动呢？可能她就是因为用力过猛引起了心脏病发作。但问题是，那个纸箱到哪儿去了呢？
我拿起发刷。或许另外有人帮她搬动纸箱。我梳理着头发。对，就这么回事儿。我走后邻居雪莉·阿特舒勒来喝过咖啡。很可能她和露丝一起把那个纸箱推过厅堂，弄进了另一个房间，甚至还有可能弄到了楼下。我回到床上，拉起枕头盖住脑袋。
这一下子就想通了。
几秒钟以后，我拿开枕头。露丝为什么不叫我把那个纸箱和另外两个一起拿走呢？她并不是那种羞于开口求人帮忙的人，她亲眼看着我拖着两个纸箱下楼的呀！非要在我离开以后自己被迫搬动重物，岂不是有些不合常理吗？除非她想着再试一次——打开那个铁盒子。
我裹着床单，把腿蹬出去，双脚感到一阵凉意。要是在我开车经过罗杰斯公园期间，她和雪莉设法打开了铁盒子，会怎么样呢？也许他们发现了有关砸脑袋的重要情况，为此，露丝在雪莉回家后又到了砸脑袋的房间。也许我今天上午就应该给雪莉打个电话，她给了我号码的。我再次侧身而卧，双腿卷缩。
对，就这么办。
不，不行。
雪莉为人和蔼可亲，但如果我问她是否动了露丝房客的物品，她会觉得很奇怪的。要是我也会。假如她问我为什么想知道，我该怎么回答呢？我自己都不能肯定。而且，要是她和露丝并没有搬动那个纸箱呢？或者她们没打开过那个盒子呢？第三个纸箱究竟去哪儿了呢？
我想着在我家被盗的那两个纸箱；想着本该在露丝家的第三个纸箱；想着坐在车里的那两个男人，还有家族寻根网站，以及网站说的斯库尼克没有家谱的事。
肯定有哪里不对劲儿！
* * *
1 吧台：美国厨房里面高约1。2…1 。3 米、宽约一尺、长约六尺、一端靠墙，另一端向灶头弯曲的家具，弯曲处即为厨房与饭厅的出入口。它与与洗碗池、洗碗机连为一体，台面比洗碗池与灶头约高20厘米；靠墙处往往是两个天然气灶；从饭厅这边看，就像餐馆、酒吧的吧台。
2 多萝西娅·兰格（1895—1965），女，是20世纪美国杰出的纪实摄影家，代表作有《移居的母亲》等。
3 大卫·克洛科特（Davy Crockett，本名David de Crocketagne，1786年3月—1836年），美国政治家和战斗英雄。他曾当选代表田纳西州西部的众议员，因参与德克萨斯独立运动中的阿拉莫战役而战死。
4 埃利斯岛，纽约市曼哈顿区（Manhattan；NewYork）西南上纽约弯（UpperNewYorkBay）中的一个岛。它是1892年至1943年间美国的主要移民检查站，于1954年关闭，现为博物馆，已成现代美国人寻根处。
5 Skulnick有可能是本·辛克莱年青时为自己伪造的姓氏。Skul 应该是Skull（头颅、颅骨）的简写，也是“砸脑袋”之意。
6 芝加哥犹太人的一个慈善组织。Or Hadash：是希伯来语，意为“和平与民主阵线”。
第12章
星期一早上总是充满了希望。有首儿歌说，生活将给予你什么，取决于你的出生日期；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我最喜欢的是星期一，它就像张白纸，一个崭新的机会，可以借此从头来过，学着避免犯错，也可以开始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天空终于放晴了。好像为了对过去几周的坏天气表示歉意，阳光特别温和，暖暖地照耀着大地。所有的绿色植物似乎一夜之间全醒了，从土里探出头来，就连地面也都散发着泥土的芳香和清新的气息。过一阵就该打理草坪了。以前都是巴里在管院子的事，为了和别人家的草坪不相上下，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我过去常常取笑他这种“绿色攀比心”。
我洗了个澡，然后拿了杯橙汁到楼上的工作间。今天得交中西部互惠保险公司的稿子了。这是一份内部营销视频脚本，说的是公司如何得心应手地处理灾难。虽然这个视频不会赢个奥斯卡奖回来，但我感觉自己有义务寻找一种有创意的制作方式，在保持自己的工作兴趣的同时，也要交出一份好作品。
我也不是一直都制作企业宣传片。大学的时候接触了爱德华·默罗1，受他的启发，就去学了影视制作。我也希望制作那种可以改变世界，极有影响力的纪录片。但中途，我被使用影像而非文字来讲述故事的挑战诱惑，开始尝试做故事片。遗憾的是，那时我已经和巴里在一起，所以迟迟没有去纽约或洛杉机发展。那个时候在芝加哥打拼，就只能做些工业或商业广告，但我把不做商业广告作为底线。然而现在，我还是得靠制作20至30分钟的商业广告来赚取生活费。不过，我们称之为企业形象片。
蕾切尔出生前我也正儿八经地上过班，那时在11频道工作了几年，制作了几部纪录片；那些片子现在也还作为“备胎”而时有播放。或许将来某一天，待我的经济状况稳定后——唔——谁知道呢？
而现在，不知怎么的，一个类似《暴风雨》2的情节总是出现在我脑海里。海难可当作是灾难，爱丽儿则象征内部系统，一有风吹草动就展开行动。但我还不能确定要如何处理卡列班，或密兰达和弗第南的爱情。我又抿了一口橙汁。也许灵感会来的。
一小时后电话响了——铃声吓了我一跳。
“艾利，我是麦克。怎么样了？”
我伸手去拿橙汁，告诉他入室盗窃的事情。他在那头安静地听着，然后说，“你上周可真是够倒霉的。”
“可不是嘛。”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不用。警察认为这是一起偶然事件，瘾君子干的。”
“他们偷了些什么？”
“也没偷多少。”我把事情告诉了他。
“居然没偷电视和录像机？”
“对呀。”
“肯定是被毒品烧坏脑袋了。”
“幸亏是那样。”
“是啊。嘿，给你个好消息。记得那个芝宝打火机吗？可以卖到一千美元呢。”
“不会吧？”
“这可是易贝网3买家报的价。”
我扭了扭脖子，这几年脖子上的肌肉僵硬了许多。从人体工程学上讲，我的工作姿势太糟。“才得一支打火机，便失若干珍珠粒。”
“我想你可以——”
有电话打进来，我这头“嘟嘟”地响，打断了他的话。
“稍等，麦克。”我拍了下钩键开关换了条线。“艾利·福尔曼。”
“艾利，你好，我是罗杰·沃林斯基，玛丽安·艾弗森的竞选经理。”冷静、自信的声音，完全是公事公办的腔调。
“你好，请稍等一下。”我切换到麦克的电话。“稍后打给你。”又切换回来，并用上我那套职业语气。“不好意思，请问有什么事吗，沃林斯基先生？”
他清了一下喉咙，“候选人让我联系你。”
候选人？
“我们正在策划一个竞选用的视频，非常希望可以请到你来制作。很多人强烈推荐你。”
我？脸“刷”的一下红了。“深感荣幸；但我还是得说，我不涉足政治。”
“是这样的吗？”他听起来有些惊讶。我拿起橙汁，来回晃动杯身，看果肉粘在杯壁上。“可你做了《欢庆芝加哥》呀。”
“那和政治无关。”
“在芝加哥，任何事情都和政治有关。”
一针见血。我放下杯子。
“你至少和她见个面，怎样？她这周要举办一个筹资活动，希望邀请你来参加。因为她总是要到处跑，所以这是个见面的好机会。”
苏珊和我提过玛丽安·艾弗森的募捐集会。“我说不准，沃林斯基先——”
“前面一个小时左右她会和捐赠人谈事情，但八点以后应该有时间会见你。”
“听着，我刚说了，我很荣幸，但是——”
“我还应该提下，我们为合作方提供很有竞争力的报酬，应该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我不再说话了。
我刚把中西部互惠保险公司的稿子给他们发过去，就听到一个破旧消声器的嘎嘎声，马上又是一辆道奇公羊卡车停进车道的声音。门铃响了，外面站着一位高个子男人；他头发乌黑，两鬓斑白，正透过纱门朝我这边笑。
来人是福阿德·瓦利德·阿尔·哈姆拉——我家以前的园艺师，离婚以前就是福阿德打理我们的草坪。他是三十年前从叙利亚移民过来的。我记得巴里是如何地爱发号施令，而福阿德又是如何地恭敬谦卑，就像英国的仆人对待君主一样。但巴里一转过身去，我就看到福阿德眼里狡黠、嘲笑的神情；我一下子就觉得这个人不简单。
我们第一次交谈时，我问他，既然在荒漠中长大，怎么会成为一名园艺师的。他回答说，新月沃土4从叙利亚东北部穿过，那里有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地，而他的家族世世代代都在那里耕作。
“哦，怪不得。”
他装作没看到我发热的脸颊。
他继续说，他家曾送他到英国的公立学校读书，那时，西式教育在他们那一带还没成为一种必需。后来，家人叫他回国的时候，他虽然也顺从地回去了，却从未真正融入过家乡的生活。六日战争5爆发以前，他就搬到了美国。
福阿德是个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并且亲阿拉伯，但我们相处得很好。我猜想大概是因为我们都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