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级阴谋-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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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同时也对国际刑事法庭面对“基辛格例外”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提出拷问，对追求公正的普世价值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很多国家的法庭都在等着这位懂得如何操纵媒体的政治人物来法庭上为自己辩护呢，这就是为什么基辛格减少四处走动的原因，除非对于他——那个不停穿梭的人而言，旅行能让他变年轻，能让箱子不变形……外交家懂得变通的灵活手腕！
基本上，这个“传家宝”中的备忘录和内部记录等珍贵资料都来自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执掌中情局期间。他于1973年接替被撤职的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开始担任中情局局长，随即下令将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违反中情局条例的行动加以整理归档。这个加强内部透明度的意图和道义良知毫不相干，而是出于形势所迫，正是理查德·尼克松深陷水门事件泥潭前发出的指令。施莱辛格当时闪电般地调任中情局，在1973年2—5月间担当一个过渡角色，之后又转任其他职务。其后继任的新局长威廉·科尔比（William Colby）负责将整理完毕的档案名单上交尼克松，以及之后的福特总统。
在促使尼克松不断松动中情局铁门之前，媒体机构和调查人员已经将沉睡在中情局壁橱里的“尸骨”挖出来不少。而这一次，终于将它们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
牢记珍珠港！
珍珠港：1941年12月7日星期日，7点55分，在这个靠近火奴鲁鲁的夏威夷天堂的一角，蔚蓝如洗的天空迎来一阵电闪雷鸣。日本将其航空母舰隐蔽在群岛广大的海面上，然后出其不意地发动对珍珠港的空中打击。
美军损失极其惨重：两千四百零三人死亡，一千零七十八人受伤，这一太平洋最大海军基地上的主要舰艇和飞机或被摧毁，或被损坏。惨剧在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美国被痛苦地唤醒［2］。
次日，佩带着黑纱的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讲话：“昨天，1941年12月7日，一个将以卑鄙无耻的嘴脸永远留在历史上的一天，美利坚合众国突然遭受来自日本帝国空中军事力量蓄谋已久的攻击。”
“请牢记，珍珠港！”一个幸存海员愤慨的声音好似要将整个国家团结起来的怒吼。
第一个冲击波过去了。错误大意、玩忽职守似乎被认为是真正的原因，而它是否是强迫美国改变不参战态度的有意所为？争论从未停止过。七个行政委员会，外加一个特别委员会在1941年12月至1946年7月间接连负责调查珍珠港事件，希望找出应该负责的真正原因。直到1999年，当年珍珠港基地负责人舒特将军（Short）和基默上将（Kimmel）的回忆录才把他们各自被指责犯有严重过失的污点洗涮干净。然而罗斯福，他知道一场攻击迫在眉睫吗？
无论如何，珍珠港事件都被视为情报机构失败的象征。挫败敌人的计划尚且如此无能，更不要说预测敌人的攻击：一个不能被忘却的痛苦记忆。
从战略情报局到中央情报局
美国卷入战争。
1942年6月13日，战略情报局（OSS）在总参谋长威廉·多诺万（William Donovan）的领导下开始实施令人欢欣鼓舞的计划：渗透敌人内部，搜集敌方情报，全方位实施破坏敌人计划的行动（比如，杰德堡伞兵特遣队与抵抗组织一道为登陆进行“燃放礼花”行动准备）。在远东战线上，战略情报局的101部队分遣队（活动于缅甸和中国）的行动也接连取得胜利。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后来的中情局所实施的秘密行动。
1945年2月4日，在雅尔塔黑海的海面上，在利瓦蒂亚宫的房间里，以最秘密的方式将“乔大叔”朱瑟夫·斯大林、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召集到了一起。“三巨头”在那里停留了一周，以协调战争的策略，加速胜利的步伐，确定第三帝国灭亡后欧洲的走向，重新瓜分世界，建立符合他们的利益平衡……与不平衡！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3］，副总统亨利·杜鲁门（1884—1972）接任美国总统［4］。
战略情报局解散，其情报人员和组织被分散到各个不同的反间谍机构。多诺万向杜鲁门建议组建一个新的——既在美国本土、也在国外发挥效力的情报机构。杜鲁门吸取了珍珠港事件的教训，接受了他的建议，然而只同意其在国外行使使命。1946年1月，美国中央情报组（CIG）成立。
次年7月，认识到地缘战略发生的重大改变，美国国会通过国家安全法，重新编制军队、外交和情报机构。中央情报组（CIG）于是变成了中央情报局（CIA），负责在国外实施间谍和反间谍任务。美国本土则是联邦调查局（FBI）及其强势头目J·埃德加·胡佛［5］的“猎场”。中情局被置于杜鲁门直接领导之下，然而它很快就逃离了他的控制，就像它对待之后将近三十年间的所有杜鲁门的继任者一样！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国会从未对它施加过任何压力。1949年，中情局甚至得到特权，可以不透露重要数字、关键人物细节、部分组织机构图，以及……很多任务内容！一直等到水门事件爆发，参议院、众议院，还有总统才开始质询情报机构的活动，并要他们提供明确细节，其中一小部分出现在后来的“传家宝”里。
冷战的开始
1919—1921年间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的亚历山大·米切尔·帕尔默（Alexander Mitchell Palmer： 1872—1936）重提“红色恐怖”的说法。这种恐惧最先与1917年十月革命结伴而生，自杜鲁门时期的国际冲突中愈演愈烈，随后在参议员朱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偏执症的推波助澜下，红色恐惧之火在整个50年代熊熊燃烧。它们指控一些社团从事犯罪活动，到处逮捕渗透进来的共产主义者，一直追到军队内部，欲将其连根铲除，好莱坞对这段历史有过精彩的描述……
1948年连任总统的杜鲁门坚信这样的理念：对所有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实施财政和军事上的援助。在欧洲，面对每个国家都必须选择其政治阵营的日丹诺夫主义，美国随即提出对战后虚弱的欧洲国家实行经济援助的马歇尔计划。在捷克斯洛伐克，当斯大林主义成为这个国家的主宰后，美国又支持“布拉格之春”行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幽灵游荡在西欧的夜空。两大阵营形成，冷战开始。
为了实施其遏制政策，杜鲁门高唱着捍卫美利坚“国父”价值观的口号，支援“拯救自由世界”行动的同时，也对几乎处于秘密状态下的其他行动给予十字军东征般的大规模援助。为了将被魔鬼诱惑的羔羊重新引入正途，中情局“自然”成为圣灵荷枪实弹的捍卫者，棍棒落下之处，不会错过任何目标。
黑手党为历史效劳
黑手党（西西里语意为“大胆的，放肆的”）是对一般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的普遍说法。在愿意与情报领域“手拉手”的黑手党名单中，有一个西西里“小流亡者”的名字不断出现：萨尔瓦多·卢卡尼亚（Salvatore Lucania），人称“卢奇（lucky‘幸运的’）·卢西亚诺”。从某些方面来看，卢奇的确是“幸运”的。他从差点儿要了他命的火拼中活着出来，脸上留着刀疤，右眼也从此只能睁开一半。对于其他方面，只能说他是个不错的玩家，正如他接下来所做的那样，他深知骑上一匹好马有多重要。
那时候，法国邮轮公司的骄傲——“诺曼底”大型邮轮正乖乖地呆在纽约88号码头上。自从1939年8月开始在这里“政治避难”，它就再没悬挂过自由法国的旗帜。1942年1月底，这个法国的自豪最终结束于美国当局对法国维希政权的宣战，并被更名为“拉法耶特舰”，指派在大修后开始行驶运送官兵的使命。然而2月9日，一把焊接枪引燃了装有救生衣的仓库，大火在军舰的木制部分熊熊燃烧，消防设备因无法和法国标准匹配，面对这场惨剧无能为力。人们试图从泵船上将海水浇注在军舰上，却只能看着它一点点侧斜，然后倾覆，最终被当作一堆破铜烂铁售卖了事。
玩忽职守的后果？德军的破坏？怀疑落到码头工会强势人物、黑手党“老板”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Albert Anastasia）的头上。他是否想显示其组织的强大力量以促使司法机关和卢西亚诺谈判？对于卢奇来说，他的运气来了。1936年因从事淫媒活动被判入狱30年的卢奇当时正在服刑期间［6］，他是否向美国海军情报处（ONI）保证保护纽约码头免遭纳粹的渗透？根据历史学家阿尔佛雷德·麦考伊（Alfred McCoy［7］）的研究，作为协助情报机关的交换，卢西亚诺可以继续在他的单人牢房里指挥他的犯罪网络。
1943年夏，盟军在西西里登陆（胡斯基行动）。在大包小包的军事装备中，他们没忘记给西西里的黑手党们带去卢奇·卢西亚诺的友谊。在位于帕勒摩克的克萨·诺斯特拉（Cosa Nostra）的“穹顶”办公室里，黑手党头子卡罗吉奥·维兹尼向盟军提供了不少战略情报和上帝允许的宝贵的帮助。
1946年，一直保持着意大利籍的卢西亚诺被引渡回他的祖国。在那里，他继续着他那温和高尚而兴旺发达的事业。1962年1月的一天，在拿波里机场发作的心脏病最终清算了他的罪行。
另一个罪行累累的工会分子也将“步入”历史：维托·杰诺维塞（Vito Genovese）。卢西亚诺在押期间，为了成为“教父中的教父”，他展开大规模的火拼以清洗异己。在一个一切都为他好的朋友的引见下（中情局的密探），杰诺维塞在他的出生地意大利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欢迎和礼遇。在成为墨索里尼的亲信后，他甚至给他的领袖提供毒品。盟军于拿波里登陆后，他又自荐为盟军担当翻译，并在黑市做些有利可图的“小生意”。被军事警察发现后，杰诺维塞被遣送回一直视他为嫌犯的美国。然而他却异乎寻常地有运气，一个重要证人中毒身亡……在警察局里！案件就此封存。1959年，杰诺维塞被远在意大利的卢西亚诺秘密设下圈套。就在他验收邮寄来的海洛因时，同时出现的还有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杰诺维塞在监狱度过残生，从未实现他的梦想：登上“教父中的教父”的宝座。
克萨·诺斯特拉（Cosa Nostra），克莫拉（Camorra），黑手党：同一场战斗一个半世纪前，克萨·诺斯特拉［8］诞生于西西里混乱的政治与社会纷争，以及意大利国家天主教社团主义分子与西西里当地产业主的对立中。19世纪后半叶的整个过程中，它不断地自我建构，不断地“抹黑”，不断地解体，又不断地重建。
克萨·诺斯特拉渗入西西里社会机构的方方面面，通过行贿手段，对国家政治和经济施加影响，挪用社团救济金，强征保护费，贩卖毒品，经营高利贷，制造假货，组织盗窃，走私银行卡，而且总是“拒绝作证”（沉默的法规）。其金字塔型的组织机构服从一个隐秘的教会式权利当局：“穹顶”（即美国称“委员会”的黑手党地方联合会）。
克萨·诺斯特拉在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澳大利亚都发展有自己的势力，它还与拉美和东欧的犯罪组织组成网络。在巴尔干半岛，它拥有售卖战争武器和爆炸装置（甚至地对空导弹）的黑市，而且购买者的数量与日俱增。克莫拉则是“城市里的”黑手党，在那不勒斯生意场上兴风作浪。
在卡斯特罗之前，都是好时光！
1933年12月5日，美国各地，酒精汹涌。人们尽情狂饮，庆祝宪法修正案第二十一条的实施，十三年的“干燥”统治［9］终于结束。见鬼去吧，地下酒吧！在那里，人们不得不躲着喝一杯不像蒸馏水，却更接近化学品的饮料。
从1934年1月开始，生意又肆无忌惮地开始了，黑手党频繁地被邀请到哈瓦那参加犯罪分子出没的“秘密会议”［10］。在这里，这些先生们曾享受过禁酒令（1919—1933）的所有恩惠，他们的事业蓬勃发展，有组织犯罪的小世界就在他们中间，在阳光下。在这个背靠着赌博和色情的极乐世界里，美国游客们尽情满足着所有的饥渴要求，既不担心手脚麻木而倒地，也不害怕“牙买加姜汁酒”中的工业增塑剂会导致失明和大脑损伤。
得益于岛上的政局不稳，以及和独裁者亨西奥·巴蒂斯塔的良好关系，黑手党们打算继续寄希望于古巴。然而于1959年取得权力的费德尔·卡斯特罗重新发牌，巴蒂斯塔也跑到了圣多米尼加。卡斯特罗视赌博和色情为美国佬的帝国主义象征：别了，美好时光。
再一次，历史给了中情局和黑手党并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