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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乾隆十三年-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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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劝农策的提出和对有关问题的探讨,本是有感于人口的压力才产生的。清代初年中国人口大约有七八千万,经乾隆一朝,已达三亿以上。如何满足这样大量而迅速增加出来的人口需要,正是清代经济的首要任务,也是各种政策产生的最大背景。这使清人面临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挑战,并终于造成了经济面貌的整体性改变。
  面对人口增加的重大挑战,清人从中国东部的人口稠密地区,向着其他开发中的地区迁移。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耕地数字增加了一倍左右。它与优良品种的传入、水利的增修和高水平耕作技术的普及,构成了清代经济发展的几个主要因素。'6'不过,上述几项因素的相乘结果,尚不能与总产量的增加相抵。在这中间,还存在一些长期为人们疏漏的因素,这就是:一,农业多种经营的大规模发展;二,省际交流的开展和比较优势的发挥。
  在清代经济发展起到“革命性”作用的,舍棉业而无其他。经过农民几百年的调整,棉花种植从早期(如明代)的“普及”状态,终于形成为三大优势产区:华东(江浙),华中(以湖北为中心),华北(直隶、山东、河南,较分散)。棉花和棉纺织业,成为居第一位的粮食以外最重要的生产品和商品。'7'其结果就是引起了东西方向沿长江水路,南北方向沿大运河和近海航运,在工业产品棉布和农业产品粮食之间的省际交流,其规模和水平,是纯自给经济远不具备和不可能做到的。据近代的一个估计,中国农民经营“副业”的收入,一般占农副业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农民中约有五分之一以上专门依靠副业过活。如果加上“工业”部分,相信清代的数字可能还要高些。
  在棉业以外,还出现了一些“多种经营”特别发达的地区,如四川盆地(它在不放弃粮食生产这一优势的同时,发掘了一批新的构成一定规模的优势产品,如蚕桑、烟叶、染料、药材、茶叶、甘蔗、蔬果、猪只等),广东珠江三角洲(它几乎放弃了传统优势粮食生产,改为经营鱼塘、果树、蚕桑等商品生产),东南沿海的一些地方(如福建、浙江的经济作物),江苏长江三角洲则发展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工业区”(其农业产品棉花和蚕丝都成为本地的工业原料)。
  总之,清代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全与所谓“贸易”及“交换”有关,——清朝的关税在1735~1795年间增长了四倍,尽管它只涉及全国商业交易的一小部分,'8'——它可能是土地开垦之外,对清代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一个因素,也是清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成就。它虽非由政府行为一手造成,其间政府政策的贡献亦不容忽视。
  * * *
  '1' 《高宗实录》,卷14。
  '2' 官献瑶,乾隆四年进士,官至司经局洗马(《皇朝经世文编·姓名总目》);“在史馆日,尝进《周礼讲义》,持论侃侃,高宗览而异之”;朱轼尝谓献瑶曰:“吾老矣,斯道之讬,是在吾子”(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9,中华书局,1984,页205)。
  '3' 以上见《乾隆嘉庆两朝奏议》,第6册,美国国会图书馆藏。
  '4' 乾隆七年六月甲寅,《高宗实录》卷169。
  '5' 乾隆九年三月辛丑,《高宗实录》卷213。
  '6' 目前对清代的“多种经营”情况尚缺乏完整的数字说明,美国学者珀金斯所作研究表明,民国年间中国农产品中,粮食作物产值约占75%,其他则占居25%,如果计入蔬菜、水果、山林、水产、家禽,以及乡村工业的部分,后者的比重就要大得多。
  '7' 参见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页168。
  '8' 张晓棠:《乾隆年间清政府平衡财政之研究》,第37~40页;据说,邻国,特别是越南的统治者,为清朝非农业税收的扩张规模感到惊讶,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越南和中国模式》(马萨诸塞,剑桥,1971年),第33页。
  7。提倡工业生产
  在传统经济时代,农业并不是国民经济的全部,同时存在的还有工业部门。每当提起工业,人们往往把它与近代机器工业联系起来。其实,在工业生产中使用某种机械,以及利用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组织,在历史中是早已存在的现象,并非近代才有。因此,它们应被统称之为“工业”。其中尤以加工、纺织、制造、营建、矿冶等等,构成传统工业的主要内容,而与农业经营判然有别。'1'
  乾隆七年提出“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从《周礼》原意而论,即已超出了一般农业的范围。古代所谓“四职”,原本只有“三农”一项为农业,其他三者都是农业以外的经营。'2'这与秦汉以后的情形是大不一样的。但不管怎样,数职“兼修”就必然会扩展到农业以外。清代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它背后是几亿人口的庞大需求和积极努力),自然引导它从农业的低层次走向高层次,从粗放到精耕,再超出而至商品生产,复从农业种植业走向工业,……一步步迈向更高的梯次。如果说,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梯次”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为“发展梯次的逐级攀升”。于是,在前述农业经营的范围之外,不但纺织等手工业得到大力的提倡,清代的矿业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所有这些,也无例外地发生在乾隆初年,并和当时的总体设想有着紧密关联。
  雍正皇帝曾于《圣谕广训》中说:
  朕闻养民之本,在于衣、食。农桑者,衣食所由出也。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愿吾民尽力农桑。
  亦非老生常谈,而具有时代意义。
  乾隆初年,更有一批官员在各地积极推行,如巡抚尹会一疏陈豫省宜行诸事,其一即“女工之宜勤”,欲使比户连村,无不各勤纺织。巡抚陈宏谋在陕西咨询地方利弊,必问:“栽种棉花否,能织布否?”乾隆七年,御史包祚永言,黔省“惟资楚布,岁千亿万匹;兵民穷困,职此之由”,著令通省“教民纺织”。九年,甘肃以“种棉纺织,概置不讲”,令制造纺车,请女师教织。十年,奉天以“种棉者虽多,而不知纺织之利”,拟议推广。其后总督开泰请令雇募江浙工匠到湖广,设立机局,教以染造纺织。总督方观承推行于直隶,更有助于使之成为一个棉业优势产区(这一点特别可贵,因为经济发展与赈济不同,它更需要“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这些都是乾隆时期推行女工、纺织较为著名的例子。
  尽管清代没有实现“现代化”,没能把经济引入“机器工业”的发展阶段,但中国仍有广泛而分散的工业生产,其产值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以上,并且已产生一个相对集中的“(传统)工业区”。尽管西方存在一个“早期工业化阶段”,它却并不因外国也有而是,亦不因外国没有而非。'3'它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一个产物,并不是“没有发展的增长”。
  清代十八世纪,在长江三角洲上千万农民的生产经营中,传统工业的地位已远远超出了其农业部分;在这一地区,农村工业已不是什么副业,而是主业和正业;这样的农民,亦工亦农,与其称之为农民,还不如称之为兼营农业的工人更为切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理由,可以把它称为“工业区”,而不再简单地把它与其他农作地区等同看待。'4'其中,仅棉布产量,估计每年大约就不会下于一万万匹“小土布”之谱,'5'总收入将达到白银二千万两。它是清代经济的一大成就,也每每为其他地区劝农时视为榜样(如在苏北、河南、陕西、四川等地)。
  也许还可因此得出如下的一些结论:中国在清代已经超出基本食用品生产的阶段,而跨入更高的阶梯,这就是全面发展经济,并亟需从工业的发展中去谋求出路,这样一种新的阶段。中国的“工业化”要求,恐怕不是1840年以后才从国外输入,而是立足于自身发展基础之上的,至迟到十八世纪即已出现。
  清代初年,政府对矿业采取严格的封禁政策,“惩前代矿税之害与矿徒之扰,每内外臣工奏请开采,中旨常慎重其事”。'6'到康熙前叶,定开采铜铅之例;康熙二十一年,准许云南开矿;五十二年定各省久经开采、贫民借为衣食之计者,允许开采;雍正年间矿政趋严(主要是针对广东),同时,实际开采数量却有很大增长。
  乾隆初政,在各方面新政策提出的同时,也对矿政进行了几次重要的讨论,并对它作出了较大的改变。如乾隆二至三年,允两江总督庆复、两广总督鄂弥达之请,准广东开矿;五年,经大学士兼礼部尚书赵国麟请及各督抚详议具奏,开放煤禁;八年,经大学士等九卿廷议,决定“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除金银外,“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其后虽续有争论,但矿禁基本开放的政策已经确立;乾隆十五年以后,主禁的言论也很少见了。'7'尽管矿业仍处于政府的严密监控和管制之下,若仅浏览《清史稿》或《石渠余纪》一类官书的有关纪载,人们甚至看不出矿政发生了什么变化。
  政府开放矿禁的原因,一是因为铜斤短缺。清代货币制度为银铜“复本位”制。其特点是白银的供给全视对外贸易的余缺,而非由政府决定,政府只控制铜钱的铸造及其数量(它也受到私铸的影响)。一方面国外白银大量进口,一方面铜钱紧缺,银钱比例往往发生不平衡。'8'因为屡患铜荒、钱贵,“禁囤积,严销毁,立官局,议改铸”成为一个大问题,为此,开发国内矿藏自然成为一条重要出路。'9'其结果,铜的供应在乾隆朝开禁不久,很快就得到了解决。而其他矿产的开发,也可有益于国计民生。如铁之用于生产工具,锡之用于日用器皿,煤则可用于解决“民间既艰于食,又艰于灶”的困境。同时,也有益于农村劳力的转移,能为解决民间生计开辟新的途径。这一点,在当时的讨论中曾占有重要的地位。'10'
  随着经济的发展,各地出现了不少“闲民”和众多改业的现象。'11'与清初以垦荒为主的移民颇有不同,投入的生产也从一般农业转入经济作物或工矿业。清人朱泽澐说:
  古之闲民十之一,今之闲民十之六,……三代圣王,位闲民有地,教闲民有法,……(今州县宜)教之以耕耨,教之以攻业,教之以浚畎浍,教之以远服贾,……'12'
  这些表明,工矿业的兴起是经济发展到某种程度之后的一个自然发展趋势。特别是南方一些省份,本来“生业甚少”,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耕作之余,只能向工矿业去谋求出路。因此康熙皇帝曾说:“总之天地间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13'乾隆三年上谕:“地方大吏原以地方整理,人民乐业为安靖,岂可图便偷安,置朝廷重务于膜外,而谓之安靖耶”?'14'已把矿政与前述农政、粮政诸方面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当时“养民”的一个重大措施。
  不过,有关经济政策的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外国观察者,——无论是朝鲜李朝,还是西洋传教士,——那里似乎都没有什么反应。这是为什么?它们难道并不重要,在三百年后,却一一显现出了特有的价值?'15'也许,是因为那些外国人有他们自己的观察重点,或是我们见识不及吧。
  如根据早一时期的传教士报告(集中体现在1735年出版的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志》里),法国重农派学者魁奈(Quesnay)曾得出如下一些结论:康熙和他的继承者雍正皇帝,制订了一些很有利的规章以激发农耕者的竞争。极为罕见的,魁奈还为中国的人口众多辩护:财富成倍地增长,自然导致了人口的增加。就此他写下了这句格言:“但愿人们重视人口的增长,多注意收入的增加”。
  魁奈还注意到,在中国,所有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那些雇工与佃农,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正是这些,保证了它的持续性。'16'
  而在同一时期另一位有名的耶稣会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3—1741)看来,中国虽然存在着人口问题,但“我认为中国提供了足够其所有居民们生活的粮食”。这是因为,虽然中国绝对没有如同欧洲那样的战争,也没有瘟疫,更没有流行病,但正“是饥荒使中国拥有的巨大数额的人口每隔一段时间大大减小其密度,那么中国很难和平地生存下来”,这比马尔萨斯大约早了半个世纪。'17'
  * * *
  '1' 布罗代尔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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