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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乾隆十三年-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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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此事错误,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所谓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早图则将无及。乘此收局,犹为未晚。若更日引月长,无所底止,何以善其后?
  这一场“共谋”演到这时候,就快成了“闹剧”了。担心局势失控的皇帝于是提出,傅恒之姐“孝贤皇后服纪已及小祥,经略大学士理应奔赴行礼。若二月初旬起程,尚可届期而至”,后面的话则很强硬:
  朕此旨原为收局。……臣不可违君,子不可违父,乃天经地义之当然。不遵朕旨,为人臣者敢当此乎?……朕于今年正月初三日,始定撤兵之计。今日皇太后圣母慈谕,此即朕新运顺畅之机。适与朕前日向军机大臣所论符合,实愿大学士同此嘉祥也。'23'
  看来,直是命傅恒克期启程了。
  乙丑,又谕曰:
  自朕思之,成功万无可望。如贼境坚碉,经略大学士亦奏称,进取不可专事攻碉,且云攻碉则经年亦难克捷。……
  经略大学士之意,惟在直攻中坚,立成巨功。而朕料之,即令别有坦道,可直趋贼巢,而贼巢仍是坚碉,舍攻碉计将安出?是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及早收局,信泰来之机。朕改过不吝。……
  朕自思天定之事,人力不能自由。上年办理讷亲一案,初非豫有定见,而辗转以致于不可解免。近日撤兵之计,初犹未免希冀。两日来反复熟筹,灼见其必不可易。可见朕经理庶政,初无成见,天地神灵,鉴临在上,朕所不能自主也。……所谓顺天者昌,吉祥善事,无踰于此。若必为所难为,向后作何收局,可不为之寒心。
  丙寅,谕王大臣:
  金川用兵一事,朕从前实未悉彼地情形,因遣讷亲前往,谓与朕亲往无异。彼时果否可以成功,伊若据实奏闻,原可片言而定。讵意讷亲惟图安逸,高傲乖张,不恤士卒。而贼境之艰阻,从未一言奏及。与张广泗同一挟私朦蔽,以致糜帑劳师。朕已重治其罪,而情形究未深悉,特命经略大学士傅恒,前往相度机宜。
  大学士傅恒兼程抵营,……历陈山川形势,有云臣随侍车驾,所历诸山,从未见有此险峻者。大学士傅恒身膺重寄,锐意成功,所陈不过十之四五。而朕详加筹度。看来坚碉奇险,实非人力可施。……朕意此时宜定撤兵之计。军务为国家大事,当询谋佥同,方可定议。王大臣等可通盘筹酌,详议具奏。
  辛未,谕军机大臣等:
  金川撤兵一事,前两次召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示以朕前后所降谕旨,及军营奏到情形。令其各出所见,具议以闻。据伊等合词公奏,佥称揆理度势,撤兵之旨,诚为允协。朕复细加体访,中外人情,并无异议。且有谓市井闾巷之人,咸为欣悦者。此事朕志先定,绝无游移,又复询谋佥同,足见理势当然,确不可易。
  “中外人情”(包括“市井闾巷之人”),“咸为欣悦”,这是皇帝第一次提及人心之向背,而不仅及于兵锋之利钝、用兵之代价——现在,他终于可以正视所有那些“负面”的信息;如所周知,自雍正以来朝廷不能掌控的政治讯息就很少了,
  据守备杨自功、周郁称贼寨周围约三四里,石墙七八尺多厚,四五丈高,内有碉房十余座等语。如此坚碉,岂易攻克?无论沿江仄径,不能直抵贼巢,即使竟达刮耳崖,将坐困石城之下,进退无据,更不知成何等大不顺意之事。……
  再连年用兵以来,所费军需银两米石,实为浩繁。……又云贵督抚等会奏派雇长夫,背运军装,一时赶办不及一摺,……办理之拮据,即此可见。知难而退,知过而改,乃所谓不远之复。……此番用兵,不独川陕疲敝,即各省亦不免于骚动。直隶、河南、山西,大兵经过,支应固属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价昂贵,亦由川米不到。……今惟遵旨迅速还朝,其它概可勿问。倘徘徊不前,将拥重兵于外,欲何为耶?
  辣手皇帝,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如果再问一句,大约就不外乎:你傅恒是不是要“图谋不轨”?想来,傅恒的“反行为”,到此一地步,就未免“出格”了点,也没有必要再“演”下去。
  乙亥,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接到谕旨,星驰还朝,毋逾三月初旬之期,不可因此稽延时日。……回思上年用事之初,朕实限于不知,小题大做,不知何以办理至此。经略大学士果能旷观远览,亦当知此举之不值一办,转为重视莎罗奔、郎卡矣。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允降班师,实为至当。经略大学士归期一日未经奏报,则朕一日不能释然。著传谕知之。'24'
  令傅恒限期还朝复命,几乎一日亦不可多待了。
  就此件所论筹办受降一事,上谕:“朕思莎罗奔、郎卡虽云穷蹙求活,岂不虑及一离巢穴,便成几俎上物?或令人冒充,先为尝试,亦未可知”?可以说已经预见其“虚假”的一面。十二月甲午,傅恒亦尝质疑:“既云乞降,而逆酋并未到营;即郎卡果病重,莎罗奔何以亦不亲行”?可见其中“奥妙”不少。
  先是,大金川莎罗奔遣人赴岳钟琪所驻之党坝军营,投送甘结,愿意遵依六事:一、自今以后,永不敢侵扰邻番;二、为天朝出兵供役,比各土司益加黾勉,诸事惟命是从;三、从前侵夺邻番地土尽行退出;四、向来误犯天兵凶首擒献伏诛;五、悉行送还从前侵掠内地民人、马匹;六、枪炮军器照数献出。
  正月二十八日,岳钟琪率兵四五十人亲赴勒乌围山寨,“番人皆香花跪迎,壶浆夹道,至山寨,莎罗奔、郎卡次第叩拜,尽恭上所甘六事款结”。翌日,至大金川经堂,莎罗奔及郎卡依番礼誓于佛前。岳钟琪与其订期二月初五日,至卡撒军营前纳款。
  二月初五日,经略大学士傅恒于卡撒军营外接受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及郎卡投降。莎罗奔、郎卡永誓不敢再有违犯,呈献古佛一尊、银万两,傅恒受佛却银。受降既,傅恒露布飞报大捷,并于次日班师还朝。
  二月十五日,傅恒自大金川报捷奏摺飞递至京师,途中仅八天而已。因降旨通行晓谕曰:金川平定,莎罗奔、郎卡俯首就降,献捷班师。'25'
  就在金川之役结束的第二年,传教士刘松龄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四川发生了一个起义,也是上帝对皇帝的惩罚。他派了十万多满洲部队,目的是进攻这些上帝的子民,打败他们。但是这些起义者依靠很大的胆略把他们打败了,而且使他们伤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则是所谓软弱的中国人,打败了最能打仗的满洲人。
  在接下来的一段话里,他就说到关于战争结局的另一个“版本”:
  皇帝失望了,决定撤回部队。底下的军官通过私下活动,跟敌人秘密对话,答应给他们很多钱,还派了人质,并给他们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要求他们表面上服从皇帝的权威,请求给予和平。这对起义者有利,他们足以自豪了。对皇帝则不是,为此皇帝在整个中国都被看不起。认为他是一个相当没有决心和胆怯的皇帝。虽然他自己希望老百姓会像对一个胜利者那样崇拜他。
  这也许足以说明,在金川前线一切都可能发生,莎罗奔也许曾经“乞降”,不过,那也许是主动发起“谈判”,因为战争本来即不是他的目的,现在已经成为“两败俱伤”,继续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何况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呢?'26'
  * * *
  '1'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2'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三,参见郭成康《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电子版,感谢郭成康的赠与)、郭成康编写《清史编年》第五卷(乾隆十三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 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4'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5' 傅恒,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祖米思翰,户部尚书;父李荣保,察哈尔总管。孝贤皇后之弟。乾隆五年授蓝翎侍卫,七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八年擢户部侍郎,十年军机处行走,十二年晋户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十三年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清史列传》卷二十《傅恒传》,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6' 以金川现存战兵,各路止二万四千九百余名,故增拨西安、四川满洲驻防兵三千人,陕、甘、云、贵、湘、鄂绿营兵二万七千人,合之原拨在营官兵,以及东三省、京旗满洲兵五千名,再加上随役人等,“数几十万”,由总兵四员、副将五员、参将七员统领,《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7' 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8'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班滚,即瞻对之土司,过去传言已被烧死,实则在逃。
  '9' 以上《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
  '10'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1' 参见高王凌“乾隆之治”(未刊文稿)。
  '12'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13'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5'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6'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
  '17'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8'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9' 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0'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21' 参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二;《清史稿》,卷五一三,《土司二·四川》;《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5—126页,《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岳钟琪亦曾奏及:“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现今带伤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22' 参见《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3' 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二。
  '2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三。
  '25' 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四、三三五,《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6' 关于这场战争的缘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过错都推在了对方身上,如说他们抢劫行旅(“夹坝”),侵略友邻,威胁进藏道路塘讯等。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不过是为了争取“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以上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
  清代政治史之我见
  大约两年之前,我在清史研究所全所会议上提出,清代“政治史研究”应作为清史所的“主导方向”,当作一面“大旗”来打(针对以前的“近代史研究所”与“边疆民族研究所”之讥)。
  2010年,清史所终于召开了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这是一件好事。但通过这次会议,也发现对“清代政治史”的内涵,还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有必要大家一起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参见有关会议评价的博客)。'1'
  一、从“宽严之辩”说起(一脉相承回复到萧一山的老路)·乾隆朝的阶段划分——乾隆十三年  如果说以前曾有一个政策进取和政府加强时期的话,乾隆十三年以后,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呢?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
  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等等。
  “收敛”的这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尽管它表示的只是一种“权谋政治观”。
  二、儒家的“宽仁之治”(乾隆皇帝的表述)“宽”字的不同涵义“宽严之辩”的解释偏差“回向三代”粮政事件  实际上,乾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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