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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乾隆十三年-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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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钱穆:“读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页331、325。
  '16' 亚历山大·伍德赛德(Alexander Woodside)也说:孟子曾在二千年前向梁襄王指出:天下定于一。乾隆皇帝正是这一思想的忠实信徒。十八世纪的清朝并不是建立在残暴专制的基础上的,《剑桥清代史》


第五章《乾隆朝》。
  '17' 参见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94、79、88;在阎宗临看来,就孟德斯鸠所用的资料论,将中国列为专制是完全错误的,因为中国政府保证两种重要的权利,即自由与私有权,页108。
  '18' 阎宗临:《中国与法国18世纪之文化关系》:法国大革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所以当时耶稣会将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实有非常重大的结果,《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102。
  '19' 马戞尔尼使团成员巴罗写道:在中国长时间以来,就存在“对不同宗教的普遍宽容”,这在欧洲是不可想象的(参见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23~24
  '20'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系刘松龄研究之二  '21' 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西洋人汪达洪启:西洋人来中国,不是奉本国王之命,不过听罗马府教宗准了才来,为发显天主的教,至于别的世俗事,总不想一丝一毫,阎宗临:《传教士与法国早期汉学》,页220。
  '22' 传教士的身份很容易遭到误解,有时甚至是很大的误解,其中之一,是认为传教士是秘密的政治间谍,罗斯:《变化中的中国人》(中译本,页136);至于这些误解是否像他说的那样已经解除,却是未必。
  '23' 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782):中国政府给他们的“酬劳”,仅供传教士一小部分需要尚虞不足,彼等所恃以为生者,盖为欧洲慈善家之捐款,就中以德意志捐款为巨。
  '24' 朴趾源:《热河日记》《审势编》。
  '25' 孟森也认为,清人存在迎合社会以博取民心、巩固统治的心理,《明清史讲义》,散见各处。
  '26'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24。
  '27' 《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年版,总页173。)
  '28'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11册,页4553。
  '29' 乾隆八年二月癸巳谕;《朗潜纪闻·三笔》卷1:乾隆间,杭堇浦疏凡十事,其言至憨激,部议当重辟。上仅令罢归田里,不之罪也。堇浦生平有此一节,亦不得以文人目之也。
  '30' 参见高王凌:“清朝历史的满洲特性”(未刊文稿)。
  '31' 乾隆三十一年九月甲戌,军机大臣等议覆,两广总督杨廷璋奏称,西洋人在京效力者,其乡信往来,向系澳门夷目,或在省行商雇人代为传递。嗣经奏准,严禁行商脚夫等,私行代递。但自定例以来,阅今六七年,未见有西洋人呈请转达奏咨之事。至询问傅作霖、刘松龄等,据称向来西洋人所有书信,其从京城寄至广东者,亦由提塘递送(《高宗实录》卷七六八),显然与事实不符。)
  附
  金川之役的另类解读
  乾隆十一年,中国南方发生了一起“教案”,因为私下传教,几位传教士的首脑人物被捕,翌年一位主教被“明正典刑”。至乾隆十三年,其余几位复在皇帝授意之下,在狱中被秘密杀害,对外则声称“瘐毙”。西洋传教士、耶稣会在中国的领导人、清廷钦天监正刘松龄(Hallerstein)对此愤懑异常,他既快意于“上帝的报复”,如皇子之夭折,皇后之猝死,朝廷亲信大臣讷亲之被杀,金川之兵败,更因清军战斗能力的下降,质疑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乾隆帝谕: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乃自去年除夕,今年三月,迭遭变故。而金川用兵,遂有讷亲、张广泗两人之案,辗转乖谬,至不可解免,实为大不称心。
  上谕中提及的“金川之役”,史称“大金川之役”,又曰“第一次金川之役”,以异于二十年后的“第二次金川之役”,即“小金川之役”。金川处于四川西北部,地势极为险恶,气候恶劣异常。乾隆十至十二年,在金川附近的“瞻对之役”中,清廷用兵二万,耗帑百余万,结果只草率了局。金川之役则耗费了军费近二千万两(当时一年岁入惟二千七百余万),调用十万官兵(加夫役几近二十万人),死伤数万,阵亡总兵、副将、参将等将领数十人(对方只有人口一万,战士数千)。
  据刘松龄说,战争最终以一个虚假的“胜利”结束,以之挽回朝廷在全国面前丢尽的颜面。'1'
  确实,这一场金川之战,就不像是清军在战场上以武力打赢了的。在替换讷亲的亲贵大臣傅恒从北京赴川途中,乾隆皇帝就已修改了他的目标,甚至在尚未找到一个体面的方式之前,就准备撤兵了。这是怎么达成的呢?这中间存在着怎样的“君臣斗智”,以致于让傅恒实现了“下克上”?
  一
  所谓“金川之役”,到乾隆十三年,已经打了两年之久。清军吃了不少败仗,却始终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战果。
  屡次失利之后,总督张广泗奏称,计贼现存不过四五千人,我兵汰其伤病及无用土兵,尚可三万余人。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密奏:大金川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番民不满万人,现在军营所集汉土官兵已至五万。因前敌相继败绩,将弁怯懦,兵心涣散。目前与其增兵,不如选将。请特遣重臣,能谙练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者,前往料理。'2'
  大金川人,《广與胜览图》,故宫博物院编《清史图典》《乾隆朝》,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页47
  乾隆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命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大臣,驰驿前往四川督办大金川军务。又命前大将军岳钟琪、傅尔丹,驰赴金川军营。
  六月,经略大学士讷亲驰抵卡撒军营,“督催过激”,令三日取刮耳崖,违者以军法从事。六月十四日,副将买国良中枪阵亡,两日后皇帝爱将、总兵任举遇伏阵亡。讷亲为之夺气,遂奏言筑碉以与大金川共险,不敢复言进攻,且事事俱听张广泗调度。张广泗则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将相不和,士皆解体。'3'
  九月二十八日,己卯,上谕:
  大金川用兵一事,不意讷亲至彼,张广泗既漫无成功,诸事推诿,而讷亲以羸弱之躯,复不能躬历行阵,惟图安逸。经朕督饬,究不能大有克捷。即摺奏一事。亦前后矛盾,于情形并不明晰。较之向日在京办事之勤敏精详,竟似两人。'4'
  命协办大学士傅恒取代讷亲,于到军营之日即授为经略,统领剿办大金川一切军务。寻晋傅恒保和殿大学士,奏章许于沿途开看。'5'
  十月壬午朔,上谕:
  朕自御极以来,大臣中第一受恩者,莫如讷亲……从前在京时,不过于军机奏到随常办理,从未向朕奏及逆酋猖獗如此、将来作何了局,……乃起程之时,全不踊跃。彼其意以为,军前调集大兵,指期克捷。胜则引为己功,即不胜,亦可奉身而退。至朕用人颜面所关,国家军旅之重,皆所不计,其隐衷已不可问。
  及至军营,张广泗方观望不前,而伊复茫无成算,措置乖方。朕待之两月之久,而所奏到,乃请建碉与贼共险……是其第一谋画,既已贻笑众人矣。自是始有申饬之旨,然犹日夜望其成功,而乃身图安逸,并未亲履戎行。……至前后摺奏,于所奉谕旨紧要情节,概不切实明白回奏。惟以浮词架空了事,竟有全未覆奏者。即同事之军前大臣等,经朕再三传谕,终不令其陈奏一字。
  在金川战场,名将张广泗、皇帝第一亲信大臣讷亲都失败了,年轻而缺乏战场经历的傅恒究竟有没有超过张广泗、讷亲的本领,能够保证这场战争的胜利?他有信心吗?皇帝有这个信心吗?这些恐怕都是没有把握的,
  至傅恒念切休戚,力图获丑,蓄志有素,甚可嘉尚。观其锐往直前、破釜沈舟之志,即可克期奏凯。然军旅之事,原难遥度,倘傅恒亦仍蹈故辙,纵使粉饰入告,自不能掩人自有公论,朕亦自有筹酌。但过犹不及,讷亲之失于不及,而观傅恒勇往之气,朕实虑其太过。
  但傅恒却取得了成功,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及了。
  自历次上谕看来,讷亲之罪,为偷安自逸,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此其一。
  不以实在情形入告;于道路之险阻,兵民之疲惫,一切艰难困瘁之状,从未据实入告(上谕中特别提出:“不知以经略亲信之大臣,摺奏中何事不可备陈,如汉文不能尽者,则用满文”),此其二。
  对傅恒来说,这些就是他行动的背景,也可说是他的“参照系”。他必须吸取讷亲的教训,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反其道而行”了。
  为此,傅恒不但要在这两个方面与讷亲有相反的“表现”,以取得皇帝的信任,而且要在第三个方面,即于“不经意间”,使得君上重新决策,修改方略,乃至“不战而胜”。当然,这只是他自己悄悄的打算,是一点不能对外透露的。
  首先,正是要像皇帝所说那样,“傅恒断不似讷亲之畏怯退缩”,而必须“锐往直前”,有“破釜沈舟之志”。现在,就是他该拿出行动来的时候了。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癸丑(公元1748年12月22日),傅恒出师,定于来年三月内全抵金川军营,大举征伐。'6'
  乙卯,出发后第二天,皇帝闻知大军沿途行走,部伍甚属整齐,“朕心甚为欣慰”。
  第三日,丙辰,谕军机大臣等:
  朕夜间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所奏事件,系寅刻拜发,计算大学士又复经夜不寝矣。大学士责任重大,此身尤宜保爱。
  在大军出发后第二日夜间,皇帝接到了傅恒的第一道奏摺,乃于寅刻(清晨4点前后)拜发,可见他连日行军外,一夜未睡。“闻大学士起身甚早,行走甚急”,特命吏部尚书达勒当阿等,嗣后朕所发事件,若在戌刻以后,即暂行收贮,“伊等乃朕特命随大学士前往之人,大学士亦应听伊等之言也”。
  戊午,第五日(初八),又谕: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奏报事件,系初七日巳刻于获鹿县封发。计初五日由京所发谕旨,按程应于初六日戌刻始抵获鹿。大学士接到谕旨,即办理覆奏,已需一二时。是日又有军营傅尔丹等奏摺,启封检阅,逐一覆奏,亦须数时,是又达旦未寐矣。
  看来傅恒于舟车劳顿之后,又一夜未睡。显然,傅恒这一次“押宝”是押对了,他不似讷亲之偷安自逸,就此博得了皇上的欢心——“大学士身体果然康健,精神果然好,饮食果然多?著达勒当阿等具摺奏来,不可隐饰”,——不错,与讷亲相比,他跟皇上的亲情更近,我们还不记得皇上曾如此对待讷亲呢。
  辛酉,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奏摺,……必系初八日到(榆次县)鸣谦驿,连夜办理定稿,初九日早起起程后,交司员发驿站者。
  足见傅恒之“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
  壬戌,第九日,谕军机大臣等:
  目今经略大学士按站前进,当此严寒短晷,冲冰雪,冒风霜,实乃劳苦,……此时乘骑星驰,以示与士卒同甘苦,实属可嘉。
  傅恒不辞辛苦,勤劳王事,不但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点都是无比重要的——而且,他已在“不动声色”之间,使君上修改了战争的目标,即不必“擒获用事头人”莎罗奔,而只需“捣其巢穴”就可以了,
  至攻剿事宜,如能生擒莎罗奔及郎卡献俘,固为大快。即或逆酋自知不免,先伏冥诛,或窜伏他部,而我兵能捣其巢穴,夺踞勒乌围、刮耳崖,或擒获伊用事头人,即当奏捷献俘。如青海之罗卜藏丹津……具有成例。其莎罗奔等釜底游魂,不过用兵一二千人,交岳锺琪等搜捕,必不能漏网。经略大学士应即回京,襄赞政务,不必定待莎罗奔之就擒也。'7'
  看来,一旦“劣迹斑斑”的张广泗、讷亲,为“处处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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