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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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节目的内容开始越来越尖锐，伊朗人被告知：“自由国家必须团结一致”“美国的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息息相关”，“自由世界的力量”正不断加强。此外还有一些强调苏联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报道：“共产党头目的目标是在全世界压制人类的自由。”甚至还宣称：“苏联教师把家安在废弃的、不能再运牲口的货车车厢里”，缺少取暖和基本的医疗设施，以及清洁的用水。
援助资金开始大量涌入伊朗，在三年里差不多翻了5倍，从1950年的1180万美元增加到1953年的5250万美元。援助的目标是促进伊朗的经济发展，稳定伊朗的政治文化并奠定其改革的基础，同时也为伊朗的自我防卫提供军事和技术支持。这是美国在中东打造附属国的开端。
美国人之所以愿意做这些事情，部分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英国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扶植这些中东政权，部分是因为需要对苏联的扩张作出反应。然而，这些都不是美国密切关注伊朗的主要理由。例如，1943年在德黑兰举行的同盟国重要会议上，无论是温斯顿？丘吉尔还是罗斯福总统，都觉得与国王见面是件麻烦事。换句话说，这二位都不愿意为此浪费时间。同样地，在第二年，因为其重要性有限，美国将沙特阿拉伯拒之门外。“那里对我们来说有点儿远。”罗斯福轻易地回绝了该国的经济援助请求。他还说，沙特最好还是去求助于英国，而不是美国。但在战争结束后，事情完全不一样了。“对于美国外交事务来说”，沙特阿拉伯一个国家就“比其他任何小国都重要”——原因就在于石油。
有一位叫作埃弗瑞特？李？戴高礼（Everette Lee DeGolyer）的勇敢的石油商人，他曾在俄克拉何马州学习了地质学，然后在美国石油业中赚到了第一桶金。战争期间，他来到中东对该地区现有的油田进行评估，对该地区的长期资源潜力和重要性提出意见，同时将其与墨西哥湾、委内瑞拉和美国本土的资源进行比较。尽管是保守估计而且附有说明，他的报告仍然令人震惊：“世界石油生产的中心正在从墨西哥湾…加勒比海地区向中东和波斯湾地区转移，而且这一转移将会一直持续，直到后者完全超越前者。”和他同行的一些人发回给国务院的报告更为坦率：“这一地区的石油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得到的最大馈赠。”
英国人也知道这一点，他们非常嫉妒在中东地区前景光明的美国。一位举足轻重的实业家告诉丘吉尔：美国人应该被告知离开中东，并且尊重英国业已取得的有利地位，“石油是我们在战后保留下来的最大的财富。我们应该拒绝同美国人分享我们这些剩下的资产”。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同样言辞强烈，他对试图回避他的美国国务院官员感到非常生气。英国政策制订者们对未来感到担忧：“美国意图夺取我们在中东的石油资产。”连首相本人都直接介入，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说道：“我对协商的进展表示担心。您知道，我只希望这不会影响贵我两国之间的公平。”
于是，英国和美国就如何瓜分这一世界上的重要地区取得了共识。哈利法克斯与罗斯福总统的会谈解决了这一问题：“波斯的石油是英国的，巴林和沙特阿拉伯是美国的，而伊拉克和科威特的石油则由两国共同分享。”这就像西班牙和葡萄牙在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以及盟国领导人在二战期间及战后马上达成的那些协议一样，干净利落地把世界分成了两份。
不过，美国人和英国人对于瓜分世界的方式截然不同。在美国看来，关键的问题在于石油价格在1945年至1948年间涨了一倍。而在此期间，美国的汽车数量增加了一半以上，机动车厂家的销售额涨了七倍。最初，美国对这一局面的反应被认为是比较开明的：那些拥有自然资源并且受到各方追捧的国家一定会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最明智的做法就是重新商议石油特许开采权的授权条件，并且是以体面的方式而非强迫威逼。
实行油田国有化的传言和威胁甚嚣尘上，这反映出世界的新秩序。一些石油国开始获得越来越多慷慨的、具有竞争性的新待遇。例如，美国石油富豪约翰？保罗？盖蒂（J。 Paul Getty）为沙特与科威特之间中立地区的开采权支付的费用，几乎是其他中东地区的两倍，这引发了那些受制于早期协议的国家的抗议。这不仅使得它们对资源被征用的方式感到不满，而且促使它们提出了国有化的要求，并变得更易受到共产主义花言巧语以及莫斯科示好行动的影响。
随着美国放低贸易姿态并重新商定了一些交易草案，美国和阿拉伯国家的石油收入比出现了明显的转变。例如，1949年美国财政部从西方石油公司财团阿美石油公司（Aramco）获得了4300万美元的税金，而沙特阿拉伯的收入是3900万美元；两年后，随着税收减免机制的修改帮助企业能够冲抵开支，企业交给美国政府的税金为600万美元，而给沙特的则是1。1亿万美元。这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沙特、科威特和伊拉克等国都重新制定了特许开采条款，这些新的条款更有利于当地的统治者和政府。
一些历史学家将这次资金流的重新分配与伦敦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进行的权力转移相提并论。但事实上，它的影响更像是发现美洲大陆以及随后的全球财富再分配。控制着特许开采权并且主要供应欧洲和美国的西方企业开始向中东输入资金，并因此开启了世界重心转移的过程。蜘蛛网般纵横交错的输油管道连接着东方和西方，标志着该地区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此时，在全球流动的不再是香料或丝绸、奴隶或白银，而是石油。
然而，英国人却没有像他们的美国盟友一样认清形势，他们有着别的想法。在伊朗，英伊石油公司成了抨击的焦点。原因很简单，缴纳给英国财政部的税金和支付给伊朗的授权费之间有着巨大的差距。尽管本地区的其他国家同样在抱怨从石油行业获得的利润太少，但是伊朗的分配失衡使得该国陷入了更为糟糕的局面。1950年，尽管阿巴丹是此时世界上最大炼油厂的所在地，但是这座城市自身的电力供应量仅仅相当于伦敦的一条街道；由于缺少学校，25000名学龄儿童中只有十分之一能够上学。
像在其他地方一样，英国进退两难、走投无路。头脑精明而且人脉广阔的美国国务卿迪恩？艾奇逊（Dean Acheson）认为，让英国人重新商定特许权条款几乎是不可能的。英伊石油公司由英国政府控股，自然被视为是英国及其外交政策的延伸。像东印度公司一样，英伊石油公司的企业利益和英国政府利益之间界限模糊。它的权力巨大，实际上就是一个“国中之国”，它的力量“就是英国的力量”。艾奇逊指出，如果英伊石油公司最终屈从让步并给予伊朗更好的条件，这必将“粉碎人们对英国力量和英镑最后的信心”。他预言，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英国将在数月内失去全部的海外资产。
艾奇逊意识到，伦敦对该公司严重依赖，这使得局势变得更加危险。他在电报中写道：“英国正处在破产的边缘，没有了重要的海外利益和无形的收益项目，她无法生存。”这就是为什么英国要运用所有的外交手段大肆宣扬迫在眉睫的苏联入侵威胁。艾奇逊对此一点儿都不相信，与他们的宣扬相反，“英国人最主要的目的不是防止伊朗落入共产党之手，而是要保住他们最后的财源”。
于是，当英国在1950年向伊拉克提供新的条件，并惹人注目地拒绝给予伊朗同样条件的时候，事态变得严峻起来。伊拉克石油公司的部分股权属于英伊石油公司这一事实就好像是在伤口上撒了把盐，在伊朗引发了强烈的反响。民族主义政治家猛烈地宣扬英伊石油公司的垄断是多么的邪恶，试图以此激起民众的愤慨。伊朗议会的一名议员称，伊朗所有的腐败都是英伊石油公司直接造成的。一位煽动者断言：“如果什么都不做，伊朗女人的罩袍早晚会从头上掉下来。”另一位议员说，让整个伊朗石油工业都被原子弹炸毁，也比被英伊石油公司用来剥削伊朗和其人民要强得多。摩萨台的态度没有这么生硬，据称他曾经说，如果他成为首相，他“不会与英国达成妥协”，相反，他将“用泥巴把油井全都封起来”。
反英的言论已经沸沸扬扬地持续了一代人，如今更是进入了主流舆论：英国是伊朗问题的罪魁祸首，绝对不能信任它；英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是万恶的帝国主义。伊朗民族尊严的缺失连同反西方情绪开始深入人心，这注定会造成深远的影响。
摩萨台迅速抓住这一时机，他呼吁：一切都到此为止了，是时候为保障伊朗繁荣和“捍卫世界和平”而战了。一项激进的提议在1950年底被提出，称伊朗人的利益不应与英伊石油公司分享，相反，“应该宣布伊朗的石油工业统统国有化，不允许有例外”。刚刚结束逃亡回到伊朗的卡沙尼（Kashani）是一位民粹主义阿訇，也是一位知名的反西方人士，他非常支持这项提议，并要求他的拥护者想尽一切办法促成这一转变。没过几天，伊朗首相阿里？拉兹马拉（？Alī Razmārā）遭到刺杀，之后不久，教育部长也遇刺身亡。伊朗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当摩萨台本人在1951年春天被议会选举为新一任的首相后，英国人最怕的事情成了现实。摩萨台立即通过了一项将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的法律，并且宣布即刻生效。伦敦的媒体和英国内阁都认为这是一场灾难。国防大臣声称，必须“要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尾巴可不会一直蜷缩着”，如果“纵容伊朗逃脱惩罚，那么接下来就会出现国有化苏伊士运河的尝试”。英国计划，如有必要，将向伊朗投放伞兵以保证阿巴丹炼油厂的安全。这些是伟大的帝国在倒下前的垂死挣扎，她徒劳地想要挽留昔日的荣光。
摩萨台继续咄咄逼人。1951年9月，他下令给英伊石油公司的英国员工一周的时间收拾行李并离开伊朗。除此之外，卡沙尼甚至还宣布设立了一个名为“憎恨英国政府日”的全国节日。英国已经成为伊朗所有坏事的代名词，并为政治联合提供了一个广泛的基础。摩萨台告诉一位美国高级外交官：“您不知道英国人有多么狡猾，您不知道他们有多么邪恶，您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玷污了他们所接触到的一切。”诸如此类的言辞使得摩萨台在国内大受欢迎，甚至在海外也声名鹊起：1952年，他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并当选为该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
英国人强行采取的拙劣措施未能奏效。面临失去英伊石油公司及其收入的危险，英国政府进入了危机状态，并宣布对所有伊朗石油实施禁运。英国的目标是打击摩萨台并使其屈服。英国驻德黑兰大使威廉？弗雷泽爵士（Sir William Fraser）认为，最快速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停止对伊朗的资助：“当（伊朗人）需要钱时，他们将五体投地拜倒在我们脚下。”
显然，这些发表在主流媒体上的类似声音几乎不可能为英国赢得公共舆论的支持，反而更加坚定了伊朗人的决心。到了1952年底，英国人已经不再相信制裁会取得效果，因此他们向刚刚成立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提出一项“推翻（伊朗）首相摩萨台的联合政治行动”的计划，即发动政变。政权更迭似乎又一次成为了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方法，而且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
美国官员对英国的提议表示赞同。中东地区的特工被赋予了尝试创造性解决方案的自由，以处理那些要么对美国不冷不热、要么与苏联打得火热的地区领导人。这群出身于东海岸特权阶层的、志同道合的年轻特工，曾经参与了1949年推翻叙利亚领导人的政变，以及三年后的赶跑肥胖、腐败、靠不住的埃及国王法鲁克（Farouk）的行动——该行动的非正式代号是“FF计划”，或称“胖子法鲁克计划”。
与一个世纪以前那些觉得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英国中亚特工，以及那些热衷于为苏联传递情报的对手们一样，迈尔斯？科普兰（Miles Copeland）以及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两个孙子阿奇（Archie）和克米特（Kermit）对特工事业同样极富热情。叙利亚政府倒台之后，这些年轻的美国人前往“十字军城堡和一些冷僻之地”旅行，并在沿途欣赏阿勒颇的建筑和风景。行动的决定往往就是在这些旅途中作出的。“我伪造的报告和你让你手下做的有什么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