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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天空的另一半-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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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许多妓女一样,茉姆染上了甲基安非他命8的毒瘾。妓院老板常给旗下娼妓注射甲基安非他命,让她们听话,并因依赖毒品而无法离开。她回到村庄之后,毒瘾发作无法自拔,不得不回到妓院注射毒品。
    但一旦注射了毒品,她就想离开妓院。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的伯纳德·克里舍又把她送到金边两次,并且资助她在那里安定下来,但是她每一次都在几天之后逃走,拼命想回到毒品的供应处。茉姆绝非“难缠的女人”,她很甜美,甚至甜到令人有点厌腻。她总是买礼物送给朋友,天天在佛龛前为朋友祈福。她渴望永远离开妓院,但是无法克服毒瘾。
    我们再到波贝镇时,已经是整整一年之后了。尼可走进茉姆的妓院时,正好撞见她,她流着眼泪连忙跑开了。直到冷静下来后,她才出来跪在地上请求原谅。
    “我从来没撒过谎,但是我骗了你。”她楚楚可怜地说,“我说我不会回来,但是我回来了。我不想回来,但我还是回来了。”
    娜思和茉姆的例子表明,许多娼妓既非自愿,亦非受到奴役,而是活在一个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灰色地带。茉姆回到妓院之后,老板准许她自由地和嫖客离开,她要是想逃跑,也很容易做到。但就因为毒品和欠债,她想走也走不了。
    几年过去了,茉姆年纪越来越大,接客价降至一回1。5美元。后来她多了一名室友,不接客的时候,两人就共享她在妓院的小隔间。这名新室友名叫温柔,年方十六,她是离家出走的:有一天她骑着家里的摩托车出去,结果摩托车失窃,她无法面对父亲的责骂,就跑了。人贩子说帮她在波贝镇找个旅馆清洁女佣的工作,却把她卖到茉姆待的妓院,她在那里被毒打,直到同意接客。茉姆成为她的看守者,确保她不会逃跑。
    茉姆在妓院里被虐待了多年,现在却似乎不知不觉地滑入了管理者的角色。如果继续下去,她就会成为年轻女孩进入情色行业的推手——或是打手,就像她自己曾经被打那样。奴隶晋升为监督者。
    然而那样的命运并没有实现——警方强制取缔妓院,结束了茉姆的经理之路。茉姆的老板是名中年妇女,叫作娑蔻儿,她总是抱怨这个行业艰辛。“赚来的钱仅能糊口,要做的活儿可多啦!”她坐在妓院兼全家住所的门厅里,总是这样哀叹,“再加上那些醉汉总是酒臭熏天又讨人厌,而警察只会伸手讨红包。”娑蔻儿的美梦幻灭了。一来是她丈夫在妓院里从不做事,只会没完没了地和妓女上床,这让她怒不可遏,最后终于跟他离了婚。此外,她也替13岁的女儿担心,女儿在门厅做功课时,随时都有喝得酩酊大醉的男人大摇大摆地闯进来,只要看到是女的,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乱摸乱抓。2008年,柬埔寨当局因西方逐渐增强的施压而强制取缔了性交易,这导致人贩子或妓院引进新女孩的成本提高,警方也开始向妓院老板索求更大的红包。附近任何一名警察都会顺道进来,勒索五美元。这样一来,波贝镇大约一半的妓院倒闭了。娑蔻儿气愤地表示她会改行试试看,说:“既然没赚头,不如早点收手,也许可以开个小杂货店。”
    其他妓院也没有一家要买进女孩。茉姆突然发现自己自由了,这让她既兴奋又恐惧。她嫁给了一名警察恩客,两人在男方家安定下来。2008年的圣诞假期,我们带上三个小孩,全家五口一起去柬埔寨,在波贝镇与茉姆愉快地相聚。“我现在是家庭主妇了,”她春风满面地跟我们说,“我再也不用接客了,我永远摆脱那样的日子了!”
    至于娜思,一开始因为村里没有其他店面竞争,她的杂货店生意很好。但喜上眉梢的日子并没有过太久,后来其他村民看到娜思财源广进,也相继开起店来。很快,村里就有了五六间店面。娜思的生意萎缩不少。
    更糟的是,娜思的家人还是把她当没有权利的傻ㄚ头来看,家里任何一名男丁只要需要东西,就直接去她店里拿——有时候付钱,有时候没有。有一次过节,娜思家族的男丁因为没有足够的钱来准备盛宴,就去她的店里洗劫一番。娜思抗议了。
    她母亲后来说:“娜思气疯了,她说我们整个家族都不准再靠近店铺一步,否则就完蛋了。她说她需要钱来进货。”但是在柬埔寨的农村,没有人会听一个没上过学的女孩说话,大家继续我行我素,她的店很快被掏空了,她也没有钱再补货。店面开张四个月,她的经商计划宣告失败。
    娜思觉得很丢脸,她跟几名闺友计划去城里找工作。人贩子答应帮她们在泰国找份洗碗的工作,但是要偷渡到那里得交100美元,她们没有这笔钱,只好欠人贩子的债。这是掌控女孩的经典方式:借她们高利贷,要是无法偿还,就把她们卖到妓院。
    娜思担心这样的风险,但是赚钱是当务之急。她父亲患了肺结核,不时会咳血,他们急需钱给他治病。娜思决定放手一搏。当她和她的闺友正要动身去泰国时,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的一名救援人员顺道来访,得知了娜思的情况。救援人员担心她们中了人贩子的圈套,劝娜思不要冒这个险。但是她还能怎么办呢?
    该机构的伯纳德·克里舍尝试了另一个方法。他安排娜思搬到首都金边,在莎波美容院学习理发,那是该市一家顶尖的美容院。娜思住在援助机构的大楼里,一边学习英文,一边在美容院工作,学习剪头发和修剪指甲。在一次化妆比赛上,她得了第三名,这鼓舞她更踏实地生活,把一切精力都投注在学习上。
    “我很满意娜思小姐的表现,她学得很认真。”老板莎波·蓝道说,但他觉得娜思有一个问题,“她不想帮人按摩,我已经跟她讲了好多次,但是她非常抵触。”娜思从来不敢跟莎波解释她畏惧按摩的原因。在“莎波”这样体面的美容院,按摩是跟性无关的,但是对于有娜思这种经历的女孩而言,想到要替人按摩,不管是哪一种,都会激起可怕的回忆。
    慢慢地,娜思更柔和了。她原本瘦,带着些忧郁,但现在圆润了些,也松弛了下来,有时候还很活泼,喜欢咯咯傻笑。她回到了一个少女该有的样子,男孩子也注意到了。他们喜欢逗她,她则一概视而不见。
    “我离他们远远的,”娜思冷冷地说,“我不想跟男生打情骂俏,我只想学做头发,想有一天能自己开美容院。”
    娜思打算等学业完成之后,先在一家小型美容院当美容美发师,积累些经验,一两年之后,她要在家乡附近的马德望市(Battambang)开自己的美容院,这样既可以照顾父亲,也能赚钱给父亲治病。
    没想到的是,娜思的健康状况开始下滑。她莫名地发烧和头痛,持续了好几个月,好不容易增加的体重又降了下来。她去马德望的诊所检查,医护人员给她做例行的艾滋病筛检。半小时后,他们交给她一张纸条,检验结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阳性。
    娜思如遭晴天霹雳。她走出诊所,那张纸在手中被揉成一团。在柬埔寨乡村,被确诊艾滋病有如被判了死刑,娜思不知道她还有多少日子可活。她日日以泪洗面,彻夜失眠。她这种人不习惯跟别人透露心中秘密或表达情感,但是压力在她内心愈积愈大,最后她终于告诉了我们。美国对柬埔寨援助机构试着安排她接受治疗,但是她认为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了。她的神经因为强烈的自我否定和愤怒而紧作一团。她打算回到村里,好在家人身边死去。这时,一名叫作索西亚的男子开始追求她。对于娜思这样的乡下女孩来说,他真是魅力四射:上过大学,会说英语,身材高挑,文质彬彬。他比娜思大,看起来更成熟。能找到娜思这样漂亮的姑娘,他也欢喜无比。但是造化弄人,娜思没有办法,只能板起脸把他打发掉。这对一个陷入爱情的男人来说,可没那么容易。
    “我爱上了娜思小姐,她却要我打退堂鼓。”索西亚说,“她跟我说:‘我很穷,又是农村的(他来自首都金边),别爱上我。’但我跟她说我依然爱她,至死不渝。”
    娜思也爱上了他。不久之后,索西亚求婚,她同意了。娜思跟索西亚说她曾经在波贝镇工作,跟一位美国新闻记者是朋友,但是她不敢承认曾经当过妓女,更不敢说她艾滋病病毒检验呈阳性。心中的秘密时时啃噬着她的良心,但她还是没有勇气说出实话。
    婚后不久,娜思怀孕了。带菌孕妇要是在分娩前服用卫滋这种药物,生完孩子后也不喂母奶,就可以大幅降低母体垂直感染的风险。但这样一来,她就得告诉丈夫她感染了艾滋病病毒,而且是在从妓时感染的。看着娜思和索西亚夫妻经历这些,我们感到非常心痛,因为索西亚是如此深爱着这个秘密危害他及他们孩子性命的女子。
    一天下午,我们坐在他们家外头聊天,索西亚跟我们说他父母瞧不起娜思,因为她曾经在餐厅工作过,他们认为女孩子做这种工作是很没面子的事情。“我父母气疯了,因为我告诉他们我会爱娜思一辈子。”索西亚说,“父母永远不准我回去了,说:‘选娜思还是选我们,你自己看着办!’我父母想把我们分开,把我送去马来西亚,但是在马来西亚虽然吃得好住得好,我还是非常想念娜思,我必须回到她身边。就算惹上麻烦,也永远不会离开她——即使挨饿,我也要跟她在一起。”
    听到这一番公开示爱的表白,娜思看起来心事重重,但是当他们四目相对时,便一起笑了起来。这原本该是娜思人生的巅峰,但是她骨瘦如柴,满脸病容,似乎已经进入艾滋病晚期。
    “她变得越来越虚弱了,”索西亚担忧地说,“通常孕妇会想吃东西,但是她食欲没那么好。”
    索西亚走开的几分钟,娜思转向我们,满脸憔悴。“我知道,我知道,”她低声说,听起来内心正经历一番天人交战,“我想跟他说,我试着跟他说,但是他那么爱我,他该怎么办啊?”她摇着头,哽咽了起来,“这是第一次有人真心爱我,我开不了口。”
    我们跟她说她要是爱索西亚,就得跟他明说。索西亚回来时,我们试着把话题导向娜思的健康。“你们夫妻俩都应该在生产前做艾滋病病毒检查,”尼可建议道,语调故作轻松,像是随意地提起,“感染方式无奇不有,现在检查是最好的了。”
    索西亚温和地微微一笑,不屑地表示:“我确定我太太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我从来不和其他女孩出去,也没上过妓院,她怎么可能感染?”
    我们后来又去拜访过娜思好几次,给她带食物和奶粉,让她吃得有营养一些,但是我们每一次看到她都心如刀割。在妓院短短的那段时间,带给她一个无药可救的绝症,而这个绝症正在让她、她丈夫和他们未出世的孩子步入穷途末路。她的生命似乎刚有好转,却又立刻跌入了谷底。
    后来产期将至,娜思同意再做一次检测。不可思议的是,这次的检验结果是:艾滋病病毒呈阴性。这次的检测比上一次还先进可靠,娜思之前确实看起来病重憔悴,但可能是结核病、寄生虫或精疲力竭之故。无论如何,她没有艾滋病。
    结果一出,娜思立刻觉得好了起来。她体重眼看着增加,很快地看起来更健康了。索西亚的父母因为孙子即将出世,原谅了他们夫妻,全家再度团圆。
    2007年,娜思生了一个大胖儿子,看起来强壮又健康。娜思在院子里抱着他时,眼里散发出喜悦的光芒。2008年年底,我们全家顺道再次拜访娜思和她先生,她把她儿子抱出来给我们的孩子看,小家伙摇摇晃晃地走路时,娜思乐不可支。她回到学校,修习美发的最后课程,她婆婆打算买下一间小店面,让娜思经营美容美发的小生意。“我知道店名要取什么,”她说,“就叫作‘尼可与伯纳德9’。”在经历了那么多的波折与障碍后,她又重拾了生命的重心。那名曾经在妓院里恐惧得发颤的女孩,已经被永远埋葬了。
    对我们而言,这则故事有三个教训。
    一、把女孩从妓院解救出来不仅复杂和困难,未来也是个未知数。解救她们有时候的确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重心放在预防及终止妓院运营上的原因。
    二、永不放弃。帮助他人是困难重重且变量很多的,我们的介入不见得总是成功,但是成功是可能的,而这些胜利之举无比重要。
    三、即使如此广泛的社会问题无法全面解决,能够减轻和缓和也是值得的。我们可能无法教育贫穷国家的“所有”女孩,或是防止“所有”妇女死于分娩,或是把囚禁在妓院里的“所有”女孩解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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