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的另一半-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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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珀用斯瓦希里语和非洲朋友叽叽喳喳说话时，看得出来她付出的同时也有了收获。她说：的确有那种时候，我想要的只是快速联机上网、一杯拿铁咖啡以及一条畅通无阻的公路。但是每天早上同事对我的热情招呼，就足以让我留在这里。我有幸拿着医院里等待瘘管手术的妇女所缝制的手提包，看到这些新技能如何让她整个人变得从容有自信；我的刚果朋友从大学一毕业就找到工作，我有幸跟他一同庆祝；我有幸看到之前没有机会上学的小孩，现在在学校里学习；我有幸与一个家庭一起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的收入增加了；我有幸与同事一起手舞足蹈，庆祝我们的计划得到了资助。我因身为第一世界的公民而享有各种机会，这是让我跟这里的朋友不同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我的职责就是让人人享有这些机会。
第六章 孕产妇死亡率——一分钟一名妇女
面临死亡危险时能有万全准备是最合理且最合时宜的事情，你现在就要身体力行。
——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
讲到那些士兵虐待狂般用尖棍戳裂迪娜器官的残酷行径，阅读本书的人是无法体会的，至少我们希望如此。然而，漠然也是一种残酷，只是更加温和也更加广泛而已。正是因为全球性的漠视不理，才会有300万名妇女像迪娜一样粪尿失禁。像迪娜那样的瘘管病患，在发展中国家是司空见惯的。但是在刚果之外的国家，造成瘘管的主要原因不是强暴，而是难产及分娩时缺乏医疗护理。因为对孕产妇的健康与分娩伤害重视不够，这些产妇大多都没有做手术修补瘘管。
每有一名迪娜，就有几百名玛哈苞巴·穆罕默德。玛哈苞巴出生在埃塞俄比亚西部，身材修长，肤色浅棕，一头细卷长发系于脑后。今天，多数时候她都能轻松地讲述自己的故事，偶尔会自嘲地笑笑，但有些短暂片刻，往昔的伤痛会从她眼里闪露出来。玛哈苞巴出生在季马镇附近的一座村庄，从小父母离异，由姑姑抚养长大。但是姑姑并没有让她接受教育，平时把她当仆人般使唤。于是玛哈苞巴和妹妹一起逃到镇上，靠做女佣来换取食宿。
“后来邻居说能够帮我找到更好的工作，”玛哈苞巴回忆道。“他用80比尔（相当于10美元）把我卖了。他拿到了钱，我却一毛也没分到。我以为要我到买主家工作，没想到他却强暴我、打我。他说他用80比尔把我买下来，不可能放我回去。我当时大约13岁。”
买主贾得有60岁了，他买下玛哈苞巴做二太太。在埃塞俄比亚乡间，女孩有时候仍会被卖去做工，或是给人做二太太、三太太，虽然这种情况越来越少见。玛哈苞巴希望大太太能温柔相待，不料对方却以打她为乐。“她总是趁他不在时打我，大概是嫉妒心作祟。”玛哈苞巴愤愤不平地回忆道。一时间，旧时苦痛涌上心头，她停顿了一会儿。
贾得夫妇担心她会逃跑，不准她离开房屋。她的确试了几次，但每一次都被抓回来，连吃无数记的棍棒与拳头，弄得全身一块紫一块黑，还流血不止。不久之后，玛哈苞巴怀了身孕，分娩将近，贾得放松看管，她终于在怀孕七个月时成功逃跑。
“要是留下来的话，可能会跟孩子一起被打死，”玛哈苞巴说。“我逃回镇上，但是当地人说要赶紧把我带回贾得身边，我只好继续逃，回到老家。但亲人已经不在了。我是别人的老婆，又大着肚子，没人愿意帮我。我想干脆跳河自杀算了，结果叔叔找到了我，让我住到他房子旁的一间小茅屋里。”
玛哈苞巴请不起产婆，只能试着自己生孩子。不幸的是，她的骨盆开口太小，胎儿卡在了产道里。这是少女生产常见的问题。七天之后，她陷入了昏迷，才有人请接生婆过来。那时，因为时间太久了，胎儿头部和玛哈苞巴骨盆之间的组织已经失去了血液循环并开始腐烂了。玛哈苞巴恢复意识时，发现胎儿已死，她的膀胱及肠子也失去了控制。她无法走动，甚至站都站不起来。这是神经损伤的后果，是瘘管常见的并发症。
“人们说这是诅咒，”玛哈苞巴回忆。“他们说：‘你受了诅咒，不应该再待在这里，你得离开。’”叔叔想要帮助她，但是婶婶担心帮助遭受上帝诅咒的人就是亵渎神明，力劝丈夫把玛哈苞巴带到村庄外头，让野兽吃掉她。叔叔内心天人交战，最后他给玛哈苞巴准备了食物和水，让村民把她移到村子边上的一间茅屋。
“接着他们把门拆掉，”她平静地说，“好让土狼来吃我。”果然到了晚上，土狼进来了。玛哈苞巴双腿动不了，她吼叫着，疯狂地朝土狼挥舞手中的棍子。一晚上，玛哈苞巴都在与把她团团围住的土狼生死搏斗。
她才14岁。
曙光初现时，她的求生欲望更强烈了。她明白自己唯一的希望就是离开这里。她曾听说邻村有个西方传教士，就开始往那个方向爬。一天下来，当她到传教士家门前时，已经半死不活了。被吓得目瞪口呆的传教士连忙把她抬到屋里，救活了她。再次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时，传教士带上了玛哈苞巴，把她送进了位于城市边缘的亚的斯亚贝巴瘘管医院（Addis Ababa Fistula Hospital）。
在那里，玛哈苞巴发现有几十名同病相怜的妇女。入院后，她接受了检查，沐浴，换上新衣服，学习如何清洗自己。瘘管伤员的腿部常有伤口，那是尿酸腐蚀皮肤造成的，经常洗涤能够消除这样的疼痛。医院里的女孩穿着夹脚拖鞋到处走动，聊天时不断有尿液滴下，医院职员开玩笑说这里是“水滩城”。地板一小时要拖好几次，而女孩们全都忙着交友聊天，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丢脸的。
该医院由妇科医生凯瑟琳·哈姆林（Catherine Hamlin）经营，她是名副其实的圣人。她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了埃塞俄比亚的贫穷妇女，虽然历经危险又困难重重，却也改变了无数像玛哈苞巴这样年轻女性的人生。又高又瘦的凯瑟琳，头发已经花白，她平时热爱运动，热情，温柔——除了人们称她为圣人的时候。
“我热爱这份工作，”我们初次见面时她不高兴地说，“我来这里并不是因为我是圣人，或是在做什么高尚的事情。我非常享受自己的人生。我来这里，是因为我觉得上帝要我在这里。我觉得自己在做好事，在帮助这些妇女。这是非常令人满足的工作。”凯瑟琳和已故的先生雷格·哈姆林（Reg Hamlin）于1959年从祖国澳大利亚来到埃塞俄比亚做妇产科医生。在澳大利亚，他们没碰到过一起瘘管病例，但在这里却时时碰到。“这些是世界上最应该得到同情的妇女，”凯瑟琳斩钉截铁地说。“得了这种病会很自卑，她们非常孤独。麻风病或艾滋病患者都有组织帮助，但是这些女性，没人知道也没人帮助她们。”
在西方瘘管一度也很普遍。曼哈顿曾经有一家瘘管医院，就在现在的华尔道夫饭店（Waldorf…Astoria Hotel）所在地。后来随着医疗进步，这种疾病几乎消失了。在发达国家，哪还有女性会陷入四天的难产——早在难产之前，医生就会做剖宫产。
1975年，凯瑟琳和雷格成立了亚的斯亚贝巴瘘管医院。医院坐落在山丘旁，是一组美丽的白色建筑群，中间辟有绿意盎然的花园。凯瑟琳是医院负责人，住在建筑群中央的一间温馨小屋里，她打算死后与丈夫一起长眠于此。凯瑟琳主持了超过2。5万次的瘘管手术，也培训了无数医生。她技术高超，不过依然有些病患由于身体所剩的组织不足以用来修复，只能帮她们做结肠造口术，把粪便从肚子上开的洞里取出来，储存在一个小袋子里，定时丢弃。手术后的病患还需要持续看护，于是她们被安置在医院附近的一个村庄里。
玛哈苞巴就是其中之一。物理治疗后她能够再度走路了，但还得接受结肠造口术。即便如此，一恢复行动能力，凯瑟琳就让她在医院工作了。起先玛哈苞巴只是换换床单被套，或是帮助病人洗澡。但是医生们渐渐发现她聪明伶俐，又急切地想要做更多事情，就给她安排了更多任务。她学习读书写字，进步神速。她终于找到了生命的价值。今天，如果你拜访那家医院，很可能会看到玛哈苞巴——而且是穿着护士服——她如今已晋升为高级护士助手了。
修补一个瘘管，大约要花300美元，而有九成左右是能够修补的。但是得了瘘管的大部分女性都是贫穷的乡下妇女，从来没看过医生，也没接受过医疗救助。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妇产科教授刘易斯·沃尔（L。Lewis Wall）马不停蹄地到处办活动，呼吁在西非设立瘘管医院。他估计，光是在非洲，每年就有3万～13万的瘘管新病例。12
玛哈苞巴在亚的斯亚贝巴瘘管医院的空地上。
（拍摄：尼可拉斯）
这些年轻的女性——通常还只是十五六岁的少女，一般患病后就会认定生命已经无望了，而不会去主动就医。她们因为身上散发排泄物的恶臭而遭到丈夫遗弃，或者像玛哈苞巴一样被隔离。最后，不是饿死，就是因产道感染扩散而死。
“瘘管病人是现代版的麻风病患者，”在瘘管医院与凯瑟琳共事的英国助产士鲁思·肯尼迪（Ruth Kennedy）说。“她们无依无靠，她们的声音没有人听到。这些妇女因为身为女性而被社会遗弃。要是男人碰到这种状况，就会有来自全世界的基金和补给品。”
美国电视节目主持人欧普拉在采访了凯瑟琳后，非常受触动，后来亲自参观了瘘管医院，还捐钱盖了一间新病房。然而，即便如此，孕产妇得到的关注依然很少，因为那些受到伤害或死于伤害的妇女，几乎一出生就受制于三项不利因素：身为女性、身为穷人、生活在偏远的农村。“女性在发展中国家遭到边缘化，”凯瑟琳表示。“她们是消耗品。”
的确，在贫穷国家，甚至连男性都缺乏健康护理。世界有11％的居民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他们得了世界上24％的疾病——而世界健康护理的花费中，只有不到1％是用来治疗他们的。其中孕产妇护理特别受到忽视，从来就没有得到过足够的资金。
2009财年，小布什总统竟然提议把美国国际开发总署在孕产妇和儿童护理方面的经费降低18％——也就是说仅剩3。7亿美元，平均下来每年每名美国人约1。2美元。
保守派强烈反对强制堕胎，自由派激烈争取堕胎权利，但是女性因难产而死的问题，一直缺乏群体的支持。民众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这可以算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工作的缺失。每天有数量相当于五架波音747乘客数量的妇女死于分娩，但是新闻几乎从来没有报道过这项议题。如何解决？我们应大声疾呼，领导起全球产妇拯救运动。现在，美国人花在孕产妇健康上的经费，还不到军事经费的0。05％。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05年有53。6万名妇女在怀孕或分娩时丧命，这样的死亡人数30年来几乎没有退减。儿童死亡率已大幅下降，人类的寿命已延长不少，但是生育的致命程度依然跟以前几乎一样——每一分钟就有一名孕产妇死亡。
孕产妇死亡有99％发生在贫穷国家。最常见的衡量方法是孕产妇死亡率（maternal mortality ratio），即每10万个活产当中，有多少名产妇死亡。不过统计数据通常非常贫乏，只能概略地估计。爱尔兰是世界生育最安全的地方，孕产妇死亡率是1/100000。美国有较多女性没有得到适当的医护，孕产妇死亡率是11/100000。相较之下，南亚（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孕产妇死亡率平均是490/100000，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是900/100000，而塞拉利昂的孕产妇死亡率是全世界最高的，达2100/100000。孕产妇死亡率所计算的是单次怀孕的风险，而贫穷国家的妇女一生怀孕多次，因此统计学家也计算了死于生产的终身风险。世界上终身风险最高的是西非国家尼日尔，该国妇女死于分娩的概率是1/7。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死于生产的终身风险概率是1/22。印度虽然建了那么多宏伟壮丽的高楼，一名印度妇女的一生，依然有1/70的概率死于生产。相较之下，美国死于生产的终身风险概率是1/4800，意大利是1/26600，而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