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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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发行的新法币。按照正常的兑换率；两种纸币价值大致相等；也就是说兑换率应是一比一；可是公布出来的兑换率竟然是两百比一——用两百面值的储备票；才能兑换一面值的新法币。结果；拥有大量重庆钞票的国民党大员和将领瞬间成为巨富；就连薪金很低的来自重庆的公务员也发现自己像中了彩票一样；手里的那点新法币的价值突然间膨胀了整整两百倍！有资料说；仅南京一地；国民政府大员在兑换中获得的暴利价值三十万两黄金。
由于“接收”已经成为致富热点；来自中央系统、行政系统、军事系统、地方系统；再加上行业系统的“接收机构”相继冒出；最后连国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个接收机构。根据官方有限的统计：天津二十六个；杭州二十八个；北平三十二个；上海八十九个……各“接收机构”之间常常发生剧烈的冲突。那些价值较高的“接收”目标；往往被地方机构抢先接收；但是随后又被开到这里的军队将领派兵抢走。于是；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到达后；不得不与军方展开讨价还价的谈判。最终；所有财产和物资殊途同归；统统进了军阀和大官僚的私囊。
野蛮的原始掠夺造成了社会生活的迅速崩溃。
一九四六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高达三万五千八百八十一亿元；为财政总收入的一倍。而通货膨胀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米价为每担六万元；六月上涨到每担五十万元；十二月涨到每担一百一十万元；物价比抗战结束时上涨了六万倍。
官富民穷的畸形统治终于面临着统治根基的倾覆。
两年以后；当蒋介石都已确信国民党政权垮台在即时；面对国民党军上百位高级将领；他有过这样直言不讳的检讨：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共匪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为饥饿所迫；全国四十多个城镇；包括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接连发生了抢米风潮；国民党无一例外地宣称这是共产党的煽动和组织；这些城镇的城门上因此挂着“共党首要分子”血淋淋的头颅。紧接着；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面对血腥镇压。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一个没有任何凶兆的平常日子；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和夫人走在昆明的街道上；突然；李公朴跌倒在地。夫人以为他不小心摔了；企图把他搀扶起来；李公朴呻吟道：我中枪了。——一粒子弹由腰部射入至腹部穿出。他立即被送往医院；不久就停止了呼吸。气绝的那一刻；将“在中国办一份民主报纸”视为人生理想的李公朴连声说：“我为民主而死！我为民主而死！”
刚刚就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听闻这一“残忍的消息”后说道：“怎么能向长袍里裹着的那颗心开枪？”
中国的民主人士高喊：“经过几百年的考验；民主是不怕暗杀的！”
中国的热血青年高喊：杀了李公朴、闻一多；杀不完全国的人民！人民是多数的；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多数万岁！
对于苦难的中国来讲；最大多数的人是谁？
中国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这个生存能力最脆弱；生存条件最恶劣；政治和经济地位最卑微的群体；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基石。
就在国民党政府大员和军队将领忙着进城“接收”财富的时候；共产党人提出的口号是：“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的衣服”；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并确定以能否深入农民群众为考察共产党员品格的尺度。——一九四六年底到一九四七年初；在东北凛冽的寒风和狂暴的大雪中；共产党的干部们敲开了一户户赤贫农民的家门。然后他们用恳切地语调描绘出人人平等的美好生活景象；去打动那些对他们心存疑惑的庄稼人；他们用最坚决的手段将垄断土地的大地主和大恶霸从深宅大院中拉出来；让他们面对世代遭受压迫的赤贫农民的控诉。这些残酷的利益盘剥、人身损害以及生活中的种种悲伤往事；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与土地的占有和归属相关。因此；当东北平原肥沃的黑土地上插上了张三李四的名牌；土地的新主人们兴奋得深更半夜蹲在地头上发呆；直至想及世道何以天翻地覆时；农民们终于明白了只有共产党人能他们过上拥有土地的好日子；他们支持共产党建立农村民主政权的热情无法遏止地迸发了。——中国革命史形容那时发生在中国北方农村的革命行动为“暴风骤雨”。
历史证明；共产党人在东北地区开展的大规模土地改革；对东北地区解放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最大多数”一词出现在毛泽东笔下；是在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困难的时刻。那时；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想把位于陕北与晋北交界处的佳县打下来；以缓解胡宗南大军进犯陕甘边区的压力；但临战却发现胡宗南部已将这一带抢掠一空；部队由于极度缺粮根本无法打仗。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如果仗打三天；部队就需要十二万斤粮食。他请来佳县县长张俊贤；让他想想办法。张县长说：“把全县坚壁的粮食挖出来；够部队吃一天；把全县地里的青玉米和谷子收割了；还可以吃一天；剩下的一天；就把全县的羊和驴都杀了！”战役打响了；佳县百姓的支前队伍扛着拉着从各家各户凑来的粮食、驴和羊；共产党官兵打到哪里他们就一步不离地跟到哪里；而在战场的后方；佳县的男女老少吃的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光了就吃观音土。战后很长时间内；这个县都看不到羊和驴。毛泽东十分感动；他给佳县县委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面。
一九四六年底；在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进逼下；共产党解放区危机不断；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坚信自己置身于让他们感到充满信心的“最大多数”之中。
因此；他们有决心最终赢得战争。
和平已经死了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一日；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被国民党军攻占。
内战爆发时；晋察冀解放区的面积约五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两千六百多万；拥有大小城镇九十六座；首府设在张家口。晋察冀军区司令兼政委聂荣臻；副司令员萧克；副政治委员刘澜涛。下辖四个纵队。总兵力二十四万。
一九四六年六月；内战初起的时候；国民党军在这个方向的作战意图是：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分割晋察冀解放区、晋绥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集中兵力夺取共产党占领的张家口市。而中共中央给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部队下达的任务；恰与国民党军的部署针锋相对：夺取平绥路、同蒲路和平汉路；占领大同、太原、石家庄和保定。
夺占“三路四城”；这是一个以占领交通线上的主要城市为目标的庞大作战计划。夺取大城市仍是共产党人的急切向往；这一向往至少在那个历史瞬间严重脱离了对敌我力量的正确判断。
一九四六年六月发动的晋北战役；其作战目的就是：切断同蒲路北段的交通；割断大同与太原间的联系；并“相机夺取大同”。
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七月对于原定战役目的来说；共产党军队仅仅是控制了太原至大同之间的部分铁路段。
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的战役设想是：第一步拿下大同；然后集中三个纵队出击平汉铁路；最后向正太路攻击；目标是另一座大城市——石家庄。
八月十四日；攻击大同城关的战斗开始。
大同外围的守军都退回了城内；兵力充沛；火力凶猛；工事坚固；共产党军队在初步攻击中就已显露出很可能“久攻不下”的迹象。此时；决定战场胜负的意外情况在战场之外发生了：就在共产党军队发起大同战役的四天前；蒋介石已经将属于阎锡山的战区划拨给了傅作义。
九月三日；傅作义出兵了。傅作义的六个师、四个纵队及一个保安旅和一个炮兵团兵分北、中、南三路向集宁发起进攻。此时；聂荣臻部对大同城的攻击还在艰苦而缓慢的进行中。傅作义的重兵增援令聂荣臻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旦傅作义的援军到达战场；攻城部队必将面临十分危险的处境。如果放弃对大同的攻击；那么整个战局就在顷刻之间迅速恶化；后果对于晋察冀和晋绥解放区同样不堪设想。那么；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留一部分部队继续保持对大同的围攻；迅速调集主力部队北上迎战傅作义。
但是；从大同前线转去打援的部队刚刚出发；前面就传来一个坏消息：卓资山阻击线已被傅作义部冲破。
卓资山失守；令聂荣臻感到了事态的严重。
中央军委在来电中对傅作义下一步的作战方向进行了预测：一是在卓资山停下来；二是攻击平凉；三是攻击集宁。大同前线指挥部决定部队停下来；等局势清楚了再行动。
等待的决定造成了再次失策。从当时双方集结的兵力上看；共产党军队一方仍占据优势。即使卓资山丢失；只要派出得力的侦察部队；严密监视傅作义的行动；保持各部队之间以及与大同前线指挥部的联络；随时对敌情作出反应；战场是存在迅速寻找战机的可能的。但是；侦察既不严密；通讯也不畅通；整整两天都没判断出傅作义到底要在哪个方向上作战。直到九月八日晚上；傅作义部主力已从平绥铁路的北侧秘密移动到集宁城下时；大同前线指挥部这才猛然醒悟傅作义要打集宁了。
塞外的九月；天寒草衰。
共产党官兵穿着单衣从四面八方火速向集宁疾进。此时；傅作义部已经开始了对集宁的攻击。
集宁守城部队只有绥蒙军区的两个团；以及配属作战的二十七团。
九日；晋察冀和晋绥主力部队的先头部队经过上百里的急行军赶到集宁城下。十一日；晋察冀军区陈正湘的第四纵队赶到了；阻击作战于这天晚上打响。但是——也许是因为战役前线指挥部远在大同方向的缘故；通讯的不畅导致无法迅速掌握敌情令战机稍纵即逝——十二日整整一个白天；聂荣臻部没有组织大规模的攻击；这让傅作义得到了宝贵的整顿部队的时间。
十二日傍晚；聂荣臻部的反击再次开始。已经重新部署了兵力的傅作义部在空军的配合下攻进集宁城的西南角。这时候；傅作义的精锐部队一〇一师到达了集宁附近。
大同前线指挥部命令：暂时停止对集宁的总攻；主力迅速集结向西；前去歼灭增援的一〇一师。
这是一个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如今都难以理解的军事命令。
临时改变作战方向；令部队仓促间开始移动。事先没有必要的侦察；道路和地形陌生；各部队行动没有达成一致；结果攻击一〇一师的行动不但没有取得效果；反而让集宁城下的傅作义部迅速恢复了阵地；并开始了策应一〇一师的战斗。战场形势急转直下；聂荣臻部由攻击转为阻击；当阵地全部被突破后；部队不得不紧急撤退。
集宁的失守和主力的受损导致大同已无法攻克；十六日聂荣臻部撤围大同。
大同、集宁战役的失败；是共产党人在战争初起时经历的切肤之痛。
九月十日；蒋介石下令从东西两面向张家口发动攻势：“以第十一、十二战区之主力；沿平绥路东西并进；向张家口攻击。以东北兵团之一部围击张家口附近匪军而歼灭之；并折断其退路。”
这一作战部署被打入国民党军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获得；因为情报重要；在北平军事调处工作的晋察冀军区作战科长杨尚德专程回到张家口；他的突然出现让聂荣臻十分诧异。当聂荣臻看到从一支“顶球牌”香烟里取出的这份情报时；顿时感到形势的严峻。
是坚守还是放弃张家口？在晋察冀军区高级干部中；持两种不同主张的人旗鼓相当。认为张家口守不住的理由是：敌人兵力火力强大；如果不是主动放弃；到作战失利时败退；损失将是巨大的。主张坚守的理由不是来自事实而是出于情感：张家口是日本投降后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唯一一座大城市；怎么能轻易丢掉了呢？
九月十五日；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作了《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力争战胜敌人》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便可以看出；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会后；晋察冀军区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在敌东西夹攻张家口的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
此时；张家口成了诱敌的一个诱饵；如果不出意外；不但可以在运动中大量歼敌；甚至有可能粉碎国民党军占领张家口的企图。按照蒋介石的本意；他希望占领张家口的是他的嫡系孙连仲部；他并不愿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