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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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三人睡在榻榻米上，将与梁启超有往来的人，一个个地排列出来，但到底猜不出明天来横滨的是哪一个。
四 智凡带来了八指头陀的信：朵朵莲花托观音
薄薄的晨雾中，从东京开往横滨的首班列车在奔驰着。第三节车厢靠窗边的硬座席上，坐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穿着一身硬挺的黑呢制服，一行密密的黄铜大扣，从最下一颗一直扣到最上一颗，连两排风纪扣也扣得紧紧的，寸把高硬衣领托起一张清秀的面孔，头上的黑呢鸭舌帽戴得端端正正。他直挺挺地坐着，两只手掌平放在大腿上。火车在高速前进，时有晃动，他却纹丝不动，背与靠垫始终保持着三四寸宽的距离。此人尽管眉眼稚嫩，身板单薄，但看得出，是一个受过严格训练的有着标准军人气质的青年。他，就是已改名为蔡锷的当年时务学堂的学生蔡艮寅。
从上车以来，蔡锷一直面无表情地闭着嘴巴，不讲话，就连与身旁的同座者都没有打一声招呼。他微微侧着头，盯着窗外飞逝的树木农田，一眼不眨，模样很是平静，甚至冷淡，其实，他的脑海里正在波浪起伏，滔滔滚滚。
五年前，正当十六岁的小蔡艮寅在时务学堂刻苦攻读新政时，政变发生了，一夜之间中国全变了样。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徐仁铸均被革职充军，时务学堂被强行封闭，提调熊希龄押交原籍凤凰县看管，中文教习唐才常逃到日本，秘密组织自立会，筹建勤王自立军。学生们风流云散。蔡锷不愿回家乡，集合五六个好朋友来到上海入南洋公学。到上海后得知恩师梁启超在日本，他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去，辗转几个月以后，梁启超居然收到了。梁知蔡是个有志少年，尽管他自己经济十分拮据，还是想方设法凑集了一百多块银元汇给蔡，于是蔡和他的几个同学得以来到日本。
那时梁启超住在东京，大家都身无分文，租不起房子，便都挤在梁的小房子里。晚上就在地板上睡觉，早上起来把被子卷起堆在角落里，生活十分清苦。但蔡艮寅和他的伙伴们心情却很舒畅。因为他们在这里可以和梁师一起，无拘无束地高谈国事，骂朝廷，骂西太后，又亲眼看到了日本国的富强，可以在它的国土上学习它的成功经验。年轻的爱国者们，心里正燃烧着烈火般的热情，充实的精神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欢悦，十倍百倍地超过了因物资困乏而产生的烦恼。后来，梁启超从华侨中为他们募得一点钱，将他们安置进了学校。蔡进了梁任校长的大同高等学校。他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常常饿着肚子勤奋钻研各门学问。蔡艮寅这种刻苦耐劳的性格，得力于贫寒家庭的磨炼。
蔡艮寅的祖父是一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娶妻张氏，生有两个儿子，一家四口艰难度日。有一年宝庆府遇到大饥荒，夫妻二人在挖野菜回家的路上，见一棵枯树上吊着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小姑娘衣衫破碎，骨瘦如柴，他们知道这一定是受不了饥饿而上吊的。穷人心善，很是怜悯，夫妻二人便把那个小姑娘从树上放下来，打算找块破席包好埋掉。正在卷席子的时候，张氏忽然发觉小女孩胸口有一丝热气。“还没死！”张氏惊喜地对丈夫说。“赶快把她抱回家去！”丈夫说着，便把小姑娘放到背上，一步一步驮回家。张氏给小姑娘灌了口温开水，过一会，小姑娘活过来了。张氏满心欢喜，又将家里仅有的几粒米熬了一小碗粥，让她喝了。原来，小姑娘一家全都饿死病死了，她又苦又饿，没奈何寻上了短见。张氏可怜她的命苦，又想起自己家贫，今后儿子大了娶媳妇也难，于是把小姑娘作为童养媳收留在身边。五年后，让她与长子圆了房。第二年，她就给蔡家生下了艮寅。艮寅的父亲那时学做裁缝。农民饭都吃不饱，一件衣服穿几十年，裁缝的生意可想而知。家里苦，艮寅无法读书。附近有个私塾先生叫樊锥，见艮寅长得聪明伶俐，就免费让他来读。艮寅天资颖悟，过目不忘，十三岁便中了秀才。后来樊锥来到时务学堂做教习，便把他也带了过来。就这样，蔡艮寅成了梁启超最得意的弟子。
蔡艮寅来东京不久，偶尔去弘文学院，意外地发现了樊锥也在这里读书，师生异国重逢，倍加欣喜。后来梁启超迁居横滨办《 新民丛报 》，蔡、樊常常去横滨与梁聚会。庚子年，蔡艮寅应唐才常之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起义很快便失败了，唐才常惨遭杀害，蔡艮寅再次逃到日本。起义的失败，使他深刻认识到军事的重要，决定弃文习武。梁启超非常支持，向他的朋友士官学校的教务长佐滕义夫推荐。佐滕接纳了蔡艮寅，将他编进第三期骑兵科。入校前，梁启超对他说：“你现在是军人了，应该有个相称的名字。古诗说‘莲花穿剑锷，秋月掩刀环’，锷者，宝刀也，你就以‘锷’为名吧！”从那时起，蔡艮寅便改名蔡锷。
蔡锷怀着“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囷”的崇高抱负，在士官学校勤奋学习各种军事技艺，门门功课优异，与蒋百里、张孝准一起，被誉为士官三杰。上个月，他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校方奖他一枚菊花勋章。
这时，国内各省都在筹建新军，蔡锷在士官学校的杰出表现，受到了国内的重视。湖南、江西、广西、云南等省都有人来与他联系，聘请他为军事教官。旅居日本多年了，蔡锷无时无刻不想念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想念自己那些在贫困中挣扎的父老乡亲，在这里求学求知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救国救民。现在就要取道横滨回国了，满腔热血的青年志士的心潮，能不汹涌澎湃吗？
“梁先生！”蔡锷笔挺地站在篱笆墙外，轻轻地叫了一声。
“来啦！”一个人边答边从室内走出来。
“重子，你怎么在这里？”蔡锷见走过来的是杨钧，大出意外。原来，去年夏天蔡锷听说杨度到了东京，便来弘文学院找他，适逢他外出，没有见到。冬天，蔡锷又一次去拜访，却不料杨度回国去了。今年初夏，他第三次来到弘文学院，寻访樊锥、黄兴、刘揆一等人。揆一告诉他，杨度的弟弟杨钧来了，也在弘文学院。蔡锷便立即去见杨钧，二人相见，谈得十分投机。恰好那几天杨钧同宿舍的几个同学游富士山去了，蔡锷就住在杨钧的宿舍里，一住五天，成了好朋友。
“卓如兄说今天有个人来，原来就是你呀！”杨钧一把抱住蔡锷，很是亲热。
“重子，听说你哥哥来了，也在这里吗？”
“松坡兄弟，是你呀！”
正问时，杨度笑呵呵地走了出来，后面跟着王代懿。
“五年不见面，你长成一个英俊挺拔的大人了！”杨度紧握着蔡锷的手，将他上上下下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我去弘文学院找过你两次都没找到，没想到你回国考状元去了。”
蔡锷跟杨度说着话，又同时与代懿亲热地打着招呼。
梁启超夫妇出门，对大家介绍：“松坡从士官学校骑兵科毕业了，我们给他订了十日去上海的船票。”
代懿因为和蔡锷同学军事，遂特别关心他的去向，忙问：“到哪个省的军队去供职？”
“现在还没定，回国后再说。”蔡锷答。
梁启超说：“大家都进屋，吃过饭后我们一起去总持寺，横滨佛教界今天下午在总持寺开斋筵，招待三位从国内来的高僧。我已经跟住持恒静长老说了，我们都去参加。”
众人都很兴奋，杨度更是欢喜。因为那年他在密印寺偶尔听智凡法师说过，禅宗派生的五宗七派，其中曹洞宗在中国本土日渐衰微，自从唐代传入日本后，在日本岛上大炽。现在中国研究曹洞宗的，反而要到日本去求学。日本曹洞宗的总本山为横滨的总持寺，它管辖全日本一万五千个寺院。去年杨度就想看看总持寺，但苦于没有机会，现在跟几个好朋友，尤其是与号称对佛学深有研究的梁启超一起游寺院，那更是有趣的事。
总持寺在横滨西郊，离山下町有十二三里路，五个男子汉都是年轻人，既不坐车，又不骑马，大家一路步行，观看初冬的野景，谈谈都感兴趣的话题，不知不觉就到了。
总持寺果然不愧为日本曹洞宗之首寺，梵宇高大，气魄宏伟，老远就给人一种名刹宝寺的庄严感。梁启超指点着院墙殿堂向大家介绍：“当年和圆法师乘槎过海去大唐国取经，那时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均香火旺盛，信徒众多，和圆都不取，一路餐风宿露托钵化缘，来到江西宜丰县洞山，参谒镜峰法师，正听见镜峰法师向众僧传授曹洞真谛。”
“什么是曹洞宗真谛？”代懿插话。他对佛学无研究，但有兴趣。
“莫打岔，听卓如说。”杨度对曹洞宗略知一些，但不及对沩仰宗的了解，他正要向梁启超求这方面的知识。
“曹洞宗的真谛嘛，你听着。”果然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维新派领袖，梁启超流利地念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逢不相识，隐隐犹怀旧月嫌。偏中正，失晓老婆逢古镜，分明见面别无真，休更迷头仍认影。正中来，无中有路隔尘埃，但能不为当今讳，也胜前朝断舌才。兼中至，两刃交锋不须避，好手犹如火里莲，宛然自有冲天志。兼中到，不落有无谁敢和，人人尽欲出常流，折合还归炭里坐。”
“真有味！什么‘失晓老婆逢古镜’，和尚不娶妻，曹洞宗的祖师爷倒把老婆编进了他的真谛。”代懿一句话，把大家都逗得笑起来。
“这是说的什么东西，我一句都没听懂。”蔡锷不敬神不信佛，他觉得这些玄而又玄的语言甚是无味。
“卓如，据说这就是曹洞宗的五位君臣之说，是吗？”杨度问。
“正是的，看来晳子对曹洞宗有研究。”梁启超笑着说。
“我哪里有什么研究！我是那年在密印寺里偶尔听一个和尚说过，但你的这一席真谛，我一句都背不出。”
“卓如兄，你给我们略为讲解下吧，也启启我们的愚蒙。”杨钧央求道。
“我把刚才的故事说完，你们就懂了。”梁启超扫了一眼四位同胞，除蔡锷在东张西望外，其他三人都在认真听。“当年和圆法师也和你们一样，对真谛一点都听不懂。他问镜峰法师。镜峰说你在这里挂单吧，住三个月你就懂了。和圆就在洞山挂了单。从此，他白天听经，夜里琢磨。三个月后，他真的豁然开朗了。有一天，他对镜峰说：‘法师，弟子明白了。这正中偏，指的是君，是正位，是空界，本来无物。偏中正，是臣，是偏位，是色界，有万象形。正中来，是君视臣，是正中偏背理就事。偏中至，是臣向君，是偏中正舍事入理。兼中到是君臣相合，是冥应众缘，不坠诸有，非染非净，非正非偏。”
杨度默默地听着，似懂非懂。
杨钧摇头：“我还是什么都没听懂。”
代懿嚷道：“这与‘失晓老婆逢古镜’有什么相干！”
只有蔡锷，他根本就没有听讲，他在欣赏总持寺精美的建筑和来来往往穿着和服的善男信女们。
“不懂就算了，看来你们前生都无慧根。不说了，干脆看殿堂和菩萨吧！”其实梁启超自己也不甚懂，再往下说，他也讲不清了，便就势刹住。他指着大雄宝殿说，“这是和圆法师从中国回来后，按他自己所临摹的白马寺建的殿堂。”
大家这时方才认真欣赏总持寺那一座座大殿堂，果然与中国的禅林名寺相差无几。假若把那些前来朝拜的男女都换上马褂旗袍，真的就像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
“晳子，我看这总持寺很有点像你们长沙的开福寺，你说是吗？”梁启超问杨度。
“是的，我看也有点像。”杨度答道。
“看见了它，我就想起在长沙的日子。我在时务学堂的时间虽不长，但在心里刻下的痕迹却最深。”梁启超由总持寺想起了开福寺，又从开福寺想起了时务学堂，从时务学堂想起了为维新变法而壮烈献身的谭嗣同、唐才常。想到这里，他情绪激动起来，颤抖着声音说，“我永远不能忘记在长沙所结识的朋友。”
王代懿与杨钧已走到前面去了，杨度与蔡锷一左一右地走在梁启超的两边，听了他的这句肺腑之言，二人都清楚此时梁启超所怀念的是谁，一时都沉默着，缅怀着。无疑，谭、唐也是他们心中所崇敬的英雄。
“晳子，松坡，你们是湖南人，我是广东人，四五十年前，我们广东人与你们湖南人打了十多年的仗，结果湖南人赢了，广东人输了，至今还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