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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2章

杨度-第1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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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岁月中,结为群体的人的力量增强了,就存在下来了。反之,不结成群体的人抵抗不住自然灾害,就淘汰了。在物竞过程中证明了群体的重要,然后才有巩固群体的道德观出现,即善心的出现。所以,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进化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种族和社会。不过,赫氏也有他非常可取的一面,即人毕竟还是有别于动植物之处,通过自力自强是可以改变现状的。所以我还是最看重赫氏这部书。”

  得到了老头子的赞同,招来了他的兴致,杨度游说的第一步成功了。他有意再将老头子的兴致提高:“老先生,您能同意我的看法,这是对我的极大鼓励。我们中国人目前需要的正是这种认识,既看到优胜劣败的严酷事实,同时又要相信自己是可以转劣为优转败为胜的。我最喜欢《天演论》最后的那几句诗,您译得真是太好了。”不待严复的答话,杨度便自个儿背起来,“挂帆沧海,风波茫茫,或沦无底,或达仙乡。二者何择,将然未然。时乎时乎,吾奋吾力。不竦不戁,丈夫之必。”

  这几句诗一背,果然大大引发了严复的兴头。毕竟是自己一生心血结成的最为得意的硕果,面前的这个后辈既对这部书如此的珍重,又有这么强的思辩能力。作为一个睿智而深刻的思想家,一个热情而冷静的爱国者,严复能拒绝与优秀后辈的深谈吗?他正要打叠精神与杨度好好谈下去,却不料一阵咳嗽,使他的胸部又疼痛起来。严赚忙从书房里出来,帮助老父抚胸擦背。

  杨度见状,忙起身说:“老先生,我的秘方虽一时不能寄来,但我有一个医术极高明的德国医生朋友。我明天请他给您瞧瞧如何?”

  严复信西医胜过信中医,德国医术之精是他素所佩服的,遂点头答应。

  第二天上午,杨度通过袁克定,将袁世凯的保健医生德国人希姆尔博士请来严宅。希姆尔久闻严复大名,对他很尊敬,且两人又能用英文流利交谈更增添了几分亲切感。希姆尔仔细地对严复进行诊断,给他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约定三天后复诊。

  三天后,杨度又陪同希姆尔来了。希姆尔又给严复打了一针,又留下一小瓶药丸。就这样,杨度陪着希姆尔来了五次,给严复打了五针,吃下五小瓶药丸。严复的气喘病大为好转,精神也奋发多了。这次,他主动约杨度,愿与他作一次深谈。

  杨度应约而来,严复亲自泡了一碗上等武夷岩茶招待他。

  “老先生,二十年前您在《辟韩》那篇文章里说,苟求自强,则六经且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前两年您又积极提倡读六经。您为什么到了晚年又改变了中年时的看法呢?”寒暄几句后,杨度有意将话题引进自已所设下的圈套。

  比起半个月前来,严复不仅气色好多了,而且兴致也浓烈多了。他爽快地回答了杨度提出的问题:“二十年前,我看到西方文明进步的一面多些,对中国传统学问中的精微一面看得少些。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去年欧洲爆发的大战,我愈来愈看清了,欧洲三百年来之进化,其实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再对照看看孔孟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在人格培养方面,西方和中国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西方在技艺方面的进步确乎大大超过中国,但他们忽视人格的培养,而人格的培养才是最重要的。我提倡读经,意在以孔孟之教来化育中国民众的人格。”

  “哦,我明白了,老先生,您是把人格的培育置于技艺研习之上的。”

  “对于个人而言,可以用‘人格’二字来表明其人的特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数万万人合起来则形成一种特性,我近来用了一个名称来表达,叫做国民性。”

  “国民性”,杨度掂量着这个新名词,觉得这三个字组合得很好。

  “国民性即大多数国民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共性。”严复补充说明。“我跟你说一件事。光绪三十一年,张翼以开平矿务局的讼事约我一起去了趟伦敦。孙中山先生那时刚好在伦敦,听说我来了,就来拜访我,跟我大谈排满革命。他把革命描绘成救中国的万应灵药,我不以为然。我说,以目前中国国民品格之劣,智识之卑,即使用革命来除弊病,从甲身上除掉了,又会在乙身上发生,从丙身上泯灭了,又会在丁身上出现。当今之急务不是革命,而是普及教育。教育普遍了,民品变优了,国家的面貌才会从根本上改变。孙中山先生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你是思想家,我是实行家,我是决计要实行革命的。”

  杨度插话:“巧得很,也是光绪三十一年,我在东京与孙先生也有一场辩论。孙先生主张暴烈革命,我主张渐次改良。孙先生主张民主共和,我主张君主立宪。我们辩论了三天三夜,谁也说服不了谁。老先生,听说您也是不主张民主共和的。”

  “是的,我素来不提倡民主共和。”严复将头上黑白相间的长发用手指梳理了一下,说,“民主共和是要在一个国民性相当优秀的国度里才能实行得好。打个比方来说,人要长大了,成熟了,才能判别是非,独立办事。年幼时不成熟,没有独立处事的能力,就只能依靠有才干的大人来呵护,来指导。美国,法国这些国家国民性比较优秀,他们可以行民主。中国的国民性低劣,好比不懂事的小孩子,君王是带领他们的大人。故中国不宜行民主,只宜行君宪。”

  见严复自己钻进了圈套,杨度很高兴,忙说:“老先生真不愧为中国人中的先知先觉,您真是把中国的国情看得入木三分。我一向主君宪制,辛亥年全国民情汹汹,都说要行民主共和,我那时拗不过大家,改变立场也主共和。共和实行了四年,国家没有起色,更谈不上立宪。袁大总统深谙中国民情,知民主不行,但又不能拂逆一部分人的好意,遂明行共和,暗取专制。这其实是在作伪。”

  严复说:“二十年前我就说过,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

  杨度忙说:“您概括得精辟。这样作伪下去最终必变为无耻。我和几个朋友商议,与其假共和真专制,不如干脆行真专制,摘掉民主的假面具,重行君宪制。”

  严复吃了一惊:“你说什么?”

  杨度说得更明白了:“我说我们主张改国体,变民主共和制为君主立宪制。”

  严复摇摇头说:“这怕不行。民主共和制已行了四年,皇帝早已废除,这时又来再提君主立宪,岂不是笑话?国事非同儿戏,岂容一变再变。”

  杨度说:“我们先在学术上研究,发动大家来讨论,什么意见都可以发表,赞成也行,反对也行,各抒己见。”

  “在学术上讨论讨论,那倒不是不可以的。”严复拿起茶几上的一把折扇,打开来轻轻地摇着。“我向来主张学术上要宽松。战国时期就是因为环境宽松,才有诸子百家出来,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以后历代统治者钳制学术自由,文化上也就没有多大发展了。即使是民主共和制有千般万般好处,有人说它不宜,要行君宪制,也要让人家说话。”

  “对,对,正是您这话!”杨度见谈话很投机,忙趁热打铁。“袁大总统很赞成我们组建一个团体来讨论国体问题,还特地说严又陵先生中西学问都很渊博,德高望重,一定要请他参加。我这是奉袁大总统之命,特来恭请您参加这个团体的。”

  书生味十足的严复直到这时才明白,为何杨度过去从不往来,这段时期如此殷勤,原来是奉了袁世凯的命来请我参加他们的团体的。他心里颇为不快。倘若杨度不抬出袁世凯来,他或许会参加,现在他反而不愿参与了。

  “这些事还是你们后生辈去弄吧,我今年六十三了,又衰病如此,怎么能参与?假设我年仅天命,又或者虽过花甲而未病,我跟着你们再风光一回,即使杀身亡家也无所谓。”

  杨度说:“大家都说您是烈士暮年壮心未已。听了您刚才的话,我更有这种感觉。我们其实不敢多劳动您,只要您肯赏脸参加,赞同行君宪,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支持了。”

  严复不明确表态,却提出一个问题来:“你们要改用君宪,一定是心目中有了一个英明的君主。这一个君主是谁呀!”

  这还要问吗,这老头子是真不明白,还是故意装傻?杨度这样想过后,认真地回答:“当今中国,还有谁能坐这把黄龙交椅呢?当然是袁大总统了,这是天心所归民心所向的呀!”

  严复的脸色刷地变了,坚决地说:“袁项城做总统还勉强说得过去,做立宪制的君王,他不够格。”

  杨度没料到老头子会如此坚决地反对袁世凯做皇帝,愣了一下问:“老先生,为什么袁大总统不能做皇帝呢?”

  严复严肃地说:“若是让袁项城做历史上的一般帝王也未尝不可,但现在要让他做立宪制的君主,他不是那块料。不是说他没有宪政方面的学问,那不要紧,你们这班子人可以帮他制定。我说的是他没有宽阔的胸襟和容人的气度。”

  “袁项城不行,什么人行呢?”杨度试图以此来堵住老头子的嘴。

  严复说:”要说中国的皇帝料,上上之选是汉光武帝、唐太宗,降格以求,则曹操、刘裕、桓温、赵匡胤也还算可以,其他人就不配论了。”

  杨度心里冷笑道:老头子说的这些都是不着边际的话。这等迂阔的人,想必也不能办成什么事,倘若不是看在早年的名声上,根本犯不着在这里磨嘴巴皮。心里虽这样说,口里的话还是客气的:“老先生,您的话固然不错,但汉光武、唐太宗毕竟历史上不多见,宋、元、明、清都没有出过这样的皇帝,王朝也照样建立,照样巩固。何况许多人都说过,袁项城就是今天的桓温。按您的标准,他也可以做个中等君王,为何不可以辅佐他做个皇帝呢?”

  严复冷笑:“袁项城比起桓温来不啻差之千里!”

  说着又摇起折扇来,一副十足的老名士派头。

  杨度跟不少大名士打过交道,知道对付这种人一是捧,二是镇,双管齐下,方可奏效。

  他于是挺直腰板,敛容正色道:“严老先生,二十年来,随着《天演论》的广泛传播,您也名满海内外,千千万万有志于国事的读书人,从《天演论》中学到了许多古来所未有的新知,因而对您的崇仰,近世以来几无第二人可比。我当年在日本留学时,留学生们都说出国前所有的新学知识几乎都是从严译名著中得来的,又说无侯官严先生,则无中国之新学。于此可见您对中国的影响之大。”

  杨度说到这里注意看了一眼严复,只见他停止了摇扇,脸上露出微笑。显然,他是爱听这种话的。

  “严老先生,”杨度接着说,“中国之有立宪,完全是受西方的启示。中国要想强大,亦非得学习西方走立宪的道路不可,舍此别无出路。但不幸的是,四年前革命党惑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大部分国民甚至包括袁大总统在内,出于对朝廷的失望和对革命党的信赖,匆匆忙忙地在中国选择了民主共和的国体。此国体实行了四年,有识之士都已看出它不符合中国的国民性,然既己实行,再要改变是非常困难的事,但我们几个人决定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迎难而上。老先生负西学泰斗之望,一言九鼎,且早已英明地看出中国不宜行共和。所以我们恳请老先生以国事为重,以自己的信仰为重,不嫌我们人微言轻,不惧世人不负责任的指责,参加我们发起的这个学术团体,并出任理事长,随时给我们的行动以指导。”

  严复说:“老朽说话办事,向来只认真理不恤人言。明说吧,你们发起的这个团体,我并非不愿参加,只是我不愿意捧袁项城为帝。”

  杨度心想,只要他肯列名筹安会便是胜利,于是说:“袁项城身为总统,多少人想巴结尚且找不到门路,您受他的格外器重,却不愿违心地讨好他。您的这种风骨令我钦佩。”

  杨度再捧了严复一下后郑重地说:“老先生,请恕我说句直话,您若因为不同意袁项城为皇帝便不参加选择国体的讨论会,晚辈以为这与您几十年来以国家民族为重的一贯态度略有背离。中国应改变国体行君宪制,与拥立袁项城为帝是两回事。首先要解决国体问题,其次才来谈拥立谁为皇帝。国体的选择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至于立谁为帝还可以再讨论。在大是大非上老先生一向态度分明,我们也希望老先生在晚年再为国家和人民做件好事,明确表示自己的态度,以廓清民众的疑惑而坚定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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