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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知行合一王阳明-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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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请女子离开,他的回答是:“恐惊天上神。”
  有史料指出,王阳明被下锦衣卫大狱时,刘瑾曾向王华暗示过,如果王华能站到他这一边,他可以考虑对王阳明从宽发落。刘瑾和王华相识,王华中状元后到翰林院工作,后来偶尔被调到东宫给太子朱厚照讲课,刘瑾在那时和王华结下了友谊。好学的刘瑾曾多次向王华请教哲学和历史知识,王华倾囊相授。刘瑾曾说,王华是拥有横溢的才华和无懈可击的道德的好人。然而,当刘瑾暗示王华可以用他的立场来交换儿子的前途时,王华断然拒绝。他说:“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即便史书原谅我,我儿子无论如何都不会原谅我。这就是为人的基本准则,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准则,它没有是非对错的区别,只有适合不适合的分别。”
  1528年农历十月,王阳明站在广东增城王纲的庙前,短暂地回顾了他的祖先们,他发现,他和他的祖先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和他的父亲王华,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那就是:坚持良知,雷打不动,风雨不改。
  赏还是罚,这是个问题
  如果说人间真有一条亘古不变的人生准则,那肯定就是良知。理论上,人应该把自己的良知当成唯一的人生准则,可现实是,很多人向来都不听从良知的命令,逆天理而行。桂萼就是这样的人。
  王阳明的平定报捷书送到中央政府时是1528年农历四月,直到本年农历八月末,朱厚熜和他的大学士们才商定派人去广西奖赏王阳明。拖了这么长时间的原因很简单:杨一清认为对王阳明封赏会给王阳明带去更大的荣耀,荣耀会让王阳明那群上蹿下跳的弟子们重新呼吁王阳明来北京,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事。而桂萼一直在拖奖赏王阳明的事,是因为他希望王阳明能进攻安南,王阳明不进攻安南,他就有十万个理由让荣誉不要落到王阳明头上。
  至于朱厚熜为什么又在1528年农历八月末同意派人去奖赏王阳明,是因为张璁在一旁出了力。张璁帮王阳明说话不是他一时的感情用事,而是政治角逐的结果。
  张璁的政治直觉甩出桂萼和杨一清几条街,他当初和桂萼走得那么近,而且心甘情愿把自己和当时籍籍无名的桂萼拴到一根绳上,就是因为他感觉利用桂萼能成大功。他和桂萼联手排挤杨廷和以及杨廷和的代理人费宏,用尽全力,是因为他感觉到从这个方向努力必有回报。再后来,他和桂萼联合举荐杨一清,又联合压制杨一清,都是因为他能预感到事情的成败。当桂萼推荐王阳明去广西时,他悄无声息地和桂萼分道扬镳。因为他预感王阳明不可能遂了桂萼的心去进攻安南,而且,他对战场毫无兴趣。他和桂萼分离后不久马上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因为桂萼和杨一清走到了一起。
  杨一清和桂萼在对待王阳明态度上出奇一致,使得两人成为战友,在1528年的大半年时间里,张璁能明显感觉到两人的权势蒸蒸日上,他的压力由此而生。
  前面我们说过,政治无非是处理各种关系的一种能力,政治没有是非,利害即是非。张璁权衡利弊后,发现如果不寻找新盟友,他的现在和将来会是一片迷雾。但核心领导层中,没有人能与杨一清分庭抗礼,何况又多了个桂萼。在张璁的准盟友名单上只有两个外人能担当重任,一个是正在北方巡抚的王琼,另外一个就是在广西巡抚的王阳明。
  张璁认真地衡量了二人的潜力后,发现王阳明更适合当他的盟友。原因很简单,一直有声音呼唤王阳明来京城做大学士,他只需要推波助澜就可以;另外一个原因是,杨一清和桂萼对王阳明长时间的抑制,王阳明心知肚明。张璁甚至想过,他根本不必去主动争取王阳明,王阳明就会站在他这一边。
  1528年农历七月,王阳明递交给中央政府关于如何稳定田州的行政报告,杨一清和桂萼置之不理,张璁便适时地开始他的计划。他和王阳明在中央政府的弟子们谈话,对王阳明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暗示这些弟子上奏折请求恩赏他们的老师。弟子们得到当时炙手可热的大学士张璁的支持,心花怒放,连连上奏折请求对王阳明进行封赏。由于张璁这次计划的隐秘和迅速,杨一清和桂萼被打个措手不及,朱厚熜下令要内阁研讨奖赏王阳明。杨一清和桂萼用尽招数拖了两个月,终于不能再拖。于是,新任吏部尚书、王阳明的弟子方献夫被任命为犒赏王阳明大使前去广西。
  人人都以为,这次吏部尚书亲自出马的犒赏实际上就是请王阳明来京,王阳明的弟子们几乎要提前庆祝。但就在1528年农历九月初,王阳明平定断藤峡和八寨的报捷书来到京城,桂萼像是在家徒四壁的屋子里发现了黄金一样,狂呼乱叫起来。
  他马上去见朱厚熜,当他出来后,满脸春风,笑得花枝乱颤地对方献夫说:“不必去广西了。”
  方献夫万分惊愕,问原因。
  桂萼说:“王阳明违抗命令,私自对断藤峡和八寨采取武装行动,不但不能赏,还要罚。”桂萼以一副权谋家的嘴脸说,“这是擅权,居功自傲,时间一久,必是尾大不掉。”
  方献夫惊叫起来,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桂萼居然会有这样的想法,这简直是昧着良心在栽赃陷害。方献夫气得浑身发抖,咬牙切齿地稳下情绪来,说:“当初要王阳明去广西,皇上已许可王阳明有‘便宜行事’的权力,断藤峡和八寨的盗贼,人人得而诛之。王阳明只是做了他该做的事,怎么就要扣上居功自傲的大帽子?!”
  桂萼以一副委屈万状的语调说:“这又不是我扣的帽子,而且这也不是帽子啊,你老师就有这样的行为,皇上最忌讳的就是这种行为。”
  方献夫发现桂萼脸上升起一股无耻的神韵,便冷冷地质问桂萼:“那准备怎么惩罚王阳明?”
  桂萼恨恨道:“先削了他的爵位再说。”
  方献夫终于不能忍住他对桂萼的鄙视,狂笑道:“抚招田、思二州,未动政府一兵一卒;平定断藤峡和八寨,未费财政一文钱。有功如此反而严惩,你们就不怕天下人耻笑?”
  桂萼这种人根本不怕天下人耻笑,所以他气定神闲地站着。
  方献夫死盯着他的眼:“桂大人,这桩公案,不用说日后,就是今天的史官该如何书写,你这不是给史官出难题吗?!”
  桂萼换了一副腔调:“即使不罚,也不能赏。”
  方献夫又是大笑:“尔等的目的恐怕就是如此吧!”
  桂萼冷漠地看着扬长而去的方献夫,吐出了两个字:“不错。”
  对王阳明深表同情的人都会谴责桂萼包括杨一清的行为,但如果让桂萼为自己辩护,他的辩词足以让人心服口服。他举荐王阳明的终极目的是突袭安南,而不是揍几个小盗贼。王阳明没有按他的意愿行事,这让他很下不来台,即使他的想法没有几人知道,他还是认为王阳明蔑视了他的权威。一个权谋家最憎恨的就是:你根本没有资格蔑视我的权威却蔑视了,那你就是我最大的敌人。
  如果用王阳明的良知学来解读桂萼,桂萼的良知已被权力和威严这些外在的物质所遮蔽。他明知道那样做对王阳明不公正,却非要去做,这就是知行不能合一,也就是不能致良知。桂萼的人生准则和活在人世的许多人的人生准则一样——唯利是图。
  张璁的人生准则不一定是唯利是图,但也绝不是良知。他也明知道王阳明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可当方献夫来找他希望他能站在良知一边时,他转身了。他发现桂萼扣到王阳明头上的那顶帽子非比寻常,想要为王阳明摘掉这顶帽子要远比不管不问容易得多。他对方献夫说:“事已至此,已无办法,还是听天由命吧。”
  方献夫这一天来听到的奇谈怪论太多,几乎要精神崩溃,他呆若木鸡,愣愣地看着张璁。张璁没有看他,事情好像已成定局,王阳明等待的不是奖赏而是惩处。
  方献夫和他的师弟们当然不能眼睁睁看着老师走向灰暗的前途,他们四方奔走,最终得到了杨一清的同情。杨一清表示:“不赏也不罚。”这并非是杨一清良知光明了,而是他知道王阳明不可能再来京城,痛打落水狗对他毫无意义,可能还会落个骂名,所以他做了个顺水人情。
  而正当王阳明的弟子们要感谢他时,王阳明又给这群弟子们出了个难题:他未得到任何命令,擅自离开广西回浙江了。
  桂萼兴奋得一跳三丈高,叫嚣道:“如果再不惩治王阳明,国法何在?!”
  王阳明的弟子们大为懊恼,他们远在京城,恐怕永远都不知道此时王阳明老师面临的境况。王阳明不能不离开,他已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有一点值得补充,王阳明不能来京,表面上看,杨一清和桂萼是罪魁祸首,实际上他们只是推波助澜,真正的问题在朱厚熜身上。
  朱厚熜开始时想要王阳明来京,那是因为他有大麻烦,杨廷和把他压得抬不起头。但他在“大礼议”中胜出后,他很快就摆正了自己的立场:王阳明不能来京。根由是,同行是冤家。
  朱厚熜是个自以为是的半吊子儒家知识分子,他年轻时曾受过儒家专业教育,做了皇帝后喜欢经常推出自己的思想,当然,他的思想还是在朱熹理学中打转转。在身边一群擅长阿谀奉承的人全力吹捧下,朱厚熜断定自己哲学的造诣已深厚到难以想象的境界。
  1526年,朱厚熜用他有限的智慧写下了哲学文章《敬一箴》,被翰林院的那群腐儒吹捧为“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的人间天书。朱厚熜马上扬扬得意地让工部建敬一亭,并命令翰林院摹刻于北京和南京的各个学院以及地方学院的校门前。两年后,当王阳明在广西等待他的召唤时,敬一亭建成了,群臣争相祝贺,朱厚熜沾沾自喜却还是装出少有的谦虚说:“我也只是学有粗得,但这却是我自己所悟的哲学,非比寻常。”
  实际上,他的所悟是照着朱熹画瓢。他既然画瓢,当然绝不能容忍别人居然能制造瓢。王阳明的心学就是王阳明自己制造出来的瓢,朱厚熜对王阳明显然有羡慕嫉妒恨的情结。他不但嫉妒王阳明,而且嫉妒所有和自己的哲学有抵触的学说。1529年农历三月,有臣子献上《大学中庸疑》,朱厚熜暴跳如雷,说:“朱老夫子的东西你都敢疑,给我烧了。”
  有这样的皇帝,自得之学的王阳明心学显然不会受到礼遇,连带着王阳明也就不会受到朱厚熜的青睐。
  这是王阳明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不幸。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大概是1528年农历十月末离开广西的,一路走得异常缓慢。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的身体状况实在不能适应远途劳顿;其二,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他希望能等到皇帝的关心和许可他退休的命令。遗憾的是,当他已进入江西地界时,还是什么都没有来。
  在王阳明人生最后也是最宝贵的时光里,他仍不忘谆谆告诫弟子们要好好“致良知”。他强撑着病体给他的弟子聂文蔚写信,申明“事上磨炼”的真谛。他说:“人做学问,一生也只是为了一件事。自小到老,从早到晚,不管有事无事,也只是做这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致良知。所谓‘事上练’也不过就是‘致良知’,但这里有个诀窍,要勿忘勿助,不要忘记你时刻要致良知,但也不要拔苗助长。致良知是个循序渐进的生命过程,要一步一步来。伟大的都城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必须要遵循下面的原则:事情来的时候,尽我的良知应付。没有事情来的时候,也不要去找事,只要在心上时刻想着致良知就对了。”这就是古典儒家所谓的“必有事焉”,在你心上,一定会不停地有事,而这个事就是光明你的良知。事上磨炼,并不一定非要没事找事,当你静坐并光明你的良知时,这也是事上磨炼。
  他又给他在浙江老家的弟子们写信,信中总是在追问弟子们的学业是否有进展,同时谈到了他的病。弟子回信说很担心他。他苦笑了一下,当他到达江西梅岭时,世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王阳明意识到这不是好现象,他对一直从广西跟随过来的弟子王大用说:“你知道诸葛亮托付姜维的故事吗?”
  王大用马上哽咽起来,他不敢去看王老师那张已变成青紫色的脸,拼命地点了点头。王阳明咳嗽了一会儿,似乎是用了浑身的力气吸了一口气说:“两广地区稳定性差,想要真的太平无事,必须要以良知对待本地居民,将心比心,否则还会大乱。”
  王大用明白,王阳明用诸葛亮临死前托付姜维的故事是明示他:两广将来就靠你了。可王大用没有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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