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乾隆三部曲第一部-出书版)-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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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乌云开始聚集在中国的天上,不久就要像一个血雷一样打下来了!”
何以这样说呢?原来这不是没有缘故的,“上帝的报复”已适时来到了,
“阁下必定已经从其他的报告里知道了,上帝对这些基督教的敌人,是怎么的报复了!
“皇帝丧失了正宫皇后为他生的一个儿子,这是上帝的要求!这还不够,因为他们有不少儿子,都是跟妃子生的。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惧和难受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第二天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对中国人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如果这天死了孩子,这家长肯定是一个受到诅咒的人。”'6'
据记载,就在皇子夭折之后,钦天监曾奏:“客星见离宫,占属中宫一眚”,预示中宫皇后将有祸殃临头。在随后东巡的路上,皇后常常梦见碧霞元君在召唤她,遂与皇上一齐许下心愿,亲往泰山碧霞灵应宫还愿。'7'但是,
“上帝对他的野心的第二个报复,不比第一个小,是他丧失了自己的皇后!他们在山东时,去往一个庙里祈祷,在回来的路上,皇后突然生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了,给皇帝带来极大的羞辱。因为那些神不要听他的祷告。这个可怜的皇帝感到这么严重的丢了脸面和难以忍受,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仇恨的爆发者。”
据说,皇上因此“发疯”了:
“他拿脚踏他的皇长子,然后命令打他,说他在皇后丧仪上不够悲哀。另外把两个大臣打得是这样厉害,以致一个当天死了,一个过几天也死了。另一个大家认为最有智慧有文化的一品官,也在宫廷遭到审问,几个月后才得到赦免。另有一个地位一样的人,虽经他母亲求情,还是在皇帝目前挨打,几乎打死,然后很没面子的从宫廷拉出去了。”
此刻刘松龄还不可能知道,就在两年以后,这一位皇长子也薨逝了。'8'难怪外间传说,他“踢死”了一位皇子。
其后另一位传教士费赖之引用刘松龄的话说:其时,帝已年高(按:实不到50岁),而残忍殊甚,致受天罚。其嫡生之独子殁于中国新年元旦;若干时后正后继殁,帝痛愤之极,几类疯狂。曾足踢皇长子仆地而痛击之;又将朝中重臣二人杖毙;征苗之役劳师无功,全国怨愤。若使中部诸省亦有叛乱,时人咸信清朝必亡。'9'
这样的失态,不正是他心中充满悔恨和愧疚的结果?如果皇后仅仅是“正常死亡”,皇上会出现如此失常的反应么?
关于皇后之死,自清代以来,坊间即有不同说法。马戞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亦曾写道:在一次巡察中,皇帝看中了一个才貌双全的苏州女子,有意带回京城去。皇后通过一个太监得知皇帝有了新欢,害怕今后失宠,郁郁不乐,几天之后便以一条白绫自尽了。皇帝听到这个伤心的消息十分沮丧,立即返京。他的一个儿子没有穿对丧服,皇帝恼怒之下,猛踢了一脚,不幸踢在了要害部位,最终证明乃是致命的一脚;同时,皇帝曾棒打他的两个已成年的儿子。'10'
事情却还没有结束,刘松龄继续说:
“正在皇帝在宫中对自己人发疯的时候,在四川发生了一个起义,很长时间就存在着星星之火,现在它爆发成了一场大火。这也是上帝对皇帝的惩罚。他派了十万多满洲部队,目的是进攻这些上帝的子民,打败他们。但是这些起义者依靠很大的胆略把他们打败了,而且使他们伤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则是所谓软弱的中国人,打败了最能打仗的满洲人。
皇帝失望了,决定撤回部队。底下的军官通过私下活动,跟敌人秘密对话,答应给他们很多钱,还派了人质,并给他们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要求他们表面上服从皇帝的权威,请求给予和平。这对起义者有利,他们足以自豪了。对皇帝则相反。”
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金川之役,是乾隆十三年的另一件大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讷亲身为一等公爵、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为皇上亲手调教培养,十余年来“第一受恩之人”,现在成了第一“负恩”之人。他的“军前正法”,使满朝为之震惊。皇上简直就是以之泄愤、立威了。这在乾隆朝十几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过的。
在乾隆十四年底的同一天里,刘松龄还写了第二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专门谈到了金川之役:
“(在战斗中)军队伤亡惨重,满洲人真丢了面子。他们的军事能力已经落下去了,他们的胆子也落下去了。
“现在事情全部过去了。但我看不出这些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满洲人的力量已经弱了,从几个地方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打仗就看得更清楚了。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中国人是比较容易赶走满洲人的,如果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
刘松龄几乎把这称为“解放”,他的立场好像是更多的多站在了“受压迫者”的一边,强调了他们和满洲人之间的矛盾。'11'
近人伊罗生说: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12'在清廷钦天监任职的刘松龄,似乎已站在了清朝政府的“对立面”,像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在他笔下,皇帝有如“凶神恶煞”。乾隆之治已有十几年了,对皇帝和他的政绩,究竟该当如何评价?
* * *
'1' 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202…203。
'2' 赵翼:《簷曝杂记》卷1。
'3' 《高宗实录》卷1081。
'4' 《啸亭杂录》卷2《盛司寇》:金文淳薙髮事发,上震怒,命立诛之。刑部尚书盛安请上宽之。上怒曰:汝为金某游说耶?命与金文淳同置于法,后上悔悟,命侍卫驰骑并赦之。
'5' 以上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国华侨出版社,页912~917;黄爱平“从清代档案看雍正乾隆时期福建地区的传教与禁教”,《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页189~196。
'6' 上谕:“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乙酉谕,《高宗实录》卷三〇五;按:此日正是旧历除夕。
'7' 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页721~722;或说是去帝舜庙。
'8' 《高宗实录》卷三六〇,乾隆十五年三月戊午谕。
'9' 费赖之(Louis 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页784。
'10' 约翰·巴罗(Barrow)《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165~166、277。
'11' 以上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年第3期。
'12' 伊罗生(H·Isaacs):《美国的中国形象》,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页117。
2。初政,重拾人心
虽然大行皇帝走的突然了些(他年仅五十八岁),身为皇子的弘历却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虽不能说是熟谙政务,但在父皇身边,也多少参予了一些政治事务(如对西南等地的用兵)。
他很了解,先皇在世之时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其行政的“苛严”。皇帝《遗诏》中说:“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办理。”'1'这成为一个信号,新的政治局面,应运而至。
这并不是后人的看法,清人赵慎畛《榆巢杂识》中曾对此有集中的记载:
禁擅造寺观;
命甄别僧道,
铸宝云钱;
禁在任守制;
丧葬循礼;
裁泰山香税;
禁擅刑大臣(嗣后三品以上大员,革职拿问者,法司不得遽加三木);
加教官品级;
给教职俸;
予离职封典;
禁契纸契根之法;
革除力役(禁工程捐派;凡工程用款,皆从正项开支);
(提拿家属讯供)禁止株连妇女;
官埋无名胔骼;
加学政养廉;
革“圆扁子”番役;
停官俸扣荒;
优礼大臣;
革五城巡检;
减盐铁税;
出借仓谷免息;
减贡马银;
减热审杖责;
罚禁粮出境;
修浙省海塘;
漕粮改折色(淮、扬府属运河工程);
增京师饭厂;
限征耗羡;
止迎送上官;
奖励老农。
然所列举,远未足备,爰据《高宗实录》补充如下,其中最重要的,为禁耕地虚报开垦、禁以文字罪人等:
(雍正十三年九月辛亥)禁陈奏祥瑞。
(十月丁卯)申禁各省贡献。
(辛未)严禁地方官匿灾。
(辛未)严禁地方官讳盗。
(乙亥)禁虚报开垦。
(辛巳)命裁落地税。
(十一月)禁以文字罪人。
(十二月辛未)严饬歧视满汉。
(壬午)劝减佃租。
(辛卯)禁督抚无故传唤属官等积习。
(乾隆元年)重举博学鸿词。开乡会试恩科。
(正月乙卯)禁盐捕私扰,失业穷黎,易米度日,不上四十觔者,不在查禁之内。
(二月戊辰)禁派绅衿杂差。
(甲戌)定江南、浙江佐杂养廉。
(六月癸未)给京员养廉。
(乙酉)禁百工当官贴费,及短发工食,或竟不给发者。
(丁亥)禁四川私派番民。
(戊午)定给穷苦佐杂回籍路费。
(庚寅)优礼生员。
(八月丁丑)加在京文员俸。
(丁丑)添给旗员空粮。
(戊寅)广陕甘武举解额。
(九月庚子)命各省秋审情实人犯,停止勾决。
(甲辰)定披甲人凌虐遣犯,并免职官生监等为奴之例。
(十月戊子)命岁征银钱并纳。
(乾隆二年三月丁巳)著八旗兵丁男女有年二十八岁以上,或力不能嫁娶者,每名赏银十五两,以完其婚嫁之事。(四月辛未)嗣后凡经选验未经记名之女子,无论包衣、佐领、管领暨八旗下,听其互相结姻,庶不致有怨女旷夫。
(四月辛未)禁收童生卷价。
并减免各地负担“极烦苛”者。
以上,用今天的话来说,或可谓之“昭雪冤狱”、“救民水火”。不知雍正朝还留下多少“苛政”,而与一向所说的“吏治清明”不相吻合,以致今上要一一釐正,也不顾大臣王世俊讥讽“今日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并搬出“爱民”、“养民”、“足民”的“三民主义”新提法?'2'
时人黄卬《锡金识小录》:
至雍正十三年,今天子登极,凡民所不便者悉报罢,万民欢呼。'3'
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皇上登极未一载,仁言圣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异音同叹,庆尧舜复生。'4'
陈康祺《郎潜纪闻》:
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覩闻,莫不蹈舞。'5'
昭槤《啸亭杂录》:
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跃,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6'
登极第一日,即遵大行皇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并特召大学士朱轼回京办事,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协同办事。
乾隆初政,禁虚报开垦,及清厘落地税、详慎刑狱、禁革滥刑,皆从大学士朱轼所请。据云,公辰入酉退(今时七八时至午后七八时),屡有密奏,故上之行政,惟以仁厚为本。'7'
大学士张廷玉辅相两朝,一时大臣皆出后进,'8'“负天下重望”,朝鲜史料称,“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9'
时“每行一政,下一诏,海内喁喁,拜泣歌舞,以为尧舜复出”。有归美于大学士鄂尔泰者,其悚然曰:“天生圣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焉?”'10'
户部尚书史贻直奏停开垦、禁劝捐、循资格、用科目,疏数千言。上在藩邸习闻世宗称公,及是愈信其贤,悉允所奏。'11'
雍正十三年九月,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慎择督抚,禁以文字罪人,甄别各省开垦,“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12'
九月,召前总督、“科甲领袖”杨名时来京,以礼部尚书衔入教皇子,兼管国子监祭酒,直上书房、南书房。'13'
昭雪科甲朋党案,(原任御史)谢济世、'14'(直隶总督)李绂、(四川巡抚)蔡珽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