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造舰船志-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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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船政那些大量选用宁波籍水手的军舰不一样，吕文经指挥“安澜”舰从船政出发时并没有配齐水手，只编入了约占编制半数的轮机等专业官兵，基本都是福建泉州人，至于水手则约定由广东水师选派人员上舰。但是广东话和泉州话区别极大，士兵间言语不通难以协作。经过一番周折，吕文经发现广东南澳的方言和泉州话相近，于是改从广东水师南澳右营挑选了40名士兵，由澄海右营千总张圣功统领加入“安澜”舰服役，组成了特殊的福建、广东互为配合的舰员群体。（16）
与广东、浙江调用军舰几乎同时，听到船政创制出新款150马力军舰后，山东巡抚丁宝桢也上奏请求调拨150马力军舰，“东省所辖皆系大洋，必须大号轮船方能适用”。同治皇帝当时曾谕示将“安澜”拨给山东使用，现在“安澜”已经远赴千里之外的南海，势必得给山东省一个交待。幸亏船政施工速度快捷，“伏波”级第三艘军舰“飞云”完工在望，于是顺势便将“飞云”换调给山东海防，管驾则是80马力炮舰“湄云”的首任管驾、湄州营游击吴世忠。（17）
1873年10月26日深夜，奉天盖州利丰和商行雇用的“永丰财”号木制风帆商船，载运400余石青豆在盖州附近海面避风，不幸遭遇海盗，连船带货均被劫走。得到商人报警后，停泊在烟台驻防的“飞云”舰立刻由吴世忠管驾，开往洋面追剿，巡洋至山东乳山口时终于发现了被海盗劫持的“永丰财”。吴世忠奋不顾身，亲率大副林文和、二副柯国栋等带领水兵跳帮攻击，生擒吴添四、戴元等17名海盗，救回了商船，一时“飞云”之名威震北洋。（18）
美术作品：“飞云”舰。创作：海军史研究会顾伟欣。
“伏波”级的第四艘军舰“济安”于1873年1月2日下水，尚未议及调拨时，1月13日，船政大臣沈葆桢大病初愈，在离别了近三年后重返船政，再担总理大臣之职。看到船政几年来在夏献纶主持下所获的巨大成绩，沈葆桢无限欣慰。但是沈葆桢的心情并没能够放松多久，当时各省虽然调拨走了一些军舰，缓解了部分养船的经费压力，不过留在船政的那些无处肯要的军舰如何供养，成为沈葆桢复任后的重大难题。经过反复思忖，沈葆桢终于又拾起了左宗棠当年的创想，以军舰揽货。
对此，沈葆桢并非完全照搬，而是略作变通，提出了一套新的设想。沈认为与其让军舰半年为军半年为商，弄得不伦不类，不如干脆指派几艘军舰专门用于运输招商，以让其他军舰得以专心服役、训练。经过与洋员监督日意格协商，决定首先将1872年10月23日开工，当时仍在建造中的“伏波”级的第五艘军舰，船政第十二号轮船“永保”号立即叫停，完全按照西方商船的设计进行改造，准备将这艘船用于商运。
由于舰体事实上已经成型，船政对“永保”的改造主要是在露天甲板上增加首尾楼作为住舱，以此挪出露天甲板下的居住空间，加大货舱容量，“将房间移作上层，俾中舱、底舱地位宽阔，多装货物，以便招商”（19）。除了外形上增加了首尾楼，和撤除武备等改造外，其他诸如主尺度、吨位、轮机型号、航速等并未变化，因而仍能算是“伏波”级的一员，不过属于非常特殊的改型。
感觉改造一艘彻头彻尾的商船尚不敷用，沈葆桢另外上奏将此后将要续造的第十三、十四、十五号三艘原本也是“伏波”级的150马力轮船，全部按照“永保”改造后的样式进行建造，分别命名为“海镜”、“琛航”、“大雅”，都是略有几分文秀气息的名字，计划调拨给刚刚创建的轮船招商局使用。
比沈葆桢重返船政晚了一天，1873年1月14日，李鸿章一手创议、推进，旨在开拓中国航运事业，“分洋人之利”，“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的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设立。当年轮船招商局通过江海关等途径，先后从香港、伦敦等地转购了“伊敦”、“代勃来开”（Daybreak后更名“永清”）、“利运”（与后来北洋海军的“利运”同名）、“泼利克有收”（后更名“福星”，与福建船政的炮舰同名）四艘商船，以作为主要运力。（20）
由于这些船只大都规模较小，而且当时只有“伊敦”一艘近在香港，能够在短时间内就抵沪投入航线运营。与怡和等在华外国航运公司相比，初期的轮船招商局可谓实力极为单薄。为了从速扩充轮船招商局的船队，李鸿章在申请创设轮船招商局时就称应当从江南制造局、福建船政的船只内领用。与因为剿灭太平军时，淮军擅自越境进入过自己势力范围的浙江为由，而终生视李鸿章为大敌的“死党”左宗棠不同，沈葆桢和李鸿章的合作却渐渐默契起来。经过和李鸿章协商，最终议定除第一艘“伏波”级改造商船“永保”留用船政外，后续新造的“海镜”、“琛航”、“大雅”三艘全部拨付招商局使用。不用花费任何购舰、造船经费，只要负担船员的薪水和船只养护，一夜之间轮船招商局平添了三艘千吨级的商船，运力顿增。对此，当时上海的西方媒体不无嫉妒。“我听说福州当局把三只福建船政建造的最大轮船免费转交给招商局，这样就可不付佣金。这项馈赠当然大有助于招商局，使他们可以用比已经减低到最低限度运价的外国对手还要低的运价运营，而且这样还有利润。”（21）
1873年8月10日，第一艘“伏波”改型商船“永保”号顺利下水。10月19日进行航试，测得航速10节，与作为军舰的前四艘“伏波”级没有多少差别。半个月过后，11月8日，“海镜”舰下水。（22）1874年初，第三艘改造舰“琛航”下水，“大雅”则在紧锣密鼓地建造。值得一提的是，“琛航”舰的首任管驾是南洋华侨林国祥，即甲午战争中“广乙”舰管带，是为船政学堂第二名毕业后担任管带的学生。
就在此时台海风云骤起，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为了海峡联络和军队、物资运输，除了原定“永保”留在船政听用外，经过和轮船招商局商议，先将“海镜”调拨招商局，“琛航”则暂时留用台防运输，待台湾事定后再拨付招商局。至于最后一艘“大雅”，1874年5月16日下水后，很快也用在台防运输，因而实际调赴轮船招商局的只有“海镜”一艘。（23）
至“大雅”完工，“伏波”级一共建造了多达八艘，成为中国近代自造军舰史上罕见的庞大家族。
台海风云
1874年4月30日，厦门港外突然出现了一支飘扬着旭日旗的舰队。这支由日本台湾番地事务都督西乡从道陆军中将率领的舰队，包括有炮舰“日进”、“孟春”，和搭载陆军与军火辎重的“明光丸”、“有功丸”、“三邦丸”等商船，总计兵力3600余人。
美丽的港口城市厦门，虽然是当时的对外通商口岸，依据条约各国军舰、商船可以自由出入，但如此一支杀气腾腾的舰队显然不是来敦睦邦交的。
聚居在台湾高山密林中的土著，因为语言习俗不通，加之尚未开化，难以理喻，台湾地方官员一般并不愿与其多事，大多持敬而远之的态度。1867年美国商船“罗妹”号在台湾遭遇风暴沉没，船员及乘客男女老幼数十人登岸后，大都被土著残忍杀害。对此突发事件，当时中国官员的处理极不得法，以至竟任由美国官员李仙得自己深入番境，与土著签约，约定今后不得伤害遇难的外国船只船员，首开外国人介入台湾番务的先例。然而土著族群众多，且一纸空文能对土著发挥多大的约束力可想而知。
1871年，中国属国琉球的船只在台湾沿海遇难，发生了54名船员被高士佛、牡丹社生番全部杀害的严重事件；1873年，又有一艘日本商船在台湾遇难，船员被土著所劫。本来就对中国属国琉球垂涎已久的日本，得以借题发挥，在琉球船民遇难事件发生后，日本就封琉球王为藩王，俨然将琉球视为自己的被保护国。从那时起日方就动起了直接出兵到台湾攻灭土著，从而插足台湾的念头。1874年日本成立台湾藩地事务局，随之番地事务都督西乡从道便率领舰队出征台湾了。
1874年5月6日，日本舰队经由厦门抵达台湾，第二天所载的陆军就在台湾琅桥登陆，此后即展开对台湾土著生番的进攻屠戮。对日方的举动清廷大为震怒，在1874年5月14日给军机大臣的谕令中出现了“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这样严厉的话语，同时命令船政大臣沈葆桢率领船政舰队前往台湾，“不动声色，相机筹办”，与日军抗衡，并照会日本政府表示抗议，在武力示威同时努力用外交解决。
得到清政府谕令，沈葆桢立刻开始着手渡台事宜，首先召回了调拨在各地的船政军舰，加以编组演练。6月14日，沈葆桢和福建布政使带同船政洋员监督日意格、洋员监督顾问斯恭塞格等率领“伏波”、“安澜”、“飞云”三舰开赴台湾与日军抗衡。加上此前已布署在台湾的船政军舰“扬武”、“福星”、“长胜”、“海东云”等，中国舰队实力完全超过侵台日军。（24）
为了巩固台湾陆地防务，沈葆桢另外多方请调陆军。在碰了几处闭门羹后，最终得到了来自直隶的喜讯。沈葆桢向李鸿章提出的请求得到李极为爽快的回应，李鸿章当即挑选驻扎在江苏徐州的淮军精锐唐定奎部铭字武毅军13营6500人开赴台湾驻防，同时告知沈葆桢，台防如有需求，淮军还可再出19营助防。面对李鸿章的慷慨襄助，沈葆桢感激涕零，自比“贫儿暴富”，李、沈二人的关系就此开始变得密切起来。此后在购买蚊子船、铁甲舰等事务上，李、沈都曾有过配合。有感于李鸿章在洋务建设中的砥柱作用，沈葆桢曾尊称李鸿章为托塔天王。（25）
今天已是旅游胜地的台湾旗后海滩，百余年前船政的“安澜”舰即在这批海域不幸被台风摧折。
经沈葆桢和具体分管淮军营务的盛宣怀洽商，唐定奎部淮系铭军从徐州南下至长江边的古渡瓜州集结，再由船政派出“伏波”级改型商船“永保”、“琛航”、“大雅”前来载运往台湾。数量众多的“伏波”级150马力军舰成了抗衡日军侵台事件中的重要角色。
当时日本侵台舰队中真正的军舰其实只有两艘，炮舰“孟春”排水量仅357吨，长度不过39。9米，航速区区7节，武备只有两门火炮，不仅与“伏波”级炮舰相形见拙，即使与船政的“湄云”级炮舰相比，也显得实力单薄。作为侵台的主力舰，“日进”的舰型与船政的“万年清”类似，排水量1468吨，装备七门火炮，航速9节。单从火力看与船政的“扬武”舰相似，但是考虑到仅此一艘，面对大批船政军舰，顿有势单力薄之感。与舰型整齐、大批集中，且战斗力都居于日军之上的中国船政舰队相比，七拼八凑而又实力不济的日本舰船颇容易给人一点叫化子舰队的观感，犹如夜郎自大，蚍蜉撼树。
经实力抗衡，外交折冲，日军侵台事件遂于1874年末以和平方式结束。为巩固台湾防务，集结在福州、台澎的船政军舰大量留用，担当着往来巡缉、运输、报信等任务。但是令人扼腕痛惜的是，就在与日军抗衡期间，台湾海域发生了特大风暴，“飓风骤起，商船业经收澳者亦颠覆数十号，沿海民居间有倾塌”，船政舰队中也有三艘“伏波”级军舰相继不幸遇险。
1874年7月15日，“伏波”舰由贝珊泉管带（“万年清”首任管带贝锦泉之弟），护送曾经代理过船政大臣，此刻任台湾道的夏献纶赴苏澳登岸，前往组建地方团练，以抗御日军。16日，“伏波”舰离开苏澳，预备前往基隆补给燃煤，刚出港湾，海上顿起风暴，大浪推涌下，军舰竟然“风威火力相逆，轮泥不前”。熟悉航海的人大都明了，在遇到如此恶劣天气的情况下，倘若中途掉转航向，一旦船侧被风，后果不堪设想。面对台风前锋，贝珊泉毅然下令继续航向基隆。在距基隆港还有20多海里时，台风更大，“天色如墨”，“伏波”被风浪推得没有招架之力，根本无法进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