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 平时代-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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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并未授权宗凤鸣写下这些回忆，但他授权出版并亲自审阅了与记者杨继绳进行的三次主题集中的谈话纪录，该纪录发
表在《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一书中。这些着作包含对邓小平一些做法的严厉批评，提供了有别于大陆出版文献的
富有价值的视角。
我还观看过记录邓小平的讲话、会见、出访以及与家人休闲的纪录片。我的研究助理还应我要求翻译了一些俄文
文献。
除了上述有关邓小平时代的一般性着作，我还使用了很多与本书某些特定问题相关的专业文献（见注释及英文、
中文和日文文献的线上目录 http：//scholar。harvard。edu//ezravogel）。
除了多次在中国的短期访问外，我也有数次在北京较长时间居住的经历：2006 年住了五个月，2007 年一个月，
2008 年数周，2009 年一个月，2010 年数周。这使我有机会采访到三类知情人士：党史专家、高干子女和在邓小平手
下工作过的干部。除了几位会讲英语的中国人选择用英语交谈，其他访谈都是直接使用汉语，没有翻译在场。具体而言，
我受益于同朱佳木、程中原、陈东林和韩钢的深谈，他们都是专治党史的杰出历史学家。我也采访过邓小平的两个女儿
（邓榕和邓林）、陈云的两个子女（陈元和陈伟力）、胡耀邦的两个儿子（胡德平和胡德华）。此外我还采访过陈毅、
纪登奎、宋任穷、万里、叶剑英、余秋里和赵紫阳等人的子女。他们都是聪明、有头脑的人，出言谨慎且深怀孝心。他
们的具体回忆令人感受到他们的父母及父母的同事的气息。
我采访过的前任官员中既有邓小平的仰慕者，也有他的严厉批评者。后者认为邓没有充分支持胡耀邦和知识分子，
悲剧性地丧失了推动政治改革的良机。有些人是曾与邓小平共事或在邓手下工作过的著名官员，包括前外交部长黄华、
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锐、前副总理钱其琛和前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所有这些官员都已退休，
这使我们之间的交谈可以比他们在任时更为放松。
我还受益于对一些有才华的退休官员的采访，他们曾为邓小平工作过，其中有些人现在还在给《炎黄春秋》写文
章，如杜导正、冯兰瑞、孙长江、吴明瑜、杨继绳和已故的朱厚泽。有些人因敢言而一时受到过批评或警告，但大体上
他们享有表达意见的自由。此外，我也有机会采访中国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学者。与那些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过的党
政干部相比，即使是身为党员的学者一般也不太了解党内的事情，但他们往往有机会认识一些要人，有些人阅读广泛并
仔细研究过可以看到的文件。
虽然一些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都在研究党史，如中央党校、几所大学和当代中国研究所，但是研究人员最多、文
献最丰富、接触党内资料最便利的部门，还是中共中央委员会辖下的中央文献研究室。该机构的大约 15 名工作人员编
写了《邓小平年谱》。此外，目前还有大约 15 人正在编写官方的邓小平传，预计将在未来几年内完成。
多年来，我在哈佛有机会与诸多来访的中国官员和学者交谈，他们中有些人十分熟悉北京的政局。其中有一批杰
出的政治异见人士，他们极有才干，富于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在 1980 年代与党的正统发生冲突。我同陈一谘、戴晴、
高文谦、已故的刘宾雁、阮铭和已故的王若水等人的交谈均使我受益匪浅。我也跟天安门「六四」事件中的学生领袖王
丹有过交谈，还和曾因 1978 年在民主墙贴出著名的大字报〈论第五个现代化〉而被判刑 15 年的魏京生交谈过。我也
跟较年轻的前官员，如吴国光、吴稼祥（后来回到北京）和郁奇虹进行过交谈，他们都曾在中央机关工作过。我也从在
北京和哈佛结识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樊纲、卢迈和钱颖一那里深受教益。
除了以上提及的这些人外，我还采访过鲍朴、储百亮 （Chris Buckley）、陈方安生、陈广哲、陈昊苏、陈开枝、
陈伟力、陈先奎、陈小鲁、陈元、陈知涯、郑在浩、邓英淘（已故）、杜芬（John Dolfin）、德赖斯代尔（Peter Drysdale）、
杜蒲、杜瑞芝、杜润生、高华（已故）、高尚全、高西庆、龚育之（已故）、顾汝德（Leo Goodstadt）、何方、何理
良、胡晓江、黄平、黄仁伟、纪虎民、江绵恒、金冲及、刘遵义、冷溶、梁振英、李德全、李捷、李君如、李普、李盛
平、李慎之（已故）、李向前、林京耀、柳述卿、刘亚伟、陆恭蕙、龙永图、卢跃刚、罗援、马立诚、马沛文、马诚礼
（Charles Martin）、狄迪（Dede Nickerson）、彭定康（Chris Patten）、皮尼（Mario Pini）、沙祖康、单少杰、
申再望、宋克荒、宋一平、孙刚、曾荫权、万叔鹏、王建、王军涛、王雁南、王毅、吴敬琏、吴南生、萧冬连、熊华源、
严家其、杨成绪、杨启先、杨天石、叶选基、叶选廉、叶刘淑仪、余晓霞、曾彦修、翟志海、章百家、张国新、张显扬、
张星星、张新生、张颖、张蕴岭、赵树凯、郑必坚、郑仲兵、周明伟、周牧之、周琪和朱启祯。我感谢所有帮助过一个
外国人理解中国的中国朋友和熟人。不过他们对我的任何观点都不负有责任。我的看法是我本人根据所接触的各种资料
而作出的最佳判断的产物。
为了更好地感受邓小平经历过的环境，我去邓小平一生中的重要地点分别小住过数日，包括他的出生地四川广安
县，他打过八年游击战的山西太行山，1949 年到 1952 年他担任西南局负责人时的基地枣重庆和成都，以及 1930
年代初他生活过几年的江西瑞金。我还走访过上海近郊陈云的出生地青浦。每到这些地方，当地学者和干部会向我深入
讲解博物馆里的资料和实物，有助我在当地环境中理解邓小平的角色。
我曾前往新加坡与前总理李光耀交谈，他对邓小平的了解大概不亚于任何其他外国领导人；我也访问了前总理吴
作栋、前中国沿海经济开发区顾问吴庆瑞和总统纳丹（S。 R。 Nathan）等官员。我还与一些学者进行过长谈，尤其是
王赓武、黄朝翰和郑永年。在香港，我会见过杨振宁和郑维健，后者与其岳父包玉刚同往中国大陆时，曾多次见到邓小
平，而包玉刚这位香港船王跟邓小平见面的次数多于中国大陆以外的任何人。
在澳洲，我有幸与前总理罗伯特？霍克（Robert Hawke）、前驻华大使罗斯？加诺特（Ross Garnaut）、前
外交部官员理查德？赖格比（Richard Rigby）、罗杰？尤伦（Roger Uren）等人交谈。此外，我去莫斯科时会见过
列夫？德留辛（Lev Deliusin），他在中国住了多年，主持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写过一本有关邓小平的书。亚历山大
？潘索夫（Alexander Pantsov）枣一位细心严谨的学者，目前在美国教书，熟谙有关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及谢尔盖？
齐赫文斯基（Sergei Tikhvinsky）的俄语文献枣与他的讨论使我尤其受益。
我还数度前往英国，寻访对邓小平有特别见识的人，故与前驻华大使阿兰？唐纳德爵士（Sir Alan Donald）和
理查德？伊文思、前任港督卫奕信（David Wilson）进行过交谈。我还在北京会见过前驻华大使安东尼？格尔斯沃齐
爵士（Sir Anthony Galsworthy），同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也有过交谈，并多次与香港和北京谈判小组的成员之一
邵善波座谈。
我在日本与之进行过交谈的有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前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国广道彦、谷野作太郎；还有日本外务
省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如畠中笃、加藤弘一和下荒地修二；以及十分了解日本外交政策的川岛裕、东乡克彦和渡边宏
二等博学之士。我还同日本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专家做过交谈，特别是平野健一郎、川岛真、国分良成、毛里和子、添
谷芳秀、高木诚一郎、高原明生、田中明彦、辻康吾、矢吹晋和山田辰雄。益尾知佐子和杉本孝这两位日本的中国问题
学者使我受益尤多，他们也是本书日文版的翻译。益尾知佐子写过一本论述邓小平外交政策的杰作，她协助我搜集日文
文献，其中包括日本政府的解密文件。
我有幸跟一些见过邓小平的美国官员进行过交谈，包括前总统占美？卡特（Jimmy Carter）和前副总统沃尔特
？蒙代尔（Walter Mondale），他们都是 1979 年与邓小平有过关键性会面的人物；还有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我也同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和已故的
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有过交谈，他们曾是负责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白宫要员。尼克逊的女婿、曾跟岳父一
起见过邓小平的爱德华？考克斯（Edward Cox），和我分享了他的回忆。我还同一些前美国驻华大使交谈，包括恒安
石（Arthur Hummel，已故）、李洁明（Jim Lilley，已故）、洛德（Winston Lord）、乔？普理赫（Joe Prueher）、
桑迪？雷德（Sandy Randt）、芮效俭（J。 Stapleton Roy）、尚慕杰（Jim Sasser）和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
已故）。伍德科克大使的遗孀莎朗？伍德科克（Sharon Woodcock）友好地与我分享了她丈夫的文件。我也有幸同一
些任职于白宫、国务院或美国政府其他部门的中国问题专家交谈，他们是阿马柯斯特（Mike Armacost）、克拉克（Chris
Clark）、费舍尔（Richard Fisher）、傅立民（Chas Freeman）、格里斯（David Gries）、希尔（Charles Hill）、
凯德磊（Don Keyser）、科雷斯伯格（Paul Kreisberg）、黎赫白（Herb Levin）、李侃如（Ken Lieberthal）、
麦卡希尔（Bill McCahill）、包道格（Doug Paal）、卜励德（Nick Platt）、容安澜（Alan Romberg）、芮效俭、
索乐文（Richard Solomon）、斯皮尔曼（Doug Spellman）、苏葆立（Robert Suettinger）、沙利文（Roger Sullivan）、
沙特（Robert Sutter）、宋贺德（Harry Thayer）和汤姆森（John Thomson）。我过去的两名学生李淑珊（Susan
Lawrence）和刘美远（Melinda Liu）曾多年在北京从事报道，十分慷慨地同我分享了他们的时间和见解。美中关系全
国委员会的白丽娟（Jan Berris）一向是我获得各种有关人与事的信息的一个绝佳来源。我还访问过邓小平的四位翻译：
冀朝铸、施燕华、唐闻生与已故的章含之。
我还受益于仔细阅读过本书全部手稿的柯文（Paul Cohen）、傅士卓、谷梅、艾秀慈（Charlotte Ikels）、凯
德磊、黎安友（Andrew Nathan）、赛奇（Tony Saich）和沈大伟。还有一些人细心阅读过部分手稿，也令我感到荣
幸，他们是白志昂（John Berninghausen）、叶叙理（Ashley Esaray）、坦梅？戈尔斯坦（Mel Goldstein）、凯
博文（Arthur Kleinman）、蓝普顿（Mike Lampton）、拉里（Diana Lary）、李淑珊、李成、林重庚、林至人（Edwin
and Cyril Lim）、林培瑞（Perry Link）、麦卡希尔、芮尔登（Lawrence Reardon）、陆伯彬、芮效俭、撒母耳斯
（Richard Samuels）、索乐文、宋怡明（Mike Szonyi）、怀默霆（Martin Whyte）和赖特（Dalena Wright）。
（阅读过第 18 章手稿的人见该章列表。）中国的一些党史专家，如陈东林、程中原、韩钢、齐卫平、沈志华、萧延中、
杨奎松和朱佳木，也阅读过先前被译成中文的手稿，帮助改正了一些错讹之处。不过，只有我本人对尚未纠正或在他们
阅读后仍未发现的错误负责。
与哈佛大学同事的讨论让我获益匪浅，他们是安守廉（William Alford）、包弼德（Peter Bol）、张伯赓（Julian
Chang）、柯文（Paul Cohen）、科尔登（Tim Colton）、温奈良（Nara Dillon）、欧立德（Mark Elliott）、傅
士卓、谷梅、戈迪温（Steve Goldstein）、何晓清（Rowena He）、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萧庆伦（William
Hsiao）、江忆恩（Iain Johnston）、柯伟林（Bill Kirby）、凯博文（Arthur Kleinman）、马若德（麦克法夸尔）、
奥格登（Suzanne Ogden）、欧伟伦（Bill Overholt）、德怀特？珀金斯（Dwight Perkins）、裴宜理（Liz Perry）、
陆伯彬、赛奇、宋怡明、戴胡慧心（Tam T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