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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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花费心思去塑造。你曾是我部的基层干部，对我的经历、我的为人，别人可能不了解或了解不深，而你应该是一清二楚、知根知底。任问我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说继续治病。他说最好去北京空军总医院。我摇头拒绝，提出回瓦窑堡，他表示不同意：你要治病，总应靠近有大医院的城市。回西安如何？我同意了。任说他还要回京向吴法宪、余立金汇报后再定。
当时，林彪1号命令已下达，要将所谓的“党内走资派”从大中城市流放到小城市或农村，让当地不明真相的群众监管。每月发30元生活费。我算“暂缓”执行的，估计提出去西安养病问题不大。
1970年5月接到通知，陕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李瑞山表示，第一，欢迎我回西安；第二有房子安置。于是我积极准备搬家，争取早日离开令我感慨万千的南京。
我在南京工作了8年。来时信心百倍，别时忧伤满怀。“文革”中的残酷迫害，使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有的含冤去世，有的致伤致残，还有许多杳无音讯。估计他们凶多吉少。我思念他们，为这些比我更不幸的人深感不平，但却无法为他们尽力，感到内疚与悲伤。但我这一生问心无愧，始终忠于党和人民，兢兢业业奋斗在党所需要的任何工作岗位上，即使在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也从未做过损害党和人民昧良心的事。我自认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对得起战友。想到这些心情才平静一些。
1970年10月，我携家到达西安市。兰空司令员杨化民已接到吴宪法的命令，要他们“不冷不热”的对待我。只发给维持生活费，没有其他补助。我并不在乎生活是否艰苦，只要求得精神上的平静。
不久，李瑞山派秘书赖光和房管处处长，把我们安置到原省委书记霍士廉在建国路雍村的住处，住房年久失修，但比起那些仍身陷囹圄，无家可归者，就强多了。
●患难真情
1971年春节，李瑞山来雍村看我，见住房有倾塌的危险，派秘书赖光再催房管部门为我重新找房。当时曾说青年路止园的原杨虎城将军的公馆可以考虑，刘澜涛曾住过此院。但造反派查封了该院，并命名为“地主庄园”。加上整个社会秩序仍然混乱，我考虑还是住在雍村为好。省革委会只好决定进行维修，保证住房不至于出事故。对此，我十分感激。
省里还为我装了电话，并提供一辆伏尔加小轿车，使我能自由活动。我终于能回到离别20多年的家乡瓦窑堡，与久别的亲人团聚了。
象李瑞山这样，敢于在我最困难、最“落魄”之时信任我帮助我的人，有许许多多。他们给予我的不仅仅是生活上的支援，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使我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切的认识，也使我体会到确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而更坚定了我活到老、为人民服务到老的决心。
原陕西省煤炭局副局长白占玉，1934年9月他任赤源县（今子长县白庙岔乡）苏维埃政府主席时，我和他就是患难之交。如今他又顶着压力，为我装暖气、修锅炉、修围墙。冬天供给我所需的煤炭，使我在雍村8年没有挨冻。
1932年时的老战友贺秉章，当时任北京煤炭学院党委书记，他才不理“造反派”那一套，供应我油、蛋、肉、米、面等，使我不至于挨饿。
空军工程八纵队副纵队长强伟和同培贤两位战友，也长期为我家提供米面，时常解我之困。
那段时间，不论是在职的，还是被罢免的，不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以各种方式关怀帮助我。患难真情令我永世难忘。他们是：
胡耀邦 马文瑞 贺吉祥 刘景茹
王 平 贺 毅 高维嵩 张达志
张 震 刘景范 常黎夫 严 波
李志民 王子宜 谢怀德 张黎群
韩先楚 刘景星 贺晋年 李白蕾
尤祥斋 李世臣 刘学增 高惠琴
刘海燕 袁 园 冯汉章 孙旭斌
吴岱峰 牛书中 王华亭 侯智防
薛兰斌 罗元发 李 果 郝玉堂
崔田夫 王 海 王果山 王 强
刘显增 曹双明 田启元 马光厚
校 正 薛子卿 强全义 曹光华
魏玉英 侯世俊 牛占彪 刘安国
马云泽 张吉辉 何正德 史 桥
阎清芳 杨永斌 陈克功 白纪年
李启明 潘寿才 何承德 折永年
赵启明 李华楷 王玉昆 艾楚南
刘 镇 龙维道 李民轩 曹相茹
常远亭 龙福才 贺济堂 许法善
马凌茹 龙 谦 杜瑞兰 骆柯良
熊 伟 王世杰 韩民栋 赵坤铭
钱竞阳 张维山 栾成功 曹茂森
陈 明 张平山 李红先 同桂荣
陈 靖 郝明山 孙国英 刘力贞
翟羽佳 谢 琦 张毅忱 赵来红
刘占云 王 寒 白凤吾 胡景铎
袁德良 冯少卿 章 泽 姚绍文
尹昌尧 郝明珠 李茂才 刘惠诚
江 波 惠凤莲 席居仓 崔存惠
戴北星 魏正廷 赵炳森 李猞生
刘 昂 井助国 杨子蔚 李启贤
王志贞 白振华 史纪全 霍美英
霍源丰 邓国忠 宜立功 翟德让
秦 曙 杨成森 史 道 徐 锁
李合邦 边 丰 王生财 王保民
刘克东 冯德 刘吉耀 张 华
齐渭川 冯文华 李森桂 胡汉俊
武自升 雷 清 马万里 郭志清
薛 峰 齐瑞生 惠世恭 王士俊
冯有才 张步高 钟 毅 张耀中
冯 毅 郭宝珊 陈慕华 白灏辰
郝怀仁 车先锋 尚立敬 白 茜
张金铭 马豫章 张 涛 白凌云
董学源
特别是在那段时期，我和舒同一起共同度过一段艰难岁月。我和他1935年11月直罗镇战斗时一起工作过。1942年曾在晋察冀边区极为困难的时期相遇。“文革”前他任陕西省委副书记。1973年他被罢免职务，并被下放到百余人的平绒厂做工。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还限制一切自由。
我不顾当时“自身难保”，向陕西省革命委员会呈述了我对舒同的看法，肯定他不是叛徒，应该改变他的处境。李瑞山采纳了我的意见，恢复了舒同的自由。
舒同除担任领导工作外，还是我党我军的著名书法家。“文革”以来他曾发誓，不再把他的书法作品给任何人。但他慷慨为我书写了“疾风知劲草，严霜识磐松”的条幅。还为我书写了十几幅毛泽东诗词和名人诗词。
在此期间，我也为需要帮助者尽了微薄之力，刘志丹同志的夫人同桂荣在文革中生活十分艰难，我尽力帮助她度过难关，家里的东西只要她喜欢，就送过去，逢年过节一定要去探望。许多在“文革”期间被斗、被关、被“劳改”的同志，请求我帮他们申冤，我从未拒绝过。只要我能办到，就挺身而出，尽力为他们辩明真相，洗刷不白之冤。我主要通过李瑞山向调查单位提供真实材料，为甄别冤假错案或大案要案尽到应有的责任。
我还为陕北老区的老红军写了无数份证明信，对于恢复他们的名誉、使之得到应有的待遇和妥善安置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当时处于“文革”后期的混乱状态，上访人员无处接待。许多人听说我助人为乐，一传十、十传百，蒙冤受屈的人们抱着希望，不断登门请求帮助。我在雍村的家一时变成了上访的“接待站”。尽管每月32斤的粮食定量仅够糊口，但我仍然尽量设法让客人吃饱。
当时有人称“李赤然就象英国的不管大臣，什么都管”。还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诽谤我是西北“走资派”的“黑后台”。这引起省委的重视。李瑞山找我谈话，经过认真仔细的核实，证明我所做的事中，没有一件违犯了党的政策。李瑞山肯定了我替政府做了必不可少的“拾遗补缺”的工作。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论是为官还是为民，不论是在顺利的情况下，还是在危难之时，都应象个共产党员的样子。雍村8年，我虽处于十分困难的环境中，但共产主义信念没有动摇，共产党员的责任没有放弃。我还准备练好身体，有机会再为人民多干几年。
我每天坚持刻苦锻练，使膑骨已碎、韧带渐松、经常肿胀的膝关节逐渐健康起来。原来只能跛行，还常要依靠拐杖，现在却能日行6000步。我还患有胃窦炎、糖尿病、心脏病、脑供血不足等慢性病，但坚持早晚散步、打太极拳、做保健操，并注意劳逸结合、饮食适量，粗茶淡饭、心情开朗，努力和疾病作斗争，与健康同行，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其乐融融。健康的身体将保证我能做更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
一○、生活多美好（1978年——2006年）
●平反决定
1978年2月18日，中国共产党南京军区空军委员会作出了《关于为所谓参与空军‘罢官夺权’和‘盐城未遂兵变’中受到打击迫害和诬陷的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林彪反党集团及其死党吴法宪、江腾蛟一伙，为了其反党乱军、篡党夺权、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采取种种阴谋手段，造谣诬陷，捏造了一个所谓‘聂风智、顾前黑集团’，给聂凤智、顾前、张少虹等同志强加了参与空军的‘罢官夺权’、搞‘盐城未遂兵变’等莫须有的罪名。
在1967年12月召开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对聂凤智、顾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勋、薛毓芳等同志强加了参与空军的‘罢官夺权’、搞‘盐城未遂兵变’等莫须有的罪名。在1967年12月召开的南京军区空军党委四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对聂凤智、顾前、蔡永、李赤然、周正勋、薛毓芳等同志采取隔离看管、限制自由、打骂逼供等法西斯手段，进行重点批斗；并对另一些同志在小组批斗。尔后，有的送‘五·七’干校当候补学员，有的送农场监督劳动，有的专案审查，有的被迫害致残、致死。
现已查明，林彪及其死党吴法宪、江腾蛟一伙强加的所谓‘聂顾黑集团’参与空军‘罢官夺权’和‘盐城未遂政变’等罪名，纯系对一大批领导同志的诬陷、打击、迫害，是蓄意制造的冤案。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精神，南京军区空军党委五届七次全会决定，对上述案件中遭到打击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为因此而受到株连的家属、子女、亲属一律平反，恢复名誉。推倒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材料予以销毁。”
南京军区空军党委（盖章）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八日。
1979年7月9日，我接到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1979年4月9日的信。
1980年5月，我回南京军区空军办理8年中被没收的私人物品和个人应得待遇问题，包括从南京到西安的搬家费、房租费、书报费、所欠工资，以及妻子翟平因受株连而应恢复名誉等问题。赵昭政委、政治部车主任以及大多数干部群众积极帮我解决，他们找证据、查事实、立清单，很快将处理报告交到司令部。但司令员既不上报空军，也不给予答覆，还不满的宣扬：这些老家伙平反了还不满足，算什么待遇问题的帐！他对老同志毫无感情，目无党纪国法，致使此事久久未能解决。钱物、待遇对我本不是大事，但要讨个公道。
1981年8月，兰州军区空军通知我由雍村搬到兰空干休所归建。
●老骥伏枥
1982年5月，接到军委空军要我正式离休的命令，不久，我搬到西安兰空干休所四号。干休所有5栋兵团级住房，我这一套紧邻马路，噪音、污染严重，闲杂人员来往穿梭，极不安全。当时垃圾成堆，苍蝇老鼠横行。
按照军委总后的规定，我的住房面积应为270平方米。而这套亟待维修的房子是180平方米。1992年，兰空又增加了70平方米，每平方米给240元的修建费。这只是当时实际修建房屋所需费用的若干分之一，同兰州军区规定的每平方米600元的标准也有很大距离。
我自参加共产党，把生命都交给了革命事业，从不追逐名利地位，否则，按照我的资历和功勋，我也可以去争当个中将、上将。我信奉共产主义事业，注重共产主义者的人生实践。这绝不是一时一事，而是一世。所以，在我的生涯中，我能够面对威胁险阻和对我的不公正，也能够面对赞誉、成就和功勋。之所以谈及一些不公正的待遇问题，是感到许许多多已近风烛残年的为革命奉献了终生的老同志，应该得到有些部门的应有关爱与重视。
虽然离休了，我还是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晚年再做些工作。
我被聘为陕西省老年书法协会名誉会长，曾于1987年12月赴京筹备陕西省老年书画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