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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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德四师党支部根据每个党员的特点、活动能力、党性观念、学习优劣来分配任务，尽可能使每个党员都得到锻炼。党支部曾交给我一个任务：把英文教员脱党分子刘敬敏撵出学校，但是要把握好时机。不久，参加了学生反动组织“兄弟党”、来自佳县的李某，要抄袭白明德的英文习题，刘敬敏明知李的作弊行为却不干预。我发现后，在上课时揭穿了这一丑行，全班同学立刻提出质问，刘尴尬不堪。此后，只有少数几个“兄弟党”成员去听英文课，其他人“罢”他的课，他在学校实在呆不下去了，被校方解雇。这件事也大煞了“兄弟党”的嚣张气焰。
●绥德四师被查封
1930年12月11日，为纪念广州暴动三周年，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志士的滔天罪行，支部决定进行校外宣传活动。党、团组织带领党团员和党的外围组织分成数十路，冲向绥德井字形街道的大、小十字街以及近郊的兴店、龙儿湾、五里河等地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蒋梅生的反动军警闻讯后，全部出动，鸣枪驱赶学生。我们只好将没有散发出去的宣传品扔到二郎庙坡。这次行动虽产生一些宣传效果，但却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当晚学校被反动军队包围，军警们冲进学校，搜查、焚烧进步书籍，并勒令封闭学校。
这致命的打击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至少可以减少损失。此前，校长马济川和中心县委书记霍维德在“筹备广州暴动三周年纪念日”会上，曾建议在校内集会，以合法方式行动，尽量保护住这块革命阵地，他们的观点得到了我们这些曾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的部分同志的认同。但遭到多数委员的否决，并给持与马相同观点的同志扣上“右倾”的帽子。不明真相的学生还在校长的门上放置粪便盆子，用粪水浇他，用这种自以为是的“左派”方式侮辱马济川校长。
三天后，大家被迫离开了学校，临行时难舍难分。外县同学在离开绥德县城时，书籍报刊、衣物、钱财被反动军警洗劫一空，一些人只得沿路乞讨回家。不少穷苦学生从此失去了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
1923年在北京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李子洲，于1924年夏被推举为绥德四师的校长，他从各地聘请了一批学界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来办校。在其主持下，一方面革新校政，一方面利用学校阵地，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团员着手建党建团，四师逐步为我党所掌握，成为陕北革命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青年人在这所学校能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能经受革命熔炉的洗礼，能得到高尚情操的陶冶。它是在反革命白色统治下的一块净土，敌人称之为“赤化的大本营”，可惜这块阵地过早的且轻易的丢失了。
●中共瓦窑堡党支部
1930年底，我又回到了瓦窑堡，并重新负责起支部的工作。同时兼管东一区、北一区和安定县城党的工作。
当时，刘昌汉已被解雇，失去了合法的身份，生活既难以为继，工作也不易开展。我俩一商量，东拼西凑了四五元现金作本钱，开了一间小小的磨坊。我们白天汗流浃背，轮流推那四五十斤重的石磨，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晚上就从事党的工作。因时常还要接待过往同志，故不得不节衣缩食。
陕北特委的刘光贤、毕维周曾多次到瓦窑堡来，我们总是全力让他们吃好，并总以各种借口婉言推辞与他们共餐，以免他们发现我们的窘迫。临别时，我们总是为他们备足路费，并按时交纳党费。我们就这样坚持到1931年冬天。
在此期间，父母不忍见我日夜操劳，为我说了媳妇。她是女房东妹妹的女儿，叫侯瑞云，侯家洼人，和我同龄。她虽然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勤劳诚实，模样在当地也小有名气。当时，任县委书记的马文瑞时常来我家召开秘密会议，她就坐在门口做针线活，为我们放哨。虽说这门亲事是父母包办的，但她的到来，使我在艰苦的条件下，能更集中精力从事革命工作，也就心满意足了。
随着斗争的发展，随着环境的日益艰苦，党内的分化也更加明显了。由动摇走向叛变的井助农、孙绍山、营子硕等人咒骂共产党，恫吓党员，并准备出卖党的组织，向敌人卖身求荣。党依靠群众，同他们展开了坚决斗争。支部派孙绍山的亲戚朋友到齐家湾，向其父亲、兄弟交待党的政策，同时警告他们：如果孙绍山胆敢对党的组织下毒手，红军游击队绝不轻饶他，到时孙家恐难在此立足。孙的家人对他施加压力，其父对他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如果你敢抓安定县的一个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我就死在你的面前。一家老小的命可都捏在你手里。孙绍山，井助农和营子硕等人，只得逃到横山绥（德）米（脂）一带。
还有个别人经不住物质诱惑。接替我负责支部工作的刘昌汉转移到苏区工作后，侯仰桓、史宗贤和营尔雄三人，私分了红二十六军杨琪等人捎回的安家银元及贵重物资。组织令其交出时，他们无法退还，又不改正错误，有的投降了敌人，有的脱党。
叛徒及败类威胁着组织的安全，支部被迫转移到郊区的冯家屯、西门坪、河东一带继续坚持工作。
中共瓦窑堡党支部在险恶的环境中，没有被敌人摧垮，也没有被叛徒吓倒。他们工作的更加艰苦，也愈发出色。为保存和发展党的组织，为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不愧是瓦窑堡人民的优秀儿女。
●我任安定县北二区区委书记
1932年，特委派我到安定县北二区任中共区委书记，需要以“薛家渠二十三小学教员”的公开身份出头露面。我把瓦窑堡支部工作交给了刘昌汉等人后，用两个月的时间准备参加县上的小学教师招考。不久，在考试中我榜上有名，成为一名小学教师。被委派到薛家渠二十三小学任教。
安定县北二区与安定、绥德、清涧、横山四县接壤，东至老君殿，南至官道峁、玉家湾，西至角峪岔、石湾，北至大理河川的三黄峁、周家岭。南北是山，东西是小河川。绝大部分好地和川地都被薛家渠和角峪岔的几户地主霸占了。百姓受重租、重税的盘剥，生活极为贫困。不少人背井离乡，要饭逃荒；不少人鬻儿鬻女，以求糊口。
早在1927年，谢子长领导的安定县农民运动，就使北二区的革命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后来在共产党员薛毓瑞、李景膺、贺秉章、薛振昌等人的艰苦努力下，北二区的党团组织发展健全，工作开展的比较深入。
薛毓瑞出生于一个拥有3000多亩土地的大地主家庭。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北二区的区长。他免去贫、雇农的租税，领导全区农民抗粮、抗租，惩办恶霸地主、打击土豪劣绅，深受当地人民的崇敬和爱戴，被称为“救命恩人”。
担任区政府书记官的李景膺是薛毓瑞的得力助手。他足智多谋，在复杂险恶的环境里，仍然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决议和指示，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大革命失败后，北二区的党、团组织遭到破坏，革命群众遭到镇压。但这个地区党、团组织始终非常坚强，群众基础也很好，地理条件又有利于游击战的开展。因此，当中共安定县委派我来任区委书记时，曾指示我要把薛家渠第二十三小学改造成为党的活动基地。
●小学教师
当时的薛家渠第二十三小学掌握在民团头子折可达和土豪劣绅雷治富、薛俊英手中。薛的外甥把持学校大权，教学内容全部是封建旧文化。
中共安定县委指示我要首先从改变教学内容入手。我们组织安定县第一高小、瓦窑堡第二高小的进步教员出面，向县教育局提出：要求遵循中华民国的有关规定，改变第二十三小学陈旧落后的教学内容，实行新学制。这一要求合理合法，县教育局不得不责令该校照章办理，并同意派我到学校任教。但盘据学校已久的恶霸势力，以及死守封建糟粕的无能之辈，不甘自动退出，暗中纠集准备和我们较量一番。
当时的中共北二区委由我任书记，薛毓瑞任组织委员，贺秉章任宣传委员，薛振昌任委员，大家决心完成改造学校的任务。
我们首先把30多个在校学生，分为4个年级，用教育局统一印发的教材代替旧教材，重新设立了语文、算术、自然常识、历史地理、体育等课程。
第一节是语文课。我请来前任教员，让他们试教新课本。这需要讲解课文，但几个“秀才”对新文化知识一窍不通，大眼瞪小眼，急忙作揖推辞。第二节是自然课，请他们上台讲解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结果东拉西扯，风马牛不相及。其浮浅无知的狼狈相，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我上台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生动活泼的叙述，向学生们传授科学知识。新鲜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引起了听惯“之乎者也”的孩子们的兴趣，受到他们的欢迎。秀才、举人们无地自容，以各种借口逃离教室，剩下几个所谓德高望重者，也早已六神无主，生怕让他们上台示范新课本。
我对旧教员始终以礼相待，征求他们对课程安排的意见，并指出：你们不可误人子弟，要用新知识培养建国人材，方不辜负家长重托。他们连连称是，表示不再干预今后的教学工作，并同意我提出的由薛毓瑞担任学董的建议。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在校学生增加到50多人。
但斗争远没有结束。农历二月二俗称“龙抬头”，当地群众有写“祈雨祭文”的风俗。“祭文”过去一直是请秀才举人用文言文写。这次反动当局把写“祭文”的事交给了我，如果我这位教新文化的老师用了文言文，他们会指责我假进步；如果用白话文写，他们又会取笑我不懂老规矩。我和薛毓瑞共同起草了用白话文写的“祭文”，一改以往的内容和写法。文中说明天灾人祸虽都不利于民生，但“人祸”会促使天灾更加严重。我们详尽地列举了恶霸地主们的种种劣迹，指出这就是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人为的灾害。只有社会改变，才会国泰民安，也才有可能战胜天灾，才能获得真正的丰收。这篇“祭文”有理有据，有板有眼，既没“犯规矩”，又没用文言文，使封建遗老遗少们哑口无言，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此事刚过不久，薛俊英请我吃饭。桌上摆满了肉丝炒粉条、油煎鸡蛋、养面饸恪、油糕等陕北上等酒菜。他大肆吹捧：“李先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让学校大大变了样。学生长进不小，赞不绝口”。我不卑不亢：“我不过尽了个人菲薄之力而已，照过去的教育法，毁我子孙、毁我民族。为改革教学我甘愿忍受误解、诬陷、刁难。”“李先生行为端正，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教学有方，没人敢刁难，恐怕是你多虑了。”
“这半年，我可没少遭人暗算。”我列举了一系列事实。薛坐不住了，马上改变话题：“我们不谈这些。李先生贵庚？”
“不满二十”。
“想必日子过得不错了？”
“俗话说，‘家有二斗粮，不当小儿王’。迫不得已，去念的省立第四师范，而且全靠教员和友人的资助。”
“寒门出贵子嘛！娶亲没有？我做媒人如何？”
不等我答腔，他就喊：“冬梅，上油糕、饴恪！”随声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姑娘，扭怩作态，我打心眼儿里觉得不舒服。薛低眉斜眼地说：“这是我侄女，还未定亲，你看如何？”
“婚姻大事，我做不了主，以后再说吧。”
回校后，我立即召集薛毓瑞、薛振昌研究这个情况，贺秉章因家住在较远的南沟岔，未能参加。大家认为，这是施的“美人计”，但为了稳住对方，进一步掌握了解他们的情况，巩固小学校这个阵地，一致同意了我提出的“将计就计”的意见。第二天，我给了薛俊英一个模棱两可的答复。此后，学校的工作少了不少干扰。
在两年的时间里，党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党员由原来的五六个发展到30多个，吸收了不少觉悟高的雇农、贫农加入党的组织，如马生海等。史法直（原名郝新民）、强世清领导的游击队常利用小学校开展活动。我们和石窑湾折可达民团中的地下党员贺吉祥、栾新春等也取得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