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赤然将军回忆录-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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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任政委。

1945年10月上旬西北局常委决定派我去三团，征求我意见时，我说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到三团后，我首先将“七大”精神传达到连级干部，还多次指导全团指战员学习“七大”精神，并要求大家坚决贯彻落实。经过学习，指战员都决心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历史已证明三团是一支钢铁部队。解放战争中立下过伟大的战功，被第一野战司令彭德怀授予“守如泰山”的英雄团。全国解放后，在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中担任反击部队，坚持6天6夜，迂回包围了印度军队，消灭他们5个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担任西藏公路的修建重任。在新疆形势紧张时，被指定为乌鲁木齐市的机动部队。

12月调我去分区任主任，不到一个月又调我到联防军任民运部长兼敌工部长。不久敌寥昂进攻关中分区，因形势需要组成前敌指挥部，我为政治部主任。

○六、彭大将军指挥我们解放大西北（1946—1952）

●骑六师政委

1947年，中共中央、边区政府等机关决定撤出延安。当时，我正在赴教导旅去任副政委的途中，又接到改任陇东分区副政委的命令。那时正是实行军队领导一元化的时期。当西北局转移到米脂县杨家沟时，调我到四纵队任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已下。我提出国内战争已全面爆发，到战斗部队工作比较合适。西北局同意并委派我到骑六师任政委。这对我是个新的考验。

骑六师是胡景铎率领一个团起义后组建的部队，不到2000人。该部的起义是由毛泽东亲自策划的。它证明了国民党部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反对内战者大有人在。尤其是起义发生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共势力和国际反共力量形成了统一战线、自以为势力强大、很快就能消灭共产党之际，其政治意义就显得更加深远。

胡起义时，西北局曾派范明任政治部主任，以及师源等少数同志到该部队进行工作。由于各种原因，部队改造受到一定的影响。胡家乃几代军人世家，在省内外有很大影响。组织上派我去与胡共事，我深感责任的份量，这可是毛泽东亲自策划起义的部队，事关重大不允许出现差错，搞不好会损害党的利益。我虽感到难以胜任，可大敌当前，西北局已经决定，组织上这么信任，就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经慎重分析，我向上级提出：由西北局召开小型会议，在会上我与胡景铎师长见面，双方当面明确任务；再派30个军政干部到该师配合我工作。我认为改造一个部队不能操之过急，允许我花时间了解清楚胡师长的意见后再进行工作。

习仲勋采纳了我的建议，他亲自召开小型座谈会。他先介绍了胡与我的简历，然后胡发言，他表示欢迎我到骑六师任政委，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组成党委会和常委制，建议我为书记，领导部队进行政治工作。他的表态使我心中有了数，我提出建立集体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师长可放手抓部队的训练、作战、后勤、卫生等军队建设。我作为政委，一定要做好政治思想方面的保证工作，协助师长树立军事上的权威，互相尊重，互相配合，把骑六师建设成一支坚强的革命队伍。会上，胡表示愿意接受30个军政干部到基层工作。第一次的见面会大家都感到满意。

会后，我与胡回到部队，召开了全师军人大会，由胡传达西北局的决定，并介绍了我的简历，全体指战员长时间的鼓掌，表示对我的欢迎。我在讲话中强调：你们在胡师长的领导下，能在蒋介石气焰嚣张、不可一世之时起义，说明了你们已认清国民党的腐败，已预见到蒋介石的统治不会长久。你们的起义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具有很大的影响。对胡师长的爱国之举，对你们的正义行为，我深表敬佩。我愿意与胡师长及全体指战员一起，力争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我们的部队建设成一支真正为中国人民为中国革命而战的坚强之师！

军人大会后，西北局派来的同志分别到各自的岗位上任职。杨拯民任副师长，张涛任参谋长，师源任政治部主任，赵征任一团政委，魏玉金任二团政委，吕正修任三团政委，牛占彪任二团副团长，其他同志任政治指导员。该师缺营编制。

各级领导加强后，立即开展了清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对中国人民侵略压榨的诉苦运动。经过一周的教育，部队出现了旧军队从未有过的士气高涨、纪律严明、官兵团结一致的崭新局面。在此期间，西北局还动员了子长县1000多子弟补充骑六师。

这支队伍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革命队伍，它培养、并输送了大批优秀指挥员到各条战线担任重要工作。如：胡景铎、李振华、姚绍文、范子英、张亚雄、同培贤等。

●宜川瓦子街战役

1948年1月骑六师归属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建制。2月29日参加了宜川瓦子街战斗，由彭德怀亲自指挥。他于2月27日在延长县安沟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我和杨拯民参加了。会上提出三种作战方案：一是到陇东地区作战；二是小关中作战；三是围宜川、调动出洛川之敌刘戡之部伺机歼灭之。经反复讨论，决定实施第三方案。彭总即率领各纵队、各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侦察地形，选择阵地，划分各部队作战分界线与衔接区。最后确定瓦子街为设伏主阵地，若敌军由洛川经茶坊到宜川来解围，此处是必经之路。沿路两侧山脉纵横、森林密布、道路崎岖，路南紧靠小河，是理想之伏击阵地。

作战部署为：一纵负责断敌退路；二纵由南向北，四纵由北向南，将敌压迫到狭窄的川道里；四纵骑六师监视和抗击延安增援之敌；地方独立团担任诱敌深入，只准牵而不准失；尔后全线出击，全部彻底消灭之。

29日天降大雪，敌刘戡果然被彭总牵到瓦子街全歼。接着乘胜解放了陕西省的东府白水、蒲城等城镇和广阔的产粮区。我军在宜、瓦战斗前只能依靠晋西北与其他地区运来的发霉的玉米和西北地区的少量黑豆充饥。这场战斗的胜利，也解决了部队吃粮、兵源及物资供应的紧迫问题。

宜瓦战斗共歼敌5个旅、35000人，毙、伤国民党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九O师师长严明等7000人；俘二十九军参谋长刘振世，二十七师副师长李奇亭，九O师参谋厂曾文思等以下20000多人。

宜瓦战役是西北解放战场外线进攻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它粉碎了国民党军阻止西北野战军外线南下作战的企图，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并给中原战场以影响。3月3日中共中央电贺西北野战军这一伟大胜利。

但令人不解的是，相隔40年后的1987年春，在宜（川）瓦（子街）烈士纪念碑的揭碑仪式上，和我们一起参加过宜瓦之战的原第四纵队司令员却一口咬定骑六师没有参加宜瓦战役。人们把宜瓦战役纪念馆中有关历史资料摆出、又经原骑六师干部胡汉俊叙述当时骑六师如何抗击延长方面敌人的增援以及具体抗击地段后，他才表示记错了。谁知揭碑仪式后仅三天，他在西安又重弹“骑六师没有参加宜瓦战役”的“老调”，实在令人费解。

●西府战役

宜瓦战役胜利结束后，部队在蒲城、白水一带休整了一个时期，于1948年4月参加了解放宝鸡的西府战役。

1948年，我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兼政委的指挥下，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发动了春季攻势，转入外线作战。在取得了宜川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后，彭德怀同志根据敌人兵力的运动和变化，毅然决定改变攻洛打援、收复延安的计划，采取大踏步地向胡宗南的后方进军，相机攻占宝鸡，调敌于运动之中而歼灭之，达到开辟麟游山、陇山新根据地，巩固我军后方和黄龙新解放区的目的，这就是著名的西府战役。彭德怀同志将此作战计划上报中央后，得到了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肯定，毛泽东主席于4月26日复电彭德怀“你们第一步向泾渭之间，第二步向甘肃，甚好。”这一正确的战役决策充分展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才能。

在彭德怀同志指挥下，我西北野战军在攻打数日后于1948年4月26日22时许攻克宝鸡重镇，守敌整编第78师中将师长徐宝炸伤被俘，于翌日因伤重而亡，我军缴获了这一重要补给基地的全部物资。

西府战役的发动大大震撼了延安及洛川守敌，4月21日凌晨，延安守敌整编第17师弃城南逃，23日退到洛川，25日又会同洛川守敌整编第61旅等部及地方武装并眷属共约三万人，继续沿洛（川）白（水）公路溃逃。

我革命圣地延安在被敌占领一年一个月又三天后，于4月21日被我延属分区收复，洛川亦于25日被我三纵队解放，正如彭德怀同志所料，延安、洛川守敌“不战自退”。

我西北野战军胜利进军西府，摧毁了国民党宝鸡补给基地，收复了延安、解放了洛川，巩固了后方和黄龙新解放区。

为了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既定目标：粉碎敌人夹击企图，抢运宝鸡大量军事物资，然后北上麟游山区建立根据地。彭德怀决定争取时间，使主力稍加休整，寻机再歼灭胡宗南三、四个旅及青马整编第八十二师一个旅。而实现这一战略意图的关键在于：由扶风到凤翔间对敌裴昌会兵团的抗击。彭德怀同志命令王世泰、张仲良指挥的第四纵队去完成这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根据原作战计划，王世泰、张仲良应指挥四纵队以一旅、三旅在陇海路正面即武功一线抗击西安胡宗南部；骑六师部署在西兰公路的乾县、武则天陵，主要任务是保护四纵主力的左侧安全。

战斗打响后我师姚绍文副参谋长和第一团团长张亚雄在乾陵阵地粉碎敌人数次攻击，一直坚持到黄昏。我师部与四纵队进行了无数次空中联系均无效，却只听到炮声由我师右前方逐渐转移到右后方，由密集到无声。我感到情况有异，立即召集杨拯民、张涛、师源研究新情况和对策。他们认为大兵团作战不该有异，我提出前沿部队若发现新情况，有责任随时报告统帅部。我师与纵队联系不上，应报野战军总部请示下一步行动。而我们自己必须做好应急准备，以防真有变化。

大家认为有道理，于是部队凌晨2时吃毕早饭，拂晓过西兰公路，强渡泾河，向小关中转移集结并呼叫总部电台，以期联系。但仍无结果。此时六纵队政委徐立清气喘吁吁来到师部，说敌骑兵马继援部袭击了正在休整的六纵队，敌正由西向东袭来。幸亏我师做了应急准备，能从容占领西兰公路要冲，扼守住了两侧制高点，使敌先头部队受阻，他们疑有伏兵而后撤，从而保证部队的安全撤退。

第二天黄昏我们赶到转角集结地，我们与纵队和总部仍然联系不上，只好根据炮声、枪声来判断情况。当听到甘肃省宁县、正宁方面枪炮声隆隆时，我毫不迟疑的命令李全图营长率领全营指战员跳过早胜附近一条沟，占领对面沟阵地，筑好野战工事，准备抗击任何方面过来的敌军。恰好彭德怀、阎揆要、张文舟、王政柱等指挥部机关人员撤退过来，敌骑兵正尾追他们，不料进到李营长所构筑的阵地附近，被我突然而猛烈的火力迅速击溃，夺路而逃。从而保证了总部的安全。

彭总对骑六师能在危急关头接应总部给了很高的评价。他特别赞赏一个起义部队能据枪炮声判断情况，并能自觉以枪声为令、毫不犹豫冲人险境，实在难能可贵。当我们用馍、土豆丝、炒鸡蛋、稀饭招待彭总等人后，他特别高兴：你们用简单的饭菜招待我们，真是太好了，这样我才吃得饱，睡得好。艰苦朴素的作风可要坚持下去啊。我熟知彭总对奢侈浪费深恶痛绝。

●新式整军

总部于1948年5月26日至6月1日在洛川县土基镇召开了旅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第二次扩大会议，总结春季攻势，重点是总结西府战役经验教训。并进行“诉苦”、“三查”，即“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的新式整军。与会者有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贺龙（副司令员）、习勋仲（副政委）、甘泗淇（政治部主任）、张文舟（参谋长）等领导及野战军师以上干部；四纵队王世泰、张仲良、高锦纯、左爱、黄罗斌（缺席）、高维嵩、李宗贵、杨拯民和一纵、三纵、六纵师以上干部共80余人。

西府战役的战略意图是十分明确的，而实现彭德怀战略意图的重要关键是我军在扶风至风翔之问对敌裴昌会兵团的抗击。西北野战军阻援部队共3个旅，要抗击裴的4个整编师显然兵力不足，但若坚决抗击，给西进之敌以杀伤和消耗，就可以为我军争取时间，迟滞敌人进攻，从而实现我军整体战略目标。

但是担任这一关键阻击任务的第四纵队司令员却违背最基本的军事常识，未